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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翻译目的论为研究视角，对BBC纪录片《中国的故事》中有关中国文化解说英译部分进行具体分析，进一步明晰翻译目的论在此类文化负载解说词中的体现。从西方这一展现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这一视角切入，我国译者也能更好地了解西方人眼里的中华历史文化，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关键词】 目的论;《中国故事》;解说词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8-0071-02
在翻译理论中，由德国语言学家卡塔琳娜·赖斯、汉斯·弗米尔和克里斯蒂安·诺德等人发展起来的翻译目的论，在跨文化交流方面得到广泛应用。随着目的论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其与中国翻译实践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目前，目的论所指导的翻译策略出现在了许多领域。然而，相关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由中国译者以典型的中国视角翻译的文本上。本文以BBC的纪录片《中国故事》为例，从典型的西方视角来研究中国文化在纪录片翻译中的表现形式，并在目的论的指导下，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翻译策略。
一、翻译目的论
按照克里斯蒂安·诺德的说法，目的论来源于行动理论[1]44，它是由卡塔琳娜·赖斯、汉斯·弗米尔和克里斯蒂安·诺德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首次提出的。另一位翻译理论学者曼塔丽（Mantari）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区分了翻译与翻译行为，其认为翻译的本质和目的是实现信息的传递，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而通常所说的翻译则是具体翻译行为的实施[2]33。
克里斯蒂安·诺德系统地总结了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各派的观点，提出了功能原则和忠实原则，使得目的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诺德所言，目的论受到基于实用主义文本理论的影响[1]44。因此，其开始将目标文本视为翻译过程的核心，并更加重视目标受众的接受和理解程度。目的论还强调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因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而译者的目的和动机应该被视为其中的重要因素。
在行动理论形成之前，美国语言学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一直被认为是翻译领域的重要里程碑。目的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功能对等理论的不足，继承并发展了功能对等理论。在目的论中，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不仅仅是一个翻译过程，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对整个翻译过程起决定性作用，而翻译的目的性则是目的论的核心观点[2]34。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和研究者一直在探索目的论的应用，并对其做了许多研究。1987年，中国学者桂乾元首次在中国介绍了目的论[2]33。自该理论在中国提出以来，关于目的论的研究就层出不穷，很多研究将目的论与之前提出的其他理论相结合，也出现了将其与中国传统翻译观点进行比较的著作[3]225。
二、目的论在《中国故事》解说词中的体现
目的论的三个核心原则是目的论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
目的论原则认为，所有的翻译活动都应该围绕受众展开。连贯性原则要求翻译必须符合 “文本内连贯性”的标准，即建立起译文与目标受众文化之间的联系[4]103。忠实规则则要求译文应尽可能地与原文保持一致或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地呈现原文的意义。
（一）目的论原则的体现
目的论原则作为目的论三原则中的核心原则，其将翻译的目的性放在首位，在所有翻译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例如，翻译电影片名的最终目的和主要功能是帮助人们理解电影中的核心内容，激发观众的观看欲望，如《非诚勿扰》If You Are the One;《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花样年华》In the Mood for Love等”[5]80。因此，译者应根据具体语境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来达到一定的翻译目的。所用方法既可以是直译，也可以是意译，还可以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
在纪录片《中国故事》第一集中，主持人迈克尔在解释中国人重视同其先祖的联系时，他提到了清明节，英文通常翻译为 “Tomb Sweeping Day”。但迈克尔将这个概念阐释为 “Day of the Ancestors”[6]。显然，后者更符合语境，同时也能适应西方国家的观众，并有助于他们的理解该词的内涵。因为 “扫墓”只是在清明节这天进行的某一动作或活动，而在中国，人们在这天还要做其他事情来纪念死去的亲人。因此，“清明节（Day of the Ancestors ）”這个译名比较贴切。它比 “扫墓日（Tomb Sweeping Day） ”这一版本更容易接受，也同纪录片的广泛受众建立起了有效的沟通。
（二）连贯性原则的体现
连贯性原则要求译文更具可读性，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规则。连贯性原则从属于目的论原则，即译者在实现翻译目的后，应考虑如何使译文在不同的语境中更具有逻辑性、连贯性和可理解性。
《中国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在讲到中国历史上著名高僧玄奘曾跋山涉水远赴印度求取真经时，迈克尔提到了由玄奘这一经历改编而成的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在介绍“孙悟空 ”“猪八戒”“沙和尚”这三位主人公时，他们的名字被分别翻译为：
“The Faithful Monkey ” “The Lustful Piggy” “The Dim-Witted Sandy[6].”
