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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力量有多大？有时候，他只能作用于自己，满足日常生活和工作需求；有时候，他能影响别人，以行动感染和聚集一群人，协力解决身边的社会问题。
雷闯现在不爱拍砖了，他更希望用徒步上京这样温和的方式为乙肝患者发声；安猪现在将更多精力放在“一公斤盒子”上，他和他的团队正努力让偏远地区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碧心爸爸开了一家爱心发廊，希望将爱心义剪的薪火传承下去。
他们是公益人，他们也是平凡人，如你我中的一员。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认为，公益是自我发现问题、自我寻找解决办法、自我凝聚力量的过程，中国公益特别需要这样一群人，他们有想法，有创意，肯主动做事，愿意承担责任，建立公民社会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愿望和行动力。
雷闯、安猪、碧心爸爸都曾获得责任中国的“公益行动奖”，时光流逝，当年血气方刚的行动者们，如今是否依然怀揣着理念前行？
“乙肝斗士”徒步上京
大学毕业，找份体面的工作，努力三五年，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这本是许多年轻人的生活轨迹。但“乙肝斗士”雷闯偏不。
去年4月，硕士毕业那天，他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门口撕掉毕业证书，决定用一年时间，“用脚步丈量中国”。一年多来，他发起“益行去北京”活动，两次徒步走到北京，目的是给国家卫计委送信，希望将乙肝药物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在乙肝病人仍然受到不公对待的今天，这位“乙肝斗士”选择用“苦行僧”的方法为他们发声。
雷闯翻查相关资料及文件得知，中国有近1亿人长期携带乙肝病毒，其中需用药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有2000多万。一月的药费几百元到上千元，并且需要持续数年用药，不能间断。遗憾的是，乙肝抗病毒药物未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去年夏天，雷闯带着写好的建议信，沿着京杭大运河徒步走向位于北京的国家卫计委。他给自己的行动取名为“益行去北京”，寓意“为了公众利益去行走”。
一个人的行走是孤独和难受的，没走两天，雷闯的身体就开始感觉不舒服，在最累的时候，他甚至想过搭顺风车，或者走到苏州镇江就打道回府。不过踏上苏州地界后，身体的不适应开始消退，一路风景越来越好，他走得越来越顺。
许多网友看到他的消息后，陪着他一起行走。在江苏常州，一名网友给他送来200元路费；在山东梁山，一位脊柱三级残疾的网友陪他走了一天半；还有一名网友，用30天的时间，陪他从江苏镇江走到山东济宁……
当然，进京的路径并非一帆风顺，雷闯说，在路上也遇到过把他吓哭的事，在山东德州，他遭遇持刀抢劫，被抢走几十元钱。
走了80天，1500多公里，雷闯来到了国家卫计委门口，将建议信交给了工作人员。这封建议信得到国家卫计委主任的批示，要求疾控局牵头研究雷闯的来信，并会同有关司局研究逐步有序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的措施。
但雷闯并没有停步，一年后的夏天，他再次带着建议信“益行去北京”。这次，他从辽宁省葫芦岛出发，沿渤海湾步行，终点同样是北京。不同的是，这次他向国家发改委、国家卫计委和国家人社部递交建议信，希望三部委能共同努力降低乙肝药物价格。
这一次，雷闯有了更多的公益小伙伴。许多网友在网上给他捐款，用于帮助那些愿意参与行走的志愿者，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但雷闯很快发现，参加的志愿者太多了，如果包吃包住，花费太大了，“只能临时决定只包住不包吃”。
