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走近马振岗大使，他的言谈中总是跳跃着智者的火花，特别是他在英国将近五年半大使任上的经历。尽管卸任有时，但举手投足中仍能让人感受到他身上外交官的风采。
　　马振岗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近几年他领导的研究所成果频出，闲暇时还会为学界、外交界和传媒界搭建沟通平台，让记者切身感受到了这个研究所独具的国际视角和开放精神。
　　面对这样一位从事外交多年的大使，我们非常渴望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英国人的三大特点：文化修养高、务实、幽默
　　
　　《对外大传播》：提起英国，人们就会想到雾都伦敦，莎士比亚、披头士、贝克汉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想到世界首个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英国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请谈一下你眼中的英国，它留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马振岗：要讲一件印象最深的事，很难。1965～1967年我曾在英国学习，那时我二十五六岁。时隔30年后，出任驻英大使，并没有发现伦敦有任何明显的变化。英国有着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而且十分重视保持这些风格和特点。
　　第一，英国人文化修养比较高，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非常重视。伦敦城至今也没有很高的楼，一些古老的建筑基本都保持原样，很多建筑的墙上都写着一六几几年、一七几几年建造的字样。有些老房子国家登记在册，装修时内外都不准动。我们曾有个单位租了一所房子办公，里面连一个钉子都不能钉，并且规定，房子用完后，要原样交还。从伦敦到盖特威克机场的高速公路，出城的地方绕了一个大弯，因为有一所房舍受保护，可谓“公路绕道让房子”。另外，英国老百姓家里一般都保存着一些书画、瓷器等，他们认为这是修养的代表和反映。英国的博物馆、图书馆也相当多，每个小城镇都把历史上的东西保存得好好的。这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第二，就是英国人的务实，英国人不太讲究花里胡哨的口号和句子，讲的是实惠，或者说怎么有利就怎么做。英国有句谚语，He knows which side his bread is buttered (他知道面包的哪一面粘着黄油)。他们习惯上讲究，慢没关系，但一定要稳，就是slow but steady。日常接触中经常会感到英国人务实这个特点。
　　第三，英国人幽默。这也是我们在英国做外交官不太适应的事，有时听他们讲话，不容易完全理解他们的幽默，有时搞不清楚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英文有个词understatement，是字里行间的意思，无论同英国人交谈，还是阅读他们报刊上的文章，都要努力理解单词背后的意思。英国人发表演讲，开始往往不直接切入正题，而是要讲点笑话，经常是拿自己取笑，或者对主办单位开点“善意的玩笑”。在英国，如果不会幽默，他肯定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讲演家。
　　1998年3月，朱基总理访英，在市政厅举行的宴会上讲话，市政厅只能容纳500人，但是那天听众去了大约700人，挤得满满的。讲话很受欢迎，原因之一是英国人很欣赏朱基的幽默。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不久，中国本着同舟共济的原则，为周边危机国家提供了重要援助。如果直白我们中国提供了多少钱，听起来就像自我宣传，效果不见得好。朱总理风趣地说：“我们中国这么大，只向邻居提供40多亿美元的援助，还有点不好意思讲。但你们的前首相希思告诉我应该讲给大家知道，因此我现在就讲了——中国援助了40多亿美元。”话一落地，立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很普通的话，但是英国人很乐于接受这种说话方式，效果非常好。
　　英国人的幽默方式，也害得我这个本不幽默的人只好学着幽默。我曾应邀为一所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成立揭碑并讲话，我说：“虽然我不是专家，但是找我来揭碑是选对了。中国有个词叫龙马精神，我姓马，又是属龙的，我身上就代表了一种龙马精神，这也象征着这个研究中心会带着龙马精神向前发展。”大家哗的一下就笑了。在我接下来的讲话中，大家听得都很专注。
　　《对外大传播》：你提到英国的文化保护非常严格，英国人的文化修养也较高。你认为是什么传统造就了这种风格或意识？
