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进来的时候，母亲总是笑骂着说：“看你的脸都晒‘熟’了！一个女孩子这么‘野’，大了怎么办？”跟在我后面的父亲就会笑着回答：“你的孩子，大了还会野吗？”这时，母亲脸上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而父亲脸上的笑，卻是得意的笑。
　　的确，我的“野”是父亲一手“惯”出来，一手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从小穿男装，连耳洞都没打过。记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脱下男装后，我的伯母、叔母都说“四妹（我在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该扎耳朵眼，戴耳环了”。父亲还是不同意，借口说：“你们看她左耳垂后面，有一颗聪明痣。把这颗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不但如此，连紧鞋父亲也不让穿，有时我穿的鞋稍为紧了一点，我就故意在父亲面前一瘸一拐地走，父亲就埋怨母亲说：“你又给她小鞋穿了！”
　　母亲也气了，就把剪刀和纸样的鞋样推到父亲面前说：“你会做，就给她做，将来长出一对金刚脚，我也不管！”父亲真的拿起剪刀和纸就要铰个鞋样，母亲反而笑了，把剪刀夺了过去。
　　那时候，父亲一下班，我一放学，他就带我出去，骑马或是打枪。海军学校有两匹马，一匹是白的老马，一匹是黄的小马，是轮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书信的。我们总在黄昏，把这两匹马牵来，骑着在海边山上玩。父亲总让我骑那匹老实的白马，自己骑那匹调皮的小黄马，跟在后面。
　　记得有一次，我们骑马穿过金钩寨，走在寨里的小街上时，忽然从一家门里蹒跚地走出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闯到白马的肚子底下，跟在后面的父亲，吓得赶忙跳下马来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马却从从容容地横着走向一边，给孩子让出路来。当父亲把这孩子抱起交给他的惊惶追出的母亲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父亲还过来抱着白马的长脸，轻轻地拍了几下。
　　在我们离开烟台以前，白马死了。我们把它埋在东山脚下。我有时还在它墓上献些鲜花，反正我们花园里有的是花。从此我们再也不骑马了。
　　父亲还教我打枪，但我背的是一杆鸟枪。枪弹只有绿豆那么大。母亲不让我向动物瞄准，只许我打树叶或树上的红果，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绿叶或一颗红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