走到秦皇岛时，一名高三男孩加入，希望利用暑假参加行走。加入雷闯队伍前，他不知道情况有变，只包住不包吃，出门时只带了50块，最后没办法，就帮人背包或者洗衣服，报酬就是别人请他吃饭。“就这样走了20天，到北京了，50块钱还没花完！”
快到北京时，远在重庆老家的闯爸坐火车赶来，陪着儿子走进北京。闯爸见到儿子，第一句话就说，明年不要再走了，找点正经事做。雷闯没有辩解，因为在爸妈的眼里，他现在做的所谓的公益就是“旁门左道”。
其实在雷闯心里，他希望把这种“旁门左道”发扬光大。
去年底，他成立亿友公益小组，旨在为乙肝群众权益发声。他在博客上写道：“人人都应有参与的意识，只有人人参与了社会问题才会得以解决，社会才会更和谐，而社会和谐的受益者是人人。脚踏实地，做不可能之事！”
板砖曾经是雷闯的标志性“道具”，但这两次徒步行走，他没有往包里装上两块砖头，而是选择了一盆绿色的芦荟。因为他觉得，绿色代表希望。
社会创业者寻找盈利模式
一开始，余志海只是想让公益这件事变得有趣好玩，谁也没有想到，到了后来，他会用一整套商业方法来运营他的公益产品。余志海，圈内人称“安猪”，现在是一名职业公益人，最被人所熟知的大概是他在2004年发起的“多背一公斤”公益活动。这个活动鼓励旅游者在出游时多背至少1公斤物资，带给沿途的贫困学校和孩子。10年来，“多背一公斤”走进全国1600多所乡村学校。
与“多背一公斤”相比，安猪的另一款公益产品“一公斤盒子”的名气却小得多。但对于安猪而言，“一公斤盒子”却是实践公益理念的载体。
早在2008年成立爱聚公益创新机构（下称“爱聚公益”）时，安猪就隐约感觉到，自己想要做的是社会企业，经济独立，自己养活自己。当时，在安猪的脑海里还没形成一个清晰概念，对于如何能“既赚钱又做好事”，他一无所知。
在公益领域创业，其实没有想象中容易。接下来几年，安猪试过卖公益贺卡，也尝试过建公益图书馆，但都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仍然是捐钱捐物的老套手法。
安猪到底想要什么？他也不清楚。
直到2011年，一家网站找上门来，想跟安猪合作做点公益营销，一个想法萌生了：能不能设计一个盒子，里边装着教学材料和活动教案，老师拿到盒子后，可以给孩子们上一节主题课？要知道，当时中国许多偏远地区的乡村学校，因为缺乏教学用品，根本无法开展素质教育。
雷闯现在不爱拍砖了，他更希望用徒步上京这样温和的方式为乙肝患者发声；安猪现在将更多精力放在“一公斤盒子”上，他和他的团队正努力让偏远地区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碧心爸爸开了一家爱心发廊，希望将爱心义剪的薪火传承下去。
他们是公益人，他们也是平凡人，如你我中的一员。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认为，公益是自我发现问题、自我寻找解决办法、自我凝聚力量的过程，中国公益特别需要这样一群人，他们有想法，有创意，肯主动做事，愿意承担责任，建立公民社会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愿望和行动力。
雷闯、安猪、碧心爸爸都曾获得责任中国的“公益行动奖”，时光流逝，当年血气方刚的行动者们，如今是否依然怀揣着理念前行？
“乙肝斗士”徒步上京
大学毕业，找份体面的工作，努力三五年，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这本是许多年轻人的生活轨迹。但“乙肝斗士”雷闯偏不。
去年4月，硕士毕业那天，他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门口撕掉毕业证书，决定用一年时间，“用脚步丈量中国”。一年多来，他发起“益行去北京”活动，两次徒步走到北京，目的是给国家卫计委送信，希望将乙肝药物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在乙肝病人仍然受到不公对待的今天，这位“乙肝斗士”选择用“苦行僧”的方法为他们发声。
