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与黄宾虹是近代中国画坛的并峙双峰，又都久居于京华，但我们对他们之间的交往知之甚少。他们同框的影像则更少，唯一一次是1947年11月15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于希宁画展”的合照中见过。
　　至于将两人做对比，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数傅雷那句评语：“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名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余者皆欺世盗名。”这话虽过于偏激，但也表明了傅先生对两位的爱之深切。而李可染在1946年同时收到北平国立艺专和杭州国立艺专的任职邀请，权衡之后，他选择北上，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齐白石与黄宾虹当时都在北京。1947年，李可染先后拜师齐、黄，开启了他的艺术新篇。晚年时，李可染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这样四句：“渔人之子，李白后人，中华庶民，齐黄之徒。”足见齐、黄在他心中的地位。

　　画史曾有“北齐南黄”之说。齐白石、黄宾虹毕生致力于探索中国画的发展与转型，齐白石山水、人物、花鸟、水族、草虫兼善，其中尤以写意花鸟被世人所知。黄宾虹虽然以山水闻名于世，但是其花鸟画同样有着极高的成就，潘天寿曾评价“人们只知道黄宾虹的山水绝妙，花鸟更妙，妙在自由自在”。
　　对比二人作品，视觉差异极为鲜明。以色彩论，齐白石的红花墨叶有意拉大画面的色彩关系，视觉上更具冲击力;黄宾虹却似乎于色彩之上又罩了一层薄雾，灰色的调性，内敛而文雅。以用笔论，齐白石笔简墨重、凝练稳健，黄宾虹笔精墨妙、舒雅刚健。概括而言，齐白石的花鸟是“三家门下转轮来”，在徐渭、八大山人、吴昌硕的大写意脉络中别开生面，大雅化人大俗，俯身拾得人间烟火气。黄宾虹则是“以点染写花，含刚健于婀娜”，参法陈淳“勾花点叶”，兼收金石之趣，没骨与勾勒并用，作品入古求蕴，仰首直追前人书卷气。

齐白石的“红花墨叶”

　　1919年，齐白石正式定居北京。此时他的画风学八大山人的冷逸一路，所以并未在京城画坛立足。在好友陈师曾的劝告下，齐白石以“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的决心进行“衰年变法”。在师法古人的基础上，他的花鸟画吸收赵之谦、吴昌硕等海派画家的长处，历经十年“岁岁寻常汗满颜”的发奋钻研，终于开创出独具个人特色的“红花墨叶”一派。
　　成熟时期的齐白石花鸟画，亲近自然、讴歌生命，取材上将原来文人不屑表现的花鸟鱼虫、农家蔬果植入画面，极大地拓展了传统花鸟画的表现范畴;章法构图上以“接木移花手段”进行大胆尝试与改革，将浓重的墨色与艳丽的红色巧妙搭配，“红花墨叶”“工虫花卉”成为齐白石笔下花鸟画的主要面貌。不但突破了传统花鸟画的审美意趣，也更加符合广大民众的审美趣味，雅俗共赏。

黄宾虹的“刚健婀娜”

　　黄宾虹研究、临摹古人一生不辍，更是将勾摹古人作为自己的日课。在师古人的基础上，他还提倡游观、写生，强调“师造化”。他的山水画以显著的“黑、密、厚、重”特点闻名于世，而其受到关注相对较少的花鸟画则展现出“妙趣烂漫”的艺术特色。虽然在取材上并不像齐白石那样丰富，但是黄宾虹笔下的花鸟却展现出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画风。

　　黄宾虹的花鸟画偏于写意性，提倡“点染法”，水色碰撞、交合，将如山水般的色墨层层相积带入画面，变化丰富，含刚健于婀娜。黄宾虹提倡勾花点叶，往往笔简意足，一挥而就，物态盎然。其晚年擅长用破墨、渍墨之法，用色随性，淋漓尽致。他更是将书法用笔融入花鸟画中，使得其花鸟画富有节奏的点画韵律，看似用笔松散，轻松自在，实则内在法度严谨，所描绘花鸟虫蝶一气呵成，笔笔生发。作为传统笔墨的集大成者，他将自己的“五笔七墨”生动地运用于其花鸟画中，一波三折，含刚健于婀娜。

齐与黄的“不似之似”

　　齐白石常说：“作画在似与不似之间为妙，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黄宾虹的花鸟画则崇尚黄公望、倪云林“以简驭繁，不似之似，得其神髓”的创作理念，主张以“似而不似”为上。
　　齐白石善于将“工”与“写”结合，用细腻的工笔勾出草虫，用浓墨重彩的写意笔法绘出粗枝大叶，大雅化人大俗，画面鲜活有趣。而黄宾虹则更重继承古蕴，将没骨与勾勒并用，“墨中见笔笔含墨”，高度概括的处理方式使其笔下所绘的花、鸟、虫、草皆含有一种恬静内敛的雅致。

　　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两位艺术大师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与探索中悟出的画之真诀与中国美学精髓。齐、黄两位画坛巨匠在题材选取、笔墨语言、设色特征、章法构图上存在着诸多不同，在花鸟画领域开创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和面貌，但是卻对传统的笔墨趣味和审美追求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齐白石、黄宾虹的花鸟画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生发于师古人、师造化后大胆创新的艺术精神。在这背后凝聚着两位大师对古人、对造化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探索，凝聚着他们对自然和生活的观察与体悟。尤其我们看齐白石、黄宾虹的花鸟写生画稿，这些极为“形似”的底图也为我们揭示了两位艺术大师成功背后的勤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