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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新中国诞生以后的最初年代，西方世界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对我国不但采取了封锁包围的扼杀政策，而且在国际上还制造种种攻击我们的流言蜚语。因此，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如何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是刻不容缓的历史重任。正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等我国老一代领导人亲自关怀和指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启步开航，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其中我为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当翻译，听他向国际社会各界人士讲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可以说构成了当时民间外交的一个重要篇章，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反响。
“皇帝热”赢得了中国
的良好形象
1959年10月，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欢庆年轻的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无比喜悦之中的时候，传出了震动世界的特大新闻：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宣布，决定对末代皇帝溥仪予以特赦释放。消息传来，顿时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一时间，末代皇帝溥仪成了人们关注的人物。关心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的各国友好人士纷纷要求会见溥仪。国外政界和新闻等各界人士也专程来华座谈、采访，多种报道接踵而至。可以说，一时间掀起了一股“皇帝热”。1960-1967年间，我一直为溥仪当翻译，所接待的来自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外宾数十批。
1964年7月，溥仪在与阿根廷议员团座谈时，一位外宾用试探性的口气问道，在世界许多国家，每当封建制度被推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之日，就是末代皇帝被送上断头台，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之时。为什么中国政府非但没有对您处以极刑，还要挽救您并给予您新生呢？溥仪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无论是被苏联红军看管在哈巴罗夫斯克，还是后来被遣送到中国东北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最大的恐惧便是自知迟早要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1946年8月，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灭绝人性的罪行时，对自己的罪责并不想承担。但在后来学习和改造自己的过程中，大量事实教育了我，要深刻清算自己的罪过，走上重新做人的道路。抚顺管理所一位领导对我说，共产党要改造世界，首先要改造人。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和其他会议上的讲话中多次指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共同奋斗。溥仪说，他听了以后内心既震动，又温暖，因为想到自己还有救，甚至还能为建设新社会出力。
联系到此前和此后在接待各国外宾时，溥仪通过介绍自己从皇帝到公民的亲身经历，回顾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屈辱以及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在外国友人中大大消除了西方舆论对我国铺天盖地的歪曲宣传的影响，而且也使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新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以至原来对新中国持有怀疑态度的一些人士，也不得不表示叹服。他们回国后，有的向议会和政府作报告，有的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纷纷赞扬新中国，主张与中国发展关系。而其中都少不了与溥仪座谈的篇章。我清楚地记得，那段时期，我经常收到外国友人从远方反馈的消息。一位智利新闻工作者还寄给我发表他访华观感的连续报道，其中一篇的醒目标题是：《末代皇帝为新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
从“人性泯灭”的忏悔到
“脱胎换骨”的新生
1960年，我陪同玻利维亚议员代表团同溥仪进行座谈。代表团中一位左派议员首先发问，他直截了当地说，“国外对您的议论褒贬不一。我们想知道，您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您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道路？”溥仪略加思索回答说，他经历的是从“人性的泯灭”到“人性的复苏”的过程。1908年12月他两岁半时，被抱着登上了龙椅宝座。那天他因受惊吓大哭不止，被宫中认为是不祥之兆，长大后命运将十分坎坷。这虽是迷信的揣测，想不到不幸而言中。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开始读书识字的第一课是圣人教诲的《三字经》，上面开宗明义的第一句便是“人之初，性本善”，讲的就是“人”和“人的本性”。但是，对“人”的真正认识和懂得“做人”的道理，却是在他对国家和民族犯下深重罪孽和进行痛苦的反省和忏悔以后，在他对自己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在人生道路上进行根本的转变，从而“重新做人”以后。
在1965年与秘鲁中国文化协会代表团的座谈会上，秘中文协领导人阿尔赛，他亦是秘鲁著名记者，说：“末代皇帝成新人，这在我们看来简直好像是天方夜谭。但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做到了，这使我们感到无比的钦佩。”他希望溥仪先生早点把这部历史写出来，套用中国人常说的话，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末代皇帝如何“从鬼变成人”的经历，从而增进对新中国的认识，阿尔赛感慨地对我说，溥仪引用中国的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反省自己，说只有提高自己的品性，而后才能整治好家族，然后治理好国家，才能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康。而他这个末代皇帝却完全与此背道而驰，给国家、民族、家庭造成了无穷的灾难。溥仪说得好，他为新生以后的后半生感到幸福。因为第一，他成了自食其力的公民，不做寄生虫，摆脱了耻辱生活的阴影；第二，他已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再是听人摆布的傀儡，更不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祸害的始作俑者；第三，他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温馨家庭。
