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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青长曾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情报工作者之一，长期追随周恩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分管对台工作。他是周恩来弥留之际召见的最后一位中央部门负责人，也是周恩来葬礼工作的主要负责者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罗青长是一名极具天赋、颇为杰出的典范级巨谍。
投身情报打入敌营
1935年，“龙潭三杰”中的钱壮飞壮烈牺牲，胡底为张国焘所冤杀，中共情报事业陷入低潮，仅余李克农独立支撑，情报人员缺口颇大。因此长征后，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工作，为了保障党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中社部被人们戏称为培训共产党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作为第二期学员的罗青长表现优异，入门后从科员一步步登上去，直到后来官至中央调查部部长。
培训毕业后，1938年11月，作为中社部的秘密干部，罗青长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当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驻地七贤庄1号是我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是国民党特务的心头大患，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相当激烈。为了严密监视我方行踪，西安警备司令部甚至以登记为名，闯进七贤庄检查。按照国共双方约定，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枪支、弹药都要上报。特务一直期望能找到漏洞借机下手。由于罗青长的精心布置，每次检查都是无懈可击，甚至连子弹都一粒不差。
为保持与中央的联系，七贤庄配有大功率电台。特务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异常电波后，几次进门搜查，结果总是无果而返。
1939年4月，罗青长根据组织安排转入地下活动，以中尉书记官身份作掩护，打入胡宗南部。在其两年的“潜伏”过程中，罗青长主要负责与后来被称为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三人联系，为中共提供蒋介石甚为器重的重要将领——胡宗南的相关情报。
与此前热播的谍战剧《潜伏》颇为相似的是，罗青长在“潜伏”期间遇到了自己日后的伴侣，同样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杜希健，并成为她的直接领导。两人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逐渐产生感情，在党组织批准后结为革命伴侣。
1941年罗青长被调回延安，担任中社部一室指导科科长，进入我党情报机关的核心部门，协助李克农等中社部领导负责联系指导全党各情报系统，全面掌握对敌情报斗争。此外，他还是有名的活档案，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时任中社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随行，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的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我党各系统情报部门如数家珍，得到毛泽东的称赞。
徐向前元帅曾经评价，罗青长“是我党情报侦察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这一评价，对于深隐幕后的情报工作者而言是极为难得的赞誉。
文革不倒总理嘱托
建国后，罗青长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
因其在情报战线上的突出表现和丰富经验，罗青长参与并侦破多起针对时任最高领导层的谋杀案件。譬如1963年台湾方面的特务阴谋刺杀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湘江案”。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罗青长任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在柬埔寨，为保证刘少奇的安全，罗青长还临时和刘少奇交换了坐车。罗青长还参与破获台湾方面特务企图谋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他还参与了前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归国等重要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罗青长一度受到冲击并被关押，后又被康生打成“反革命集团”。但由于罗青长的工作较特殊，故受到周恩来保护，其业务领导地位基本未中断，可见周总理对罗青长的高度重视与爱护。
1975年9月4日，周总理病情恶化，仍不顾疾病的折磨坚持批阅文件。当他看到《参考消息》3日转载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一篇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时，当即批示，要罗青长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在批件的最后，总理用颤抖的笔连写下四个“托”字。
由于病魔的折磨，总理连续几天都处于半昏迷状态。12月20日，他的神智稍微清醒，清晨一醒来就呼唤罗青长的名字。等罗青长一进病房，总理就急切地询问台湾的近况以及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总理两次昏迷过去，最终不得不终止谈话。
罗青长依依不舍地向总理告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这也是总理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总理留给他的最后遗墨和最后遗言都与台湾问题有关。总理逝世后，罗青长担任了周恩来治丧办公室副主任，他强忍着悲伤，送总理走完最后一程。1月15日晚8点左右，罗青长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总理生前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一起登上飞机，按照总理的遗愿，将骨灰撒向祖国大地。
后继有人 薪火相传
罗青长的六个儿子分别是罗抗、罗挺、罗援、罗振、罗挥、罗扬。据罗援亲述：“我出生于1950年抗美援朝期间，罗援这个名字由此而来。我们家其他几个孩子的名字也都有时代特征，罗抗，抗日战争；罗挺，挺进中原；罗援，抗美援朝；罗振，振兴中华等等。六个孩子都是父亲根据时代取的名。”这六子在各自领域均有所建树，其中知名度最大的要数中国当代鹰派代表罗援。
生于1950年的罗援目前是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少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国际军事分会会长。罗援所代表的中国鹰派在民众中颇有人气，拥趸众多。
罗援身上有着典型的军人气质，对于“鹰派”这个称谓，他欣然领受。但他强调解放军的“鹰派”不莽撞、格调高，不光是和人比嘴巴硬，还要比拳头，比智慧。他所从事的军事科研工作，属于智力层面上的军事竞争，需要在更为隐性的较量中达到未战先胜的目标，所以没有明晰的价值判断作指向，当然是不行的。这一点，可以看作是受其父罗青长的影响，基于理性、实事求是正是罗青长的作风。
在抗战初期，延安流行着这样的看法：认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的职业特务“中统”、“军统”是一丘之貉。这种观点会影响党对三青团所采取的政策。罗青长带着这个问题对陕西省三青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发现：三青团是国民党的青年组织，其中倾向进步的是少数，坚决反共的也是少数，多数介乎两者之间，特务分子是个别的。为此他撰写了题名为《陕西省三青团概况》的调查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份调查报告后，极为重视，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党在制定国统区的青年工作政策时，把三青团列为争取对象而不是打击对象，罗青长的调查报告起了重要作用。
