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5日，河北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里发生一起凶案，被害人康某被人奸杀。同年9月23日，聂树斌在石家庄电化厂宿舍被捕。次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聂树斌死刑。聂不服，上诉于河北高院。4月25日，河北高院裁定维持原判，两天后，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十年后的2005年，河南警方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例行排查，王书金向警方交待了数起强奸杀人案，其中包括导致聂树斌被判死刑的那起案件。这样一来，同一案件出现两名案犯，到底谁是真凶，一出扑朔迷离的现实版《罗生门》正式上演。
　　调查发现，自1993年至1995年间，王曾多次作案，奸杀数人。然而起诉时，检方竟然放弃了作案手段非常相似、作案时间相当接近的聂树斌案，仅指控了他另外三起强奸杀人罪行。2007年3月，王书金一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王随即提出上诉，理由是警方漏诉了其一桩罪行，即聂树斌案。王并认为自己的该节犯罪不但属于自首，而且属于重大立功，依法应予减轻处罚。
　　上周，河北高院在邯郸中院再次开庭审理了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上诉一案。此次开庭，距离前次开庭，已经经过了六年时间。对于一审已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王书金本人，以及十八年前被执行了死刑的聂树斌的家人，无疑都是漫长而残酷的等待。
　　聂树斌家人的申诉，同王书金的上诉，两案交织在一起，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目前看来，公众的情绪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平反聂树斌，这就意味着大部分人认为聂案系王书金所为；同时，相当一部分公众还支持或者说是“同意”轻处王书金，原因大概是他对聂树斌案的平反“有功”。
　　公众的情绪不是毫无来由。据媒体报道，王书金供认时并不知道聂的案子，而且在供认后，他还带领侦查人员指认过现场。这样看来，王的供述极有可能是真实的。况且，平反聂树斌案，理论上并不需要王书金的供述。聂的死刑判决极其粗糙，几乎完全是依靠刑讯取得的口供就判了死刑。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聂本来就不应当定罪。
　　聂树斌已被执行死刑。依据目前的司法环境，除非“真凶到案”或者“亡者归来”，否则翻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王書金算不算“真凶到案”，又变成一个新的“罗生门”。辩护律师力申，王书金已被一审定罪的三起奸杀案属于自首，而他的交代导致聂树斌案案情发生巨大变化，属于“重大立功”。检方则坚持认为，导致聂树斌被判死刑的奸杀案，并非王书金所为，所以也谈不上“重大立功”。
　　此案经过半天的审理，草草休庭。现在，两案都到了关键时刻，王书金本人的命运以及聂树斌家人的期盼，都停在了悬而未决的十字路口。笔者关心的是，通过审视这两件迷雾重重的案子，发现需要检讨的地方：
　　首先，辩护律师极力“指控”自己当事人新的“罪行”，目的是要帮助当事人得到较轻的刑罚或者为了实现它案的正义，这都无可厚非；而检察机关否认王书金实施了奸杀康某的犯罪，践行的如果是“疑罪从无”的精神，倒也理所当然。问题是，如此谨慎而谦卑的态度，为什么不体现在当初办理聂树斌案中？
　　其次，检察机关和河北高院作为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不管公众如何质疑，都可以而且应当依法裁断案件：有证据就判，无证据就放。然而，在没有向社会做出任何公开明确交待的情况下，王书金案拖延长达六年之久，严重违反法律关于程序期限的规定，至今仍对审判情况藏藏掖掖，如何能取信于人？
　　这绝非只是聂王两案的境遇，也是中国司法普遍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写照。因此，处在十字路口上的，又何止是聂树斌和王书金的命运？（作者为知名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