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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编剧苏小卫看来,《唐山大地震》是一部“不那么概念化的類型片”,也是一部“很艺术的主流影片”。前者说明了影片并未照搬美国大片的固有模式,而是采用新视角;后者则表明电影从原著小说的“疼痛”主题转向了“亲情”与“疗伤”,其温暖的主调显然与主流价值观更为契合。
命题作文下的剧本改编
2009年初,苏小卫介入《唐山大地震》的剧本改编工作时,这个项目已经运作了很长时间。近一年前,这部由唐山市委书记赵勇最初策划筹拍的影片就已经定下来由唐山市广电局、华谊兄弟公司和中影集团共同合作,导演是冯小刚,剧本是华裔女作家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
与前期筹备相比,剧本的改编过程一波三折。最初冯小刚曾先后找过《集结号》编剧刘恒、《手机》编剧刘震云和《闯关东》的编剧高满堂,但都由于对方觉得地震题材扎堆难有空间或以没时间等原因而作罢。冯小刚又找来《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女编剧陈坪,陈坪还到唐山住了一个多月,采访了大量地震中的当事者,做出了一个剧本梗概。但华谊公司和冯小刚都不太满意。
最后,制片方才找到了现在的编剧苏小卫。现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副主任的苏小卫是导演霍建起的妻子,写过极为文艺的《那山那人那狗》和《暖》,也写过口碑不错的主旋律影片《沂蒙六姐妹》,曾获两次金鸡奖最佳编剧、两次华表奖优秀编剧。
“我是在一个比较清楚的框架下进行创作的,”苏小卫表示当时剧本已有初步的构架。“《唐山大地震》投入很大,是一个多方力量的集合,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主流电影。可以说,它从一诞生就像姚明和叶莉的孩子——注定是一个大个子。”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同时擅长细腻情感戏和主旋律电影的苏小卫,无疑是制片方所能想到的极佳人选。在行业里呆了那么多年,她能看出这样一部影片并不是个人经历表述式的作家电影,而是“选题、格局很大”的电影。她也很清楚剧本的主要诉求在哪里、该怎么去写:应当把原著、导演及制片方的诉求融合在一起。“比如唐山地方政府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个项目,他们是有很多话要说的——当然想要通过影片表述一些关于唐山及灾后重生的话题。”
在某种程度上,这部最早由唐山政府筹划并占最大投资比例的《唐山大地震》就是一篇“命题作文”——原著《余震》的名字被否决,投资方坚持将其定为《唐山大地震》,演员也都要使用唐山话。一个自由惯了的编剧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命题作文”有太多束缚,而对平日里经常接触主流影片、参与剧本论证的苏小卫而言,有时命题作文更好写——它正好能够承载她平日的积累和思考,“就像《沂蒙六姐妹》,如果没有人要求你,你也不会想到去写。”
因而,她并没有觉得表达唐山政府方面的诉求和写一个好故事之间有什么冲突。“从最初的讨论,我跟制片方、导演就没有特别大的矛盾,而是一开始就达成了一些共识。”
最重要的一个共识是,他们都希望电影成为一个温暖的故事。原著小说关注的中心是地震给人带来的“疼痛”,比较个人化;而改编后的主流电影当然不能去表达“人生是绝望的”。好比制片方认为,小说中养父对女儿有性侵犯行为的情节“有违人伦”,于是剧本中的养父转为了一个正直而慈爱的军人;影片的关键词也从原著里的“疼痛”转成了“修复疼痛”及其途径“亲情”。
“其实我也是在写一种美好的理想。随着人和社会的成长,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克服的,哪怕如此极端的伤害,”苏小卫说。
此外,大家都觉得不能回避汶川地震——准备剧本时还没有发生玉树地震。她特意设计安排了剧中失散多年的姐弟俩在汶川相遇,并且让汶川地震成为女儿解开心结的契机。原著小说的作者张翎对这一安排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契机的设计合理而感人,充实了小说的留白。”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而这一刻意的设计如今也成为影片最大的争议点,一些媒体在承认主流观众更愿意接受理想式大团圆的同时,也评价如此安排显得“非常牵强和刻意”。
苏小卫的第一稿写出来以后,她改编的大方向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接下来,她用了半年时间把剧本赶出来,虽然一直修改到第八稿才最终完成,但后面都是细节方面的调整(比如选景从上海改成了杭州,剧本里只好添了一个西湖等等)。其间只有过一次大改的尝试——她当时也没有太想好,就觉得可以试一下回到小说一段一段式的结构,试完之后跟冯小刚商量,两人都不是太满意,就放弃了。
苏小卫觉得自己跟冯小刚的合作“还算比较顺利”。她认为,“其实编剧服务的对象就是导演,而不是所有的观众,导演去对所有的观众负责。至于他用什么方式去翻译你剧本里的话,是你不能决定、也不用太操心的。最后影片的风格应该是导演的风格。”
