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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企业生产、工程建设和交通领域倒塌、火灾等安全事故频发，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很大损失，制约了经济的平稳发展，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些重大责任事故的频频发生，与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和徇私舞弊、贪污贿赂戚戚相关。但是，由于相关渎职犯罪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偏差，事故调查工作机制不够完善，检察机关在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时职责含混不清，严重影响了对渎职犯罪的查处和惩治，同时渎职犯罪法定刑偏低，案件处理轻刑化，对渎职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拟就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提出解决对策。
一、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的法律依据
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下称《条例》）进一步明确规定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2007年10月23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中的联系和配合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中，对《暂行规定》作了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各级检察机关的职责职能，强化了可操作性。以上文件的颁布施行为检察机关同步介入事故调查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对介入人员的地位及职责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查办其背后涉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陷于被动地位。
二、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的困惑
（一）介入人员地位不明确
《暂行规定》要求，事故调查组邀请同级检察机关参加重大责任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和检察机关所派人员应当积极配合，紧密协作，在事故调查组的领导下，各自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开展调查工作。但是检察机关所派人员是否属于事故调查组成员存在异议，导致介入过程中与事故调查组关系定位不清，影响介入效果。实践中，检察机关介入事故调查，多数是作为事故调查组的成员单位之一，在调查组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具体的事故调查工作，并在《事故调查报告》上签字。这样，检察机关在事故调查中的地位含糊不独立，直接后果是“种好了别人的田，却荒了自己的地”。
（二）介入任务不清
《实施办法》明确反渎职侵权部门作为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工作的职能部门，但是对检察机关参与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工作的主要任务却界定为受理举报、接受线索；发现并侦查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提起公诉等，造成反渎职侵权部门在介入过程中职责含混不清，影响了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的效果，不能同步开展检察调查掌握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手资料。
（三）立法过于宽泛模糊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7月26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该规定对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作了明确、具体的释义。其前7条较好理解，但第8条“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第9条“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较难把握。由于没有明确具体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认识不同，掌握政策不同，对一起案件认定也就不同。第8条规定的立案标准是渎职犯罪行为造成的非物质性损害后果，其表现形式不像前7条规定的危害结果那样具有直观性和可计量性，而是要通过对社会动态（群众反映、社会秩序等）的综合表现才能呈现出来。第9条的“遭受重大损失”也没有明确的解释。在犯罪后果的解释上，我国刑法历来坚持客观化的立场，主张犯罪构成中的物质损失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所谓间接损失；要求损失的认定需有明确的证据支持，而不是基于大致推断。非物质性损害结果渎职犯罪因没有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尽管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但却没有达到现行立案标准中损害结果的硬性数额规定，造成对此类渎职行为在立案、侦查、起诉、判决等司法认定方面，面临诸多难题和尴尬局面。
三、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工作机制的完善建议
（一）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介入事故调查的法律定位
检察机关事故调查是司法调查，事故调查组的调查总体上是行政调查和行政归责，因此事故调查不能代替检察调查。检察机关参与事故调查的人员参与事故调查但不是事故调查组成员，要立足检察职能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实践中，生产安全领域的监管部门为安监部门、消防安全的监管部门为消防机构，一旦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其调查组的牵头部门也多为相应监管部门。而检察机关介入重大责任事故的调查方向即为上述监管部门，二者关系属于天然对立。根据《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可见，事故调查组的组成成员仅限于行政机关，对于检察机关则属于被邀请参加事故调查，并非事故调查组成员。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及其所派人员应当独立参与重大责任事故调查。但独立并非对立，仍应当强调检察机关与事故调查组要互通情况，协调配合，形成打击合力。检察机关的同步介入调查不仅是调查重大安全事故背后的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行为，更多的是最大限度地掌握事故发生的各类原始资料，防止有关部门在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销毁证据、涂改证据、串供等不利于刑事侦查的不法行为，加强对重大安全事故背后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行为的事前、事后监督。