（据《老人报》）
投身情报打入敌营
1935年，“龙潭三杰”中的钱壮飞壮烈牺牲，胡底为张国焘所冤杀，中共情报事业陷入低潮，仅余李克农独立支撑，情报人员缺口颇大。因此长征后，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工作，为了保障党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中社部被人们戏称为培训共产党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作为第二期学员的罗青长表现优异，入门后从科员一步步登上去，直到后来官至中央调查部部长。
培训毕业后，1938年11月，作为中社部的秘密干部，罗青长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当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驻地七贤庄1号是我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是国民党特务的心头大患，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相当激烈。为了严密监视我方行踪，西安警备司令部甚至以登记为名，闯进七贤庄检查。按照国共双方约定，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枪支、弹药都要上报。特务一直期望能找到漏洞借机下手。由于罗青长的精心布置，每次检查都是无懈可击，甚至连子弹都一粒不差。
为保持与中央的联系，七贤庄配有大功率电台。特务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异常电波后，几次进门搜查，结果总是无果而返。
1939年4月，罗青长根据组织安排转入地下活动，以中尉书记官身份作掩护，打入胡宗南部。在其两年的“潜伏”过程中，罗青长主要负责与后来被称为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三人联系，为中共提供蒋介石甚为器重的重要将领——胡宗南的相关情报。
与此前热播的谍战剧《潜伏》颇为相似的是，罗青长在“潜伏”期间遇到了自己日后的伴侣，同样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杜希健，并成为她的直接领导。两人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逐渐产生感情，在党组织批准后结为革命伴侣。
1941年罗青长被调回延安，担任中社部一室指导科科长，进入我党情报机关的核心部门，协助李克农等中社部领导负责联系指导全党各情报系统，全面掌握对敌情报斗争。此外，他还是有名的活档案，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时任中社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随行，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的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我党各系统情报部门如数家珍，得到毛泽东的称赞。
徐向前元帅曾经评价，罗青长“是我党情报侦察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这一评价，对于深隐幕后的情报工作者而言是极为难得的赞誉。
文革不倒总理嘱托
建国后，罗青长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
因其在情报战线上的突出表现和丰富经验，罗青长参与并侦破多起针对时任最高领导层的谋杀案件。譬如1963年台湾方面的特务阴谋刺杀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湘江案”。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罗青长任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在柬埔寨，为保证刘少奇的安全，罗青长还临时和刘少奇交换了坐车。罗青长还参与破获台湾方面特务企图谋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他还参与了前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归国等重要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罗青长一度受到冲击并被关押，后又被康生打成“反革命集团”。但由于罗青长的工作较特殊，故受到周恩来保护，其业务领导地位基本未中断，可见周总理对罗青长的高度重视与爱护。
1975年9月4日，周总理病情恶化，仍不顾疾病的折磨坚持批阅文件。当他看到《参考消息》3日转载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一篇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时，当即批示，要罗青长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在批件的最后，总理用颤抖的笔连写下四个“托”字。
由于病魔的折磨，总理连续几天都处于半昏迷状态。12月20日，他的神智稍微清醒，清晨一醒来就呼唤罗青长的名字。等罗青长一进病房，总理就急切地询问台湾的近况以及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总理两次昏迷过去，最终不得不终止谈话。
罗青长依依不舍地向总理告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这也是总理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总理留给他的最后遗墨和最后遗言都与台湾问题有关。总理逝世后，罗青长担任了周恩来治丧办公室副主任，他强忍着悲伤，送总理走完最后一程。1月15日晚8点左右，罗青长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总理生前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一起登上飞机，按照总理的遗愿，将骨灰撒向祖国大地。
后继有人 薪火相传
罗青长的六个儿子分别是罗抗、罗挺、罗援、罗振、罗挥、罗扬。据罗援亲述：“我出生于1950年抗美援朝期间，罗援这个名字由此而来。我们家其他几个孩子的名字也都有时代特征，罗抗，抗日战争；罗挺，挺进中原；罗援，抗美援朝；罗振，振兴中华等等。六个孩子都是父亲根据时代取的名。”这六子在各自领域均有所建树，其中知名度最大的要数中国当代鹰派代表罗援。
生于1950年的罗援目前是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少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国际军事分会会长。罗援所代表的中国鹰派在民众中颇有人气，拥趸众多。
罗援身上有着典型的军人气质，对于“鹰派”这个称谓，他欣然领受。但他强调解放军的“鹰派”不莽撞、格调高，不光是和人比嘴巴硬，还要比拳头，比智慧。他所从事的军事科研工作，属于智力层面上的军事竞争，需要在更为隐性的较量中达到未战先胜的目标，所以没有明晰的价值判断作指向，当然是不行的。这一点，可以看作是受其父罗青长的影响，基于理性、实事求是正是罗青长的作风。
在抗战初期，延安流行着这样的看法：认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的职业特务“中统”、“军统”是一丘之貉。这种观点会影响党对三青团所采取的政策。罗青长带着这个问题对陕西省三青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发现：三青团是国民党的青年组织，其中倾向进步的是少数，坚决反共的也是少数，多数介乎两者之间，特务分子是个别的。为此他撰写了题名为《陕西省三青团概况》的调查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份调查报告后，极为重视，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党在制定国统区的青年工作政策时，把三青团列为争取对象而不是打击对象，罗青长的调查报告起了重要作用。
（据《老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