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文革”刚刚开始不久，我从自己所在的人民日报社走出来，刚出门口就遇见了侯宝林。他急匆匆地拉着我，走进旁边一条名叫霞公府的小胡同里，悄声地问我，我也低声地问他。他说，他的徒弟已经给他贴“大字报”了。才说了几句，就慌忙分开，生怕别人瞧见。
　　有一天，人民日报报社文艺部的几位同事聊天，其中一人说，“造反派”冲进侯宝林家，把他从屋里喊出来。侯宝林走出时，头上戴着一尺长的纸折成的高帽子。一出门，把这帽子拉一下，又高出一截来，帽子上写着他的名字，还用红色打个“叉儿”。“造反派”怒不可遏地大吼：“打倒反动权威侯宝林!”刚一喊，侯宝林就老老实实地趴在院子里，说：“您甭打，我自己趴下啦!”这些奇特的举动，把那群耀武扬威的“造反派”逗得哈哈大笑，再批斗不起来了。
　　“文革”之后，我亲自问过侯宝林，是不是确有其事。他笑着说：“这是群众的创造。”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谁还有兴趣找这麻烦呢!他倒是向我说过两件事。大概是在“文革”后期，“造反”气焰已明显衰微的时候，他在“认罪”时讲过一句：“我罪恶深重，直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另一次他向我说，在体育场批斗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时，他被揪到体育场。他心里想，能和这些高级官员一道挨斗，这种场合非常难遇。可后来。斗完那几位之后。他正等着喊他名字。斗争会就结束了，他略微失望地嘀咕了一句：“嘿，我白等啦!”
　　“文革”后，侯宝林在东四头条买了一座四合院。准备组织成立个研究相声的幽默小组。我们约好一同研究相声的幽默，我每天上午去这个小院找他。一天。见院子里一个平箩上摊开晾着米，米上有许多黑色的米虫。我说：“这米里长虫儿啦。”他说：“这是我们家养的。”平常生活也不忘抖包袱，他一句话，把我逗笑了。
　　有一天，我到他家时，见他正在宣纸上写大字。我知道许多人向他求“墨宝”，他总是要写的。我们一边谈着，一边写着，时间不长。他就写完了。先钤上名章，再钤上闲章。一看他这方闲章，居然刻着“一户侯”。李白写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所谓“万户侯”，属于封建时代极为高贵的爵位。属下可治理上万户百姓人家。而他只是姓“侯”，且只是“一户”。两厢对照，形成了霄壤之别。这恰恰是幽默的奇巧艺术技法。我看了他那方闲章。又会心地笑了起来。
　　还有一次。我和侯宝林应范曾之邀，和丁玲、陈明、楼适夷、张仃、郭兰英、文怀沙等一起去江苏南通。返回的时候，我与侯宝林两人先到了南京。我们同乘一辆车，一不小心，司机违犯了当地的交通法规。交通警察立刻挥手拦车。司机跳下车子，客客气气地和警察说了一会儿，白费力气，人家根本就没放行。我们急着去赴会。侯宝林只得走出来和警察打招呼。那警察一见是他，马上换了笑脸。人家网开一面，和善地说：“啊。是侯宝林同志，您上车吧。”立即放行。
　　接着，我们几个人又同去上海。夏天，宾馆屋内墙上有个蚊子。我走过去拍。没拍着，蚊子飞了。宝林说：“你打法不对，瞧我的。”等那蚊子又停在墙上，他走过去，一按就把那蚊子按住了。我看屋顶上还有一个蚊子，我说：“这回瞧你的。”他从洗手间拿出块毛巾，对准那蚊子扔上去，把蚊子打掉在地上，用脚一踩。他做事就是肯动脑筋。在生活细节上都看得很仔细。平时也好问，因此。他知识很丰富。我在他家。见他也收藏些字画和木器家具，谈起瓷器、古钱币都能说出些这方面知识来。打扑克他也精，我和钟灵总赢不了他。他朋友多。曾定期约过一些人在一起说笑话。他创作的《醉酒》，就是从王昆说的笑话编出来的。
　　此后多年。凡是全国性的相声表演竞赛，我都被聘为评选委员，想必少不了他的推荐。我很少画速写人物，可画侯宝林的最多，不止十幅。这也算一种特殊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