（二）《事故调查报告》中增加安全监管部门责任认定
根据《暂行规定》的要求，事故调查组召开的有关会议，应当及时通知检察机关人员参加，事故调查组和检察机关在事故调查和案件查处工作中，要互通情况。对于检察机关调查中发现安全监管机关有关人员有渎职行为、涉嫌渎职犯罪的，检察机关介入人员应当根据案件查处情况进行准确论证，并向事故调查组及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调查报告》中应当根据检察机关的意见明确表述安全监管部门有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和处理意见，为检察机关依法立案查处事故所涉渎职犯罪打下基础。
（三）尽可能完善立法
1.形成统一的事故类型、等级标准。对火灾、环境污染等事故也参照《条例》的规定按照死伤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区分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并且，检察机关介入重大责任事故中的“重大”不应当界定为事故等级，而是对责任的界定，区别于一般行政责任。必须明确渎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查清造成损失后果的具体行為究竟是哪个或哪几个。造成渎职罪损害结果的责任人员，应按照其责任的大小承担相应的渎职罪责。侦查取证时应注意划分直接责任人员和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而且还要划清直接责任人员和领导的责任。
2.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对非物质性损害结果进一步具体化。由于渎职罪非物质性损害结果相关条文的概括性，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或不完善，需要通过立法加以改进。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总结过往判案的基础上，使这些非物质性重大损失获得进一步类型化和确定化的规定。明确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遭受重大损失”等模糊性用语的法定情形。对于渎职侵权的“情节严重”应采取列举式规定，凡是符合明确规定的“情节严重”就必须排除适用“免予刑事处罚”、“宣告缓刑”。此外，还应具体规定与犯罪情节相对应的量刑标准，合理设置量刑幅度。
（四）扩宽渠道，强化监督
在城市化建设经济发展大局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未批先建的现象，致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不知情，必然导致监管缺失的情形，给查办渎职犯罪带来困难。为此，检察机关可以在重点的生产、经营企业或有关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设立检察联络室，派驻专门的检察工作人员，近距离、直观地对这些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情况进行法律监督，对那些规模较小、管理与设施较为缺乏的生产经营企业容易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进行事前预防。
参考文献：
[1]陈冰琪：《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结果初探》载于2010年8月《法学研究》154-155页。
[2]李文生主编，《反渎职侵权工作指导与参考》，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第107页。
[3]李洁：《非物质性犯罪结果应否成为构成结果探论》载于《当代法学》1993年第4期，第29页-30页。
[4]农中校：《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之功能透析——以犯罪防控为视角》，载《学术论坛》，2010年第8期。
一、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的法律依据
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下称《条例》）进一步明确规定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2007年10月23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中的联系和配合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中，对《暂行规定》作了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各级检察机关的职责职能，强化了可操作性。以上文件的颁布施行为检察机关同步介入事故调查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对介入人员的地位及职责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查办其背后涉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陷于被动地位。
二、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的困惑
（一）介入人员地位不明确
《暂行规定》要求，事故调查组邀请同级检察机关参加重大责任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和检察机关所派人员应当积极配合，紧密协作，在事故调查组的领导下，各自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开展调查工作。但是检察机关所派人员是否属于事故调查组成员存在异议，导致介入过程中与事故调查组关系定位不清，影响介入效果。实践中，检察机关介入事故调查，多数是作为事故调查组的成员单位之一，在调查组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具体的事故调查工作，并在《事故调查报告》上签字。这样，检察机关在事故调查中的地位含糊不独立，直接后果是“种好了别人的田，却荒了自己的地”。
（二）介入任务不清
《实施办法》明确反渎职侵权部门作为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工作的职能部门，但是对检察机关参与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工作的主要任务却界定为受理举报、接受线索；发现并侦查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提起公诉等，造成反渎职侵权部门在介入过程中职责含混不清，影响了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的效果，不能同步开展检察调查掌握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手资料。