毛主席和周总理
的亲切关怀
1965年9月，溥仪与秘鲁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座谈时，奥尔维戈索团长问溥仪：“您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系如何？”溥仪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每次和他们会面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令他终生难忘。最初的感受是1956年5月，他的叔叔载涛和三个姐妹来抚顺管理所探望他。原来1954年当选人大代表的载涛在全国人大开会时，周总理把他引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握住他的手说，“我听说溥仪学习得很好，有不少进步，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现在全国人民都翻了身，这中间就包括满族人民，也包括你们爱新觉罗家族。”周总理插话说，“翻身当家作主人，就是要全国各族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溥仪来说，就是要脱胎换骨地改造，彻底抛弃过去，成为对新社会有用的人。”溥仪听他叔叔转达的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他说，想不到日理万机的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对一个关押的罪犯如此关心，鼓励他弃旧图新。再联想自己成天打人算盘过日子，简直无地自容。从那以后，他的心头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努力改造好自己，便成为他生活的目标。
接着，溥仪又回忆起1964年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他举行的那次温馨的宴会。毛主席问他现在的生活安排得如何，过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有何感受等等。溥仪告诉毛主席，他已开始了新的生活。1960年3月，他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学会了播种、灌溉、施肥、护理，把花卉栽培得生机盎然。他不仅受到了夸奖，而且开始体会到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幸福。他还参加了天安门游行，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在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中，他自己感到融入了人民的队伍，感到为和平、为正义奋斗的光荣。1960年11月，他兴奋地拿到了公民证去投票站行使公民投票选举的权利。他又感受到同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分享当家作主的骄傲。总之，他体会到了毛主席说的重新做人的教诲的深刻性。毛主席幽默地说，你是中国皇帝，现在开始了新的生活，可许多人不相信呢！他们说我们共产党“共产共妻”，简直是“洪水猛兽”。溥仪说，“自1956年下半年开始，不断有外国友人和记者采访我。近几年世界各国人士要求与我座谈的也越来越多。所以，我正准备写一本书，让世界了解我一生中两段截然不同的经历和中国大地发生的变化。”周总理说，对啊，这就是你的前半生和从皇帝到公民的变化，应该写出来。
毛主席和周总理一直很关心溥仪，还专门派医生为他治病。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毛主席专门指示要保护好他，说“我们都是他的子民，他应该过得比我们更好”。这样才避免了红卫兵对他的进一步冲击。
作者汤铭新，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大部副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秘书长，中国前驻玻利维亚、乌拉圭大使。
“皇帝热”赢得了中国
的良好形象
1959年10月，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欢庆年轻的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无比喜悦之中的时候，传出了震动世界的特大新闻：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宣布，决定对末代皇帝溥仪予以特赦释放。消息传来，顿时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一时间，末代皇帝溥仪成了人们关注的人物。关心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的各国友好人士纷纷要求会见溥仪。国外政界和新闻等各界人士也专程来华座谈、采访，多种报道接踵而至。可以说，一时间掀起了一股“皇帝热”。1960-1967年间，我一直为溥仪当翻译，所接待的来自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外宾数十批。
1964年7月，溥仪在与阿根廷议员团座谈时，一位外宾用试探性的口气问道，在世界许多国家，每当封建制度被推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之日，就是末代皇帝被送上断头台，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之时。为什么中国政府非但没有对您处以极刑，还要挽救您并给予您新生呢？溥仪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无论是被苏联红军看管在哈巴罗夫斯克，还是后来被遣送到中国东北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最大的恐惧便是自知迟早要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1946年8月，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灭绝人性的罪行时，对自己的罪责并不想承担。但在后来学习和改造自己的过程中，大量事实教育了我，要深刻清算自己的罪过，走上重新做人的道路。抚顺管理所一位领导对我说，共产党要改造世界，首先要改造人。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和其他会议上的讲话中多次指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共同奋斗。溥仪说，他听了以后内心既震动，又温暖，因为想到自己还有救，甚至还能为建设新社会出力。