“相信写情感是观众所喜欢的”
在《唐山大地震》之前,院线放映的多数灾难片都具有一个非常好莱坞式的模式。从国外的《后天》到大陆之前投拍的《惊天动地》《超强台风》,都是全景式的灾难描写:都有一个英雄,他有一个家庭,并且会在灾难中挺身而出、拯救世界。“你要是单给我一个《唐山大地震》这样一个命题作文,说不定我也是这么写,这个模式很难摆脱。”苏小卫说。
“特别幸运的是,冯小刚导演遇到了小说《余震》”,苏小卫也认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因为其中有重大事件,也有细腻的情感,有能跟普通人沟通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小说为剧本的改编提供了一个非常文学化的视角:一个母亲被地震逼到绝境——两个小孩只能救一个。“过去我们比较侧重从正面描述灾难。这个角度已经被很多次使用过,”原著作者张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我只想用‘侧视’的角度看到被天灾抛到边上去的一个小家庭。”
“这一点是直逼人心的,给了电影一个很好的起点。此外,我们现在很多电影是事情解决了,故事也就结束了,这太简单了;而《唐山大地震》中,这个事件只是故事的开始。”苏小卫说。
她认为,任何一个读者或者是观众,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寻常的、被大家用过很多遍的故事,“它不太像主流电影,而是一个不那么概念化的类型片。这并不是编剧想出来的,而是小说提供给这个电影的。”
虽然改编后的剧本保留了小说原来的很多东西,她也强调,原著、编剧和导演是一个接力的过程,剧本肯定不等于原著。
小说中女儿是重点,很多内容只跟女儿发生关系,到了电影里,很多她的生活细节被拿掉,因为其中母亲、姐姐、弟弟的生活故事需要平行推进,母亲的性格则丰满了许多。而电影的创作也更往“商业大片”的定位上靠。母女尽释前嫌的结局看起来不够“艺术”,却是更多观众愿意看到的。
“我相信写情感就是观众所喜欢的,”苏小卫说,“我们在创作时也在着意展现和探讨亲情。对不同文化层面、不同生活状态的观众来说,有很多话题在沟通上有困难,比如谈哲学。但在感情层面,对家庭、亲情的认识是人类最共同的语言。”
除了情感纠葛,《唐山大地震》还表现了时代和人物命运的变迁。人们能从影片中看到30多年间的社会改变;而主人公们后来的命运也没有安排什么戏剧性的意外和虚构的突变。
在观众更愿意选择一些娱乐性强的轻松影片的今天,冯小刚为《唐山大地震》定下的票房目标是5亿人民币。而苏小卫则“没有冯导那么自信”,她希望“观众看了以后不会失望”。
“故事的开头是一个情感死结,我们在后面慢慢地解开它。如果这个“解结”的过程不牵强、不做作,观众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我认为就很好了。”苏小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命题作文下的剧本改编
2009年初,苏小卫介入《唐山大地震》的剧本改编工作时,这个项目已经运作了很长时间。近一年前,这部由唐山市委书记赵勇最初策划筹拍的影片就已经定下来由唐山市广电局、华谊兄弟公司和中影集团共同合作,导演是冯小刚,剧本是华裔女作家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
与前期筹备相比,剧本的改编过程一波三折。最初冯小刚曾先后找过《集结号》编剧刘恒、《手机》编剧刘震云和《闯关东》的编剧高满堂,但都由于对方觉得地震题材扎堆难有空间或以没时间等原因而作罢。冯小刚又找来《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女编剧陈坪,陈坪还到唐山住了一个多月,采访了大量地震中的当事者,做出了一个剧本梗概。但华谊公司和冯小刚都不太满意。
最后,制片方才找到了现在的编剧苏小卫。现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副主任的苏小卫是导演霍建起的妻子,写过极为文艺的《那山那人那狗》和《暖》,也写过口碑不错的主旋律影片《沂蒙六姐妹》,曾获两次金鸡奖最佳编剧、两次华表奖优秀编剧。
“我是在一个比较清楚的框架下进行创作的,”苏小卫表示当时剧本已有初步的构架。“《唐山大地震》投入很大,是一个多方力量的集合,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主流电影。可以说,它从一诞生就像姚明和叶莉的孩子——注定是一个大个子。”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同时擅长细腻情感戏和主旋律电影的苏小卫,无疑是制片方所能想到的极佳人选。在行业里呆了那么多年,她能看出这样一部影片并不是个人经历表述式的作家电影,而是“选题、格局很大”的电影。她也很清楚剧本的主要诉求在哪里、该怎么去写:应当把原著、导演及制片方的诉求融合在一起。“比如唐山地方政府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个项目,他们是有很多话要说的——当然想要通过影片表述一些关于唐山及灾后重生的话题。”
