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教育局日前部署2008年教育工作时做出了一个规定，对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工超生子女，他们在郑州上学将受到限制（2月22日《河南商报》）。对此，邓聿文先生在2月26日《山西晚报》撰文，认为“提高超生子女的教育成本是必要的”。
　　我当然还要举出一些“老套的”理由来反驳他：郑州市此举不仅侵犯了超生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而且直接违反了全国人大早已批准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公民经济和社会权利的相关国际公约；同时，即使农民工超生该惩罚，受惩罚的也是超生的父母而不是无辜的子女。这些貌似老套的理由，实则是需要不断重复的常识和法理。
　　相反，赞成“提高超生子女的教育成本”的理由倒是貌似新鲜实则观念老套陈旧，不堪一驳。比如说，“孩子固然是无辜的，因其是超生，他（她）的到来就要让社会为其成长多付出一份资源，在资源总量既定的条件下，显然是要挤占其他合法生育的孩子的社会资源。何况现在的问题是教育资源显著不足。”教育资源不足，果真应由超生孩子承担吗？教育资源不足，不问经济总量全球第四、财政收入占ＧDＰ20％，政府预算内外总收入超过ＧDＰ40％强的国度，为什么总是不足？倒过头来把责任的义务变成公民的责任，是为本末倒置，此其一。其二，此论隐含着的是一个长期以来在国人观念中藏而不露的落后观念，就是把孩子当成家庭的私有财产，而不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财富。在这种落后观念支配下，长期以来教育和培养孩子的责任基本上全部落在了父母的头上。事实上，即使从孩子成人后创造财富的角度来说，以及从今天我国显性和隐性税负的角度来看，人们创造的财富留给自己和家人的都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通过企业利润、政府税收等形式贡献给了社会。因此，是到了彻底转变我国的人口观念的时候了：孩子不是家庭私有财产，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
　　历史的吊诡，现实的奇妙，国家越是把人口当财富和宝贝，给孩子们提供足够的营养和教育保障，他们将来就越有可能成长为国家和社会急需的人才；相反，你越是把他们当包袱甩掉，他们将来就越有可能成为社会和家庭的包袱和“寄生虫”，甚至成为反社会的违法犯罪人员。“最好的教育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警钟当长鸣啊！
　　邓先生在文中还说，“除非我们要取消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否则，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适当限制其享受的教育资源，提高其父母的教育成本是有必要的。”但是，超生孩子大多在农村，万一提高其父母的教育成本导致孩子辍学，这个成本最后就是由孩子和未来的社会来承担了！这样的殃及无辜如果无法避免，教育惩罚的政策是否应该叫停？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不错，我不反对。但是，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得如何，是否超生，无关无辜孩子的事，中国大地上的每个孩子享有平等的人权、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尤其是享有国家的义务教育权利等等，是毋庸置疑的。再者，对于基本国策，我们一个时期不变，不等于永远不变。有人说计划生育是为了使中国人过得更好，牺牲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幸福的是后人。但也有人已经看到并在思考，计划生育可以让现在的这一代人过上相对好一点的日子（因为节省了抚养后代的费用），但是会不会给后代留下了老龄化、性别比失衡、社会需求不足、国家竞争力下降、军事安全受到挑战、独生子女意志品质差等等后果？
　　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土地和资源无法承受太多的人口。是啊，但是这个太多是多少？应该依据科学测算。我们也要看到，当代世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恰恰是那些把人口当成国家和社会第一资源，极力提供优质、平等教育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可以突破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限制，成长为一个个令人惊羡的强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莫不如是。
　　中国人口在上世纪50、60年代，由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后，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就已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程亚文先生认为，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推进的情况下，无论人口政策如何调整，今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也将不再可能回头，人口出生率也将依旧持续下降。正如北京大学乔晓春教授所说，在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后，将生育率从高降到低是可能的，而将长期以来已经较低的生育率提高则不太可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等国的经历，都已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我们比超生还更应该担心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借超生为由，继续推卸自己的教育责任，使教育欠债不断地积累和延续下去，“教育欠债”不断加剧将使“低素质、低收入、高犯罪率”加剧，这样的恶果是谁也不乐意见到的。（作者系北京资深评论员，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