　　马振岗：我没有仔细研究过。英国有比较优秀的文化传统，可能和这个国家的地理特点和民族发展经历有关。英国产生的世界著名哲学家、艺术家、诗人、作家相当多，像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哲学家培根、《失乐园》和《复乐园》的作者弥尔顿、著有《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乔叟，诗人拜伦、济慈、彭斯，还有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为代表的湖畔诗人等。英国还出了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凯恩斯，以及撒切尔夫人的新保守主义自由经济理论，一直到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贡献很大。英国在英语国家中历史最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为英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资源。例如，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英国就产生了很多像狄更斯这样伟大的作家。
　　文化修养被视为“绅士风度”的一种象征。在与英国人交往时，如果不懂文化，不懂艺术，会被他们瞧不起的。每次我被邀请出席艺术演出场合，我都会查阅相关背景和艺术家的资料，临时补课，与他们交谈起来也显得挺“博学”，不能让他们感觉中国大使缺乏文化修养。这不仅有助于我的交友工作，还使我出了点名。有一次我到彭斯的家乡访问，当地记者问我，你喜欢彭斯吗？彭斯在中国受欢迎吗？我回答，彭斯是在中国较受欢迎的英国诗人之一，我本人就比较喜欢他，随即背诵了大学时学过的彭斯的诗A Red Red Rose（《一朵红红的玫瑰花》）。他们非常吃惊，即发表文章称“中国大使是彭斯专家”云云。后来，伦敦彭斯学会还专门邀请我作了一次演讲，我就这样成了“彭斯专家”。（笑）
　　
　　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大，香港回归是不可能的！
　　
　　


　　《对外大传播》：你驻英期间，香港回归祖国，你曾说：“这是国家荣耀，也是自己外交官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页。”回头看这段历史，请你谈谈自己当时的感受，以及这期间发生的故事。
　　马振岗：在我去英国之前，是保守党执政，中英之间在香港问题上还有很多分歧没有解决。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做英国的工作，使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我三月份刚到伦敦，英国就进入大选，五月初工党获胜执政。选举结果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此前18年工党一直是在野党，他们可以把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一些分歧和责任推给保守党，在调整香港问题的政策上方便一些。
　　香港回归前，我要到各地演讲，接受采访，目的就是让英国人了解中国的立场，同时也要做英国老百姓的工作。英国人的心态是挺矛盾的。我在一次宴会上与一位老太太坐在一起，自然而然地谈起香港问题，她问我是否去香港参加交接仪式，我说不回去，但要看电视转播。她叹了口气说，她不想看，准备到乡间去躲开这个时间。我问为什么，她说：“我们知道香港是中国的，也应该还给中国，但是，这就像是一所漂亮房子，我们借来在里面住久了，现在要还给你们，实在舍不得，感情上也受不了。”我想这代表了当时一部分英国人既恋恋不舍，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香港回归那天，英国外交部搞了一个招待会，副首相普雷斯科特讲话，很隆重，人也很多，但气氛比较严肃，绝无兴奋的表现。随后，我们使馆也举行了招待会，整个气氛就大不一样，是一片欢乐和兴奋，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激动。那些天，华人和留学生举行了多场庆祝活动，都是欢乐的海洋。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大，香港回归是不可能的！
　　《对外大传播》：中英关系十年来有了很大发展，经济文化交流逐步增多，2006年4月，北京与伦敦还结为友好城市。你如何看待当前的中英关系？
　　马振岗：香港回归，解决了中英历史留下来的最大问题，为中英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布莱尔有句话说，香港应成为中英关系的桥梁而不是障碍。这也是中国的态度。从那以后，中英双边关系发展很好。首先表现在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上，我在英国期间，我国的高层领导人几乎都去英国访问过。1999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英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英国，影响非常大；胡锦涛主席、朱基总理、温家宝总理也都访问过英国。布莱尔曾三次访问中国，还有副首相曾访问中国十几次。英国主要的内阁大臣几乎都来过中国。现在的新首相布朗也来过中国。这说明中英关系非常好。