雷闯翻查相关资料及文件得知，中国有近1亿人长期携带乙肝病毒，其中需用药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有2000多万。一月的药费几百元到上千元，并且需要持续数年用药，不能间断。遗憾的是，乙肝抗病毒药物未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去年夏天，雷闯带着写好的建议信，沿着京杭大运河徒步走向位于北京的国家卫计委。他给自己的行动取名为“益行去北京”，寓意“为了公众利益去行走”。
一个人的行走是孤独和难受的，没走两天，雷闯的身体就开始感觉不舒服，在最累的时候，他甚至想过搭顺风车，或者走到苏州镇江就打道回府。不过踏上苏州地界后，身体的不适应开始消退，一路风景越来越好，他走得越来越顺。
许多网友看到他的消息后，陪着他一起行走。在江苏常州，一名网友给他送来200元路费；在山东梁山，一位脊柱三级残疾的网友陪他走了一天半；还有一名网友，用30天的时间，陪他从江苏镇江走到山东济宁……
当然，进京的路径并非一帆风顺，雷闯说，在路上也遇到过把他吓哭的事，在山东德州，他遭遇持刀抢劫，被抢走几十元钱。
走了80天，1500多公里，雷闯来到了国家卫计委门口，将建议信交给了工作人员。这封建议信得到国家卫计委主任的批示，要求疾控局牵头研究雷闯的来信，并会同有关司局研究逐步有序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的措施。
但雷闯并没有停步，一年后的夏天，他再次带着建议信“益行去北京”。这次，他从辽宁省葫芦岛出发，沿渤海湾步行，终点同样是北京。不同的是，这次他向国家发改委、国家卫计委和国家人社部递交建议信，希望三部委能共同努力降低乙肝药物价格。
这一次，雷闯有了更多的公益小伙伴。许多网友在网上给他捐款，用于帮助那些愿意参与行走的志愿者，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但雷闯很快发现，参加的志愿者太多了，如果包吃包住，花费太大了，“只能临时决定只包住不包吃”。
走到秦皇岛时，一名高三男孩加入，希望利用暑假参加行走。加入雷闯队伍前，他不知道情况有变，只包住不包吃，出门时只带了50块，最后没办法，就帮人背包或者洗衣服，报酬就是别人请他吃饭。“就这样走了20天，到北京了，50块钱还没花完！”
快到北京时，远在重庆老家的闯爸坐火车赶来，陪着儿子走进北京。闯爸见到儿子，第一句话就说，明年不要再走了，找点正经事做。雷闯没有辩解，因为在爸妈的眼里，他现在做的所谓的公益就是“旁门左道”。
其实在雷闯心里，他希望把这种“旁门左道”发扬光大。
去年底，他成立亿友公益小组，旨在为乙肝群众权益发声。他在博客上写道：“人人都应有参与的意识，只有人人参与了社会问题才会得以解决，社会才会更和谐，而社会和谐的受益者是人人。脚踏实地，做不可能之事！”
板砖曾经是雷闯的标志性“道具”，但这两次徒步行走，他没有往包里装上两块砖头，而是选择了一盆绿色的芦荟。因为他觉得，绿色代表希望。
社会创业者寻找盈利模式
一开始，余志海只是想让公益这件事变得有趣好玩，谁也没有想到，到了后来，他会用一整套商业方法来运营他的公益产品。余志海，圈内人称“安猪”，现在是一名职业公益人，最被人所熟知的大概是他在2004年发起的“多背一公斤”公益活动。这个活动鼓励旅游者在出游时多背至少1公斤物资，带给沿途的贫困学校和孩子。10年来，“多背一公斤”走进全国1600多所乡村学校。
与“多背一公斤”相比，安猪的另一款公益产品“一公斤盒子”的名气却小得多。但对于安猪而言，“一公斤盒子”却是实践公益理念的载体。
早在2008年成立爱聚公益创新机构（下称“爱聚公益”）时，安猪就隐约感觉到，自己想要做的是社会企业，经济独立，自己养活自己。当时，在安猪的脑海里还没形成一个清晰概念，对于如何能“既赚钱又做好事”，他一无所知。
在公益领域创业，其实没有想象中容易。接下来几年，安猪试过卖公益贺卡，也尝试过建公益图书馆，但都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仍然是捐钱捐物的老套手法。
安猪到底想要什么？他也不清楚。
直到2011年，一家网站找上门来，想跟安猪合作做点公益营销，一个想法萌生了：能不能设计一个盒子，里边装着教学材料和活动教案，老师拿到盒子后，可以给孩子们上一节主题课？要知道，当时中国许多偏远地区的乡村学校，因为缺乏教学用品，根本无法开展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