在某种程度上,这部最早由唐山政府筹划并占最大投资比例的《唐山大地震》就是一篇“命题作文”——原著《余震》的名字被否决,投资方坚持将其定为《唐山大地震》,演员也都要使用唐山话。一个自由惯了的编剧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命题作文”有太多束缚,而对平日里经常接触主流影片、参与剧本论证的苏小卫而言,有时命题作文更好写——它正好能够承载她平日的积累和思考,“就像《沂蒙六姐妹》,如果没有人要求你,你也不会想到去写。”
因而,她并没有觉得表达唐山政府方面的诉求和写一个好故事之间有什么冲突。“从最初的讨论,我跟制片方、导演就没有特别大的矛盾,而是一开始就达成了一些共识。”
最重要的一个共识是,他们都希望电影成为一个温暖的故事。原著小说关注的中心是地震给人带来的“疼痛”,比较个人化;而改编后的主流电影当然不能去表达“人生是绝望的”。好比制片方认为,小说中养父对女儿有性侵犯行为的情节“有违人伦”,于是剧本中的养父转为了一个正直而慈爱的军人;影片的关键词也从原著里的“疼痛”转成了“修复疼痛”及其途径“亲情”。
“其实我也是在写一种美好的理想。随着人和社会的成长,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克服的,哪怕如此极端的伤害,”苏小卫说。
此外,大家都觉得不能回避汶川地震——准备剧本时还没有发生玉树地震。她特意设计安排了剧中失散多年的姐弟俩在汶川相遇,并且让汶川地震成为女儿解开心结的契机。原著小说的作者张翎对这一安排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契机的设计合理而感人,充实了小说的留白。”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而这一刻意的设计如今也成为影片最大的争议点,一些媒体在承认主流观众更愿意接受理想式大团圆的同时,也评价如此安排显得“非常牵强和刻意”。
苏小卫的第一稿写出来以后,她改编的大方向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接下来,她用了半年时间把剧本赶出来,虽然一直修改到第八稿才最终完成,但后面都是细节方面的调整(比如选景从上海改成了杭州,剧本里只好添了一个西湖等等)。其间只有过一次大改的尝试——她当时也没有太想好,就觉得可以试一下回到小说一段一段式的结构,试完之后跟冯小刚商量,两人都不是太满意,就放弃了。
苏小卫觉得自己跟冯小刚的合作“还算比较顺利”。她认为,“其实编剧服务的对象就是导演,而不是所有的观众,导演去对所有的观众负责。至于他用什么方式去翻译你剧本里的话,是你不能决定、也不用太操心的。最后影片的风格应该是导演的风格。”
“相信写情感是观众所喜欢的”
在《唐山大地震》之前,院线放映的多数灾难片都具有一个非常好莱坞式的模式。从国外的《后天》到大陆之前投拍的《惊天动地》《超强台风》,都是全景式的灾难描写:都有一个英雄,他有一个家庭,并且会在灾难中挺身而出、拯救世界。“你要是单给我一个《唐山大地震》这样一个命题作文,说不定我也是这么写,这个模式很难摆脱。”苏小卫说。
“特别幸运的是,冯小刚导演遇到了小说《余震》”,苏小卫也认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因为其中有重大事件,也有细腻的情感,有能跟普通人沟通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小说为剧本的改编提供了一个非常文学化的视角:一个母亲被地震逼到绝境——两个小孩只能救一个。“过去我们比较侧重从正面描述灾难。这个角度已经被很多次使用过,”原著作者张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我只想用‘侧视’的角度看到被天灾抛到边上去的一个小家庭。”
“这一点是直逼人心的,给了电影一个很好的起点。此外,我们现在很多电影是事情解决了,故事也就结束了,这太简单了;而《唐山大地震》中,这个事件只是故事的开始。”苏小卫说。
她认为,任何一个读者或者是观众,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寻常的、被大家用过很多遍的故事,“它不太像主流电影,而是一个不那么概念化的类型片。这并不是编剧想出来的,而是小说提供给这个电影的。”
虽然改编后的剧本保留了小说原来的很多东西,她也强调,原著、编剧和导演是一个接力的过程,剧本肯定不等于原著。
小说中女儿是重点,很多内容只跟女儿发生关系,到了电影里,很多她的生活细节被拿掉,因为其中母亲、姐姐、弟弟的生活故事需要平行推进,母亲的性格则丰满了许多。而电影的创作也更往“商业大片”的定位上靠。母女尽释前嫌的结局看起来不够“艺术”,却是更多观众愿意看到的。
“我相信写情感就是观众所喜欢的,”苏小卫说,“我们在创作时也在着意展现和探讨亲情。对不同文化层面、不同生活状态的观众来说,有很多话题在沟通上有困难,比如谈哲学。但在感情层面,对家庭、亲情的认识是人类最共同的语言。”
除了情感纠葛,《唐山大地震》还表现了时代和人物命运的变迁。人们能从影片中看到30多年间的社会改变;而主人公们后来的命运也没有安排什么戏剧性的意外和虚构的突变。
在观众更愿意选择一些娱乐性强的轻松影片的今天,冯小刚为《唐山大地震》定下的票房目标是5亿人民币。而苏小卫则“没有冯导那么自信”,她希望“观众看了以后不会失望”。
“故事的开头是一个情感死结,我们在后面慢慢地解开它。如果这个“解结”的过程不牵强、不做作,观众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我认为就很好了。”苏小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