　　


　　另外，具体合作也很多，中英贸易在中欧贸易中总是在前三位，1996年中英贸易额是51亿美元，2002年是113亿美元，五年翻了一番。现在五年又过去了，两国贸易额超过了300多亿美元。英国对华投资一直是欧洲最多的。英国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在欧洲反倾销中，英国自称“一向是中国的同盟军”。虽然中英之间也有贸易摩擦，但没有妨碍两国贸易的总体发展。
　　当然在西藏、人权、民主等问题上，中英存在分歧，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也经常说三道四，但双方坚持了“对话不对抗”的原则，分歧基本没有影响关系的发展，没有太多的公开争吵。总的来看，工党政府在处理中英关系上，我认为还是比较稳妥和务实的。
　　
　　过去在外交官中有句话，“不说为金，少说为银，多说是铜”，但现在不同了
　　
　　《对外大传播》：中英两国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你说过：“到了国外，人家不会再把你当个人，你代表的是背后整个的国家。”在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做大使，你的感受如何？在塑造中国形象、维护祖国利益方面，最令你难忘的事情有哪些？
　　马振岗：过去在外交官中有句话，“不说为金，少说为银，多说是铜”。但现在不同了，中国在走向世界，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我国的歪曲和误解，沉默就等于默认。作为中国大使，维护国家形象，就要讲，就要说，这是我在英国最深的感触。刚开始，我讲话还有点紧张，到后来只要有邀请，我几乎都去。确实感觉到要替祖国说话，要解释我们的政策，要让别人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是我们肩负的重要使命。
　　2001年10月，英国议会“欧洲—大西洋小组”请我去讲话，这个小组的成员都具有浓厚的西方意识。使馆同事告诉我，他上次参加俄罗斯大使的演讲，也是这个小组组织的，参加的人都很厉害，提问非常尖锐，闹得俄罗斯大使满头冒汗。我说，“有理走遍天下，怕啥？”不过，我思想上还是很重视，做了认真的准备。当时有几百名听众，整个大厅都满满的。我照稿念了一刻多钟，然后脱稿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接着就是连珠炮般的提问。
　　其中有人问我，中国为什么“侵略”西藏？我说：“这位先生是不是对西藏问题太不了解？真正侵略过西藏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英国，而且是武装入侵过两次。建议这位先生读一本名叫《英国对西藏的入侵记》的回忆录，作者就是1904年侵略军的头头杨哈斯本德中校。”这么一讲，底下鸦雀无声。我接着讲了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以及西藏和平解放的情况。最后，我说：“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进驻自己的领土西藏，怎么是‘侵略’呢！当时连达赖喇嘛都给毛泽东主席发电，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这都有史料可查。”
　　我认为回答提问，特别是回答歪曲性提问是我们做工作的一个大好机会，因为这时听众很注意听你讲话。讲演完后，韩国驻英大使握着我的手说：“马大使，真棒，天才演讲家！”同行的赞扬难免有溢美的成分，不要太当成一回事。重要的是，在关及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和退缩，该讲的就理直气壮地讲，该“骂”时也不用留情。
　　当然，讲演要看场合和对象。一位市政议员的妻子，是小学校长，邀请我去学校作个讲演。面对一群9岁到13岁的小学生，自然不能像对议员那样讲话。当天正好是春节，我从介绍中国春节开始，从春节讲到中国的传统节日；从端午节吃粽子讲到诗人屈原，再讲到李白、杜甫；从唐诗讲到宋词、元曲，讲到中国的历史和少数民族??把中国的历史、民俗、文化和现时讲了一圈。一个半小时，那些小孩子听得饶有兴趣，一个都没动，连许多老师都跑来听。
　　我经常对外国人讲，一个曾经创造了五千年文明的民族，难道会是一个野蛮的民族吗？一个曾经修建了伟大长城的国家怎么会是侵略的国家、扩张的国家呢？因为长城是防卫的工事，要是侵略扩张，就不是建长城。总之，我通过各种机会，用不卑不亢的态度，尽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宣传介绍真实的中国，批驳那些诬蔑和歪曲。
　　作为大使，人家会把你当成“中国百科全书”，什么问题都要你来介绍和解答。从大学、中学到小学，从工商界、政界到民间团体，从政治、经济到科技、文化，什么听众都有，什么话题都谈，你会经常在各种场合突然被邀请讲话或是发表评论，你不能推辞说“我没有准备”。英文毕竟不是我的母语，但我认为在英国人面前讲英文不必胆怯，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辞藻不一定多么优美。所以我在英国最大的收获就是胆子练大了，英文比以前流利了。