联系到此前和此后在接待各国外宾时，溥仪通过介绍自己从皇帝到公民的亲身经历，回顾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屈辱以及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在外国友人中大大消除了西方舆论对我国铺天盖地的歪曲宣传的影响，而且也使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新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以至原来对新中国持有怀疑态度的一些人士，也不得不表示叹服。他们回国后，有的向议会和政府作报告，有的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纷纷赞扬新中国，主张与中国发展关系。而其中都少不了与溥仪座谈的篇章。我清楚地记得，那段时期，我经常收到外国友人从远方反馈的消息。一位智利新闻工作者还寄给我发表他访华观感的连续报道，其中一篇的醒目标题是：《末代皇帝为新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
从“人性泯灭”的忏悔到
“脱胎换骨”的新生
1960年，我陪同玻利维亚议员代表团同溥仪进行座谈。代表团中一位左派议员首先发问，他直截了当地说，“国外对您的议论褒贬不一。我们想知道，您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您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道路？”溥仪略加思索回答说，他经历的是从“人性的泯灭”到“人性的复苏”的过程。1908年12月他两岁半时，被抱着登上了龙椅宝座。那天他因受惊吓大哭不止，被宫中认为是不祥之兆，长大后命运将十分坎坷。这虽是迷信的揣测，想不到不幸而言中。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开始读书识字的第一课是圣人教诲的《三字经》，上面开宗明义的第一句便是“人之初，性本善”，讲的就是“人”和“人的本性”。但是，对“人”的真正认识和懂得“做人”的道理，却是在他对国家和民族犯下深重罪孽和进行痛苦的反省和忏悔以后，在他对自己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在人生道路上进行根本的转变，从而“重新做人”以后。
在1965年与秘鲁中国文化协会代表团的座谈会上，秘中文协领导人阿尔赛，他亦是秘鲁著名记者，说：“末代皇帝成新人，这在我们看来简直好像是天方夜谭。但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做到了，这使我们感到无比的钦佩。”他希望溥仪先生早点把这部历史写出来，套用中国人常说的话，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末代皇帝如何“从鬼变成人”的经历，从而增进对新中国的认识，阿尔赛感慨地对我说，溥仪引用中国的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反省自己，说只有提高自己的品性，而后才能整治好家族，然后治理好国家，才能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康。而他这个末代皇帝却完全与此背道而驰，给国家、民族、家庭造成了无穷的灾难。溥仪说得好，他为新生以后的后半生感到幸福。因为第一，他成了自食其力的公民，不做寄生虫，摆脱了耻辱生活的阴影；第二，他已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再是听人摆布的傀儡，更不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祸害的始作俑者；第三，他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温馨家庭。
毛主席和周总理
的亲切关怀
1965年9月，溥仪与秘鲁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座谈时，奥尔维戈索团长问溥仪：“您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系如何？”溥仪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每次和他们会面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令他终生难忘。最初的感受是1956年5月，他的叔叔载涛和三个姐妹来抚顺管理所探望他。原来1954年当选人大代表的载涛在全国人大开会时，周总理把他引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握住他的手说，“我听说溥仪学习得很好，有不少进步，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现在全国人民都翻了身，这中间就包括满族人民，也包括你们爱新觉罗家族。”周总理插话说，“翻身当家作主人，就是要全国各族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溥仪来说，就是要脱胎换骨地改造，彻底抛弃过去，成为对新社会有用的人。”溥仪听他叔叔转达的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他说，想不到日理万机的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对一个关押的罪犯如此关心，鼓励他弃旧图新。再联想自己成天打人算盘过日子，简直无地自容。从那以后，他的心头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努力改造好自己，便成为他生活的目标。
接着，溥仪又回忆起1964年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他举行的那次温馨的宴会。毛主席问他现在的生活安排得如何，过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有何感受等等。溥仪告诉毛主席，他已开始了新的生活。1960年3月，他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学会了播种、灌溉、施肥、护理，把花卉栽培得生机盎然。他不仅受到了夸奖，而且开始体会到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幸福。他还参加了天安门游行，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在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中，他自己感到融入了人民的队伍，感到为和平、为正义奋斗的光荣。1960年11月，他兴奋地拿到了公民证去投票站行使公民投票选举的权利。他又感受到同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分享当家作主的骄傲。总之，他体会到了毛主席说的重新做人的教诲的深刻性。毛主席幽默地说，你是中国皇帝，现在开始了新的生活，可许多人不相信呢！他们说我们共产党“共产共妻”，简直是“洪水猛兽”。溥仪说，“自1956年下半年开始，不断有外国友人和记者采访我。近几年世界各国人士要求与我座谈的也越来越多。所以，我正准备写一本书，让世界了解我一生中两段截然不同的经历和中国大地发生的变化。”周总理说，对啊，这就是你的前半生和从皇帝到公民的变化，应该写出来。
毛主席和周总理一直很关心溥仪，还专门派医生为他治病。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毛主席专门指示要保护好他，说“我们都是他的子民，他应该过得比我们更好”。这样才避免了红卫兵对他的进一步冲击。
作者汤铭新，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大部副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秘书长，中国前驻玻利维亚、乌拉圭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