（三）立法过于宽泛模糊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7月26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该规定对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作了明确、具体的释义。其前7条较好理解，但第8条“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第9条“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较难把握。由于没有明确具体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认识不同，掌握政策不同，对一起案件认定也就不同。第8条规定的立案标准是渎职犯罪行为造成的非物质性损害后果，其表现形式不像前7条规定的危害结果那样具有直观性和可计量性，而是要通过对社会动态（群众反映、社会秩序等）的综合表现才能呈现出来。第9条的“遭受重大损失”也没有明确的解释。在犯罪后果的解释上，我国刑法历来坚持客观化的立场，主张犯罪构成中的物质损失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所谓间接损失；要求损失的认定需有明确的证据支持，而不是基于大致推断。非物质性损害结果渎职犯罪因没有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尽管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但却没有达到现行立案标准中损害结果的硬性数额规定，造成对此类渎职行为在立案、侦查、起诉、判决等司法认定方面，面临诸多难题和尴尬局面。
三、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工作机制的完善建议
（一）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介入事故调查的法律定位
检察机关事故调查是司法调查，事故调查组的调查总体上是行政调查和行政归责，因此事故调查不能代替检察调查。检察机关参与事故调查的人员参与事故调查但不是事故调查组成员，要立足检察职能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实践中，生产安全领域的监管部门为安监部门、消防安全的监管部门为消防机构，一旦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其调查组的牵头部门也多为相应监管部门。而检察机关介入重大责任事故的调查方向即为上述监管部门，二者关系属于天然对立。根据《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可见，事故调查组的组成成员仅限于行政机关，对于检察机关则属于被邀请参加事故调查，并非事故调查组成员。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及其所派人员应当独立参与重大责任事故调查。但独立并非对立，仍应当强调检察机关与事故调查组要互通情况，协调配合，形成打击合力。检察机关的同步介入调查不仅是调查重大安全事故背后的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行为，更多的是最大限度地掌握事故发生的各类原始资料，防止有关部门在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销毁证据、涂改证据、串供等不利于刑事侦查的不法行为，加强对重大安全事故背后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行为的事前、事后监督。
（二）《事故调查报告》中增加安全监管部门责任认定
根据《暂行规定》的要求，事故调查组召开的有关会议，应当及时通知检察机关人员参加，事故调查组和检察机关在事故调查和案件查处工作中，要互通情况。对于检察机关调查中发现安全监管机关有关人员有渎职行为、涉嫌渎职犯罪的，检察机关介入人员应当根据案件查处情况进行准确论证，并向事故调查组及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调查报告》中应当根据检察机关的意见明确表述安全监管部门有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和处理意见，为检察机关依法立案查处事故所涉渎职犯罪打下基础。
（三）尽可能完善立法
1.形成统一的事故类型、等级标准。对火灾、环境污染等事故也参照《条例》的规定按照死伤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区分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并且，检察机关介入重大责任事故中的“重大”不应当界定为事故等级，而是对责任的界定，区别于一般行政责任。必须明确渎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查清造成损失后果的具体行為究竟是哪个或哪几个。造成渎职罪损害结果的责任人员，应按照其责任的大小承担相应的渎职罪责。侦查取证时应注意划分直接责任人员和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而且还要划清直接责任人员和领导的责任。
2.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对非物质性损害结果进一步具体化。由于渎职罪非物质性损害结果相关条文的概括性，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或不完善，需要通过立法加以改进。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总结过往判案的基础上，使这些非物质性重大损失获得进一步类型化和确定化的规定。明确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遭受重大损失”等模糊性用语的法定情形。对于渎职侵权的“情节严重”应采取列举式规定，凡是符合明确规定的“情节严重”就必须排除适用“免予刑事处罚”、“宣告缓刑”。此外，还应具体规定与犯罪情节相对应的量刑标准，合理设置量刑幅度。
（四）扩宽渠道，强化监督
在城市化建设经济发展大局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未批先建的现象，致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不知情，必然导致监管缺失的情形，给查办渎职犯罪带来困难。为此，检察机关可以在重点的生产、经营企业或有关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设立检察联络室，派驻专门的检察工作人员，近距离、直观地对这些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情况进行法律监督，对那些规模较小、管理与设施较为缺乏的生产经营企业容易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进行事前预防。
参考文献：
[1]陈冰琪：《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结果初探》载于2010年8月《法学研究》154-155页。
[2]李文生主编，《反渎职侵权工作指导与参考》，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第107页。
[3]李洁：《非物质性犯罪结果应否成为构成结果探论》载于《当代法学》1993年第4期，第29页-30页。
[4]农中校：《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之功能透析——以犯罪防控为视角》，载《学术论坛》，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