　　
　　“西方新闻观点与中国不同，他们重在揭露，中国重在表扬。”我不十分同意这个说法
　　
　　《对外大传播》：在回答英国友人对英国媒体关于中国报道的看法时，你曾坦率而诙谐地说：“哪一天报纸上没有中国的消息，对我来说就是‘好消息’”。请介绍一下英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情况。
　　马振岗：当时确实是这样的，英国报刊要么不报道中国，要么就是登中国负面的消息。现在情况好一些了，客观报道多了一些。
　　我每次演讲后，听众提问的多是关于中国的负面问题。他们都是从英国报纸上看到的，或从英国新闻中听到的。说实话，大使的一次演讲与英国的传统教育和长篇累牍的媒体报道相比，还是太少了。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解释中国真实的国情，这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
　　《对外大传播》：在英国的时候，你接触过英国的报纸和其他媒体，你对它们有什么印象？跟我们比有哪些明显的不同？
　　马振岗：我与媒体的接触比较多，与英国的主要报纸、电视台等媒体的负责人关系都不错，经常互相拜访，和他们坦率交流彼此的看法。我曾与英国《经济学人》副主编菲利普斯进行过一次辩论。他说：“西方新闻观点与中国不同，我们重在揭露，中国重在表扬，出发点不同，所以报道就不一样。我们不只是批评中国，也批评英国政府和美国。”
　　他举例说，比如建了100座楼房，其中99座是成功的，一座是失败的，西方记者会集中在这一座楼房上做文章，中国记者则会对那99座浓墨重彩。所以西方报刊上没有太多表扬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批评。我说，批评那一座是合道理的，但必须加上一条——建了100座楼房有99座成功，如果只提一座，不提其他99座，这就是片面的。他点点头说我讲的也有道理，但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报道仍是片面的居多，这种情况短期内还很难得到根本改变。
　　在当今世界，闭塞不是办法，重在交流。交流有助于消除误会，增进了解。好多事情，如果包着捂着，效果非常坏。如果能在掌握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在第一时间把它讲出去，绝对比遮掩和拖延好得多。
　　


　　
　　外宣，应该把握国内外两个大局
　　
　　《对外大传播》：请你谈谈对外宣媒体的印象。你认为我国的外宣工作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马振岗：我们的外宣媒体做了很多努力，现在又提出打造软实力的口号，这都是很好的。说到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认为，最大的一点是在这个“外”字上下工夫不够，如今的特点是内外宣逐渐融合，界线越来越模糊。考虑中国问题，应该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过去我们强调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但国际事务日益关联，任何事都脱离不开国际大环境，因此也必须考虑中国发展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再有，西方把持国际舆论时间久，影响广泛，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变的，需要有个渐进的过程。我强调“润物细无声”的做法，要培养一批能打出去的新闻媒体和工作人员。我感觉这一块还是较弱。另外，我们的许多东西，如中国的发展情况、优秀的文化产品，还不能充分用外文很好地传播出去，一些驻外记者，忙于向国内发消息，这是必要的，但用比较流利的语言向当地人宣讲中国似乎还是少了一些。
　　用马大使的话说，这是一次“掏心掏肺”、“毫无保留”的访谈，在大使的光环下，也让我们了解到很多鲜为人知的外交官身后的故事。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还不富裕，驻外人员待遇较低，有的大使甚至是负债置装出国；另外，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外交官是单身在外，由于公务在身，国家使命在上，妻子产子、父母离世时，他们都不在身边。谈到这些，马振岗的眼中闪过泪光，但他坚定地说：“这些都已过去，现在情况已大有改善。但无论什么条件，外交人员都在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的背上是历史的使命和国家的责任。”
　　（图片由马振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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