这些名字在中国通常被翻译成“The Monkey King”“The Pig-monster”“The River-monster”。这种翻译方法虽然成功地表达了他们名字的基本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了读者他们的身份，但其未能满足连贯原则的要求，不能让读者更有效地理解文本内涵。通过增加额外的形容词Faithful忠厚、Lustful好色、Dim-Witted 笨拙，让没有读过相关故事的人很容易就能够体会到《西游记》中几位主人公的个性化色彩，这不仅使这些以动物为原型的人物变得鲜活，而且有助于实现三个名称连贯的平行关系。同时，“Monkey”“Piggy”“Sandy”都是以字母 “y ”结尾，音节相同，显然更具有可读性。 （三） 忠实性原则的体现
这里的忠实是指尽量忠于原文，它绝非强迫译者逐字逐句地解释原文。也就是说翻译应该更加忠实于原文且不违背目标受众对自身文化的良好理解。
作为一部内容丰富的纪录片，《中国故事》旨在将灿烂而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历史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要求译者适当解读相关具有中国文化的元素。片中一些译文在不影响纪录片实现有效沟通目的的条件下，也更好地传达出了中国文化元素的含义。在翻译引用的诗句时，忠实原则在影片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在翻译杜甫诗作《江南逢李龟年》中的一句诗“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不识君”时，迈克尔说：
“Here south of the Yangtze， how wonderful the landscape. As once again I meet you as the last spring blossoms fall[8].”
“South of the Yangtze.”指的是 “江南”， “how wonderful the landscape”指的是 “好风景”，“The last spring blossoms fall”指的是 “落花時节”。这些表达都很好遵循了忠实原则。同时，“here” “how” “once again”等副词的使用也使行文通俗易懂。本译文中的词语虽然简单，但条理清晰，与原文相对应，词句富有交际性的同时又不过多牺牲汉语诗的美感。
四、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振兴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如何发挥文化优势，让全球感受到中华文化之美，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迫切任务。自古以来，许多学者和翻译家虽然为传播中华文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新时代以西方的视角进一步审视中国文化，用相关理论以及适当策略指导翻译实践，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每位译者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卞建华.关于翻译目的论相关问题的讨论——与克里斯蒂安·诺德教授的四次网上交流（英文）[J].中国翻译，2006，27（01）：44-46.
[2]赵静.浅析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发展[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6，13（01）：33-34.
[3]陈玉龙，王晓燕.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综述[J].中国电力教育，2010（24）：225-227.
[4]王军，陈诗月.翻译目的论研究综述[J].现代交际，2017（18）：102-103.
[5]陈亚杰，王新.目的论视角下的少数民族特色词汇翻译——以蒙古族特色词汇为例[J].中国翻译，2011，32（04）：79-81.
[6]Michael Wood. The Story of China[M/CD].https：//v.qq.com/detail/s/sdp001bi2bsb6tz.html，2016.
作者简介：
李佳遥，男，山东大学英语翻译硕士研究生在读。
【关键词】 目的论;《中国故事》;解说词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8-0071-02
在翻译理论中，由德国语言学家卡塔琳娜·赖斯、汉斯·弗米尔和克里斯蒂安·诺德等人发展起来的翻译目的论，在跨文化交流方面得到广泛应用。随着目的论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其与中国翻译实践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目前，目的论所指导的翻译策略出现在了许多领域。然而，相关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由中国译者以典型的中国视角翻译的文本上。本文以BBC的纪录片《中国故事》为例，从典型的西方视角来研究中国文化在纪录片翻译中的表现形式，并在目的论的指导下，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翻译策略。
一、翻译目的论
按照克里斯蒂安·诺德的说法，目的论来源于行动理论[1]44，它是由卡塔琳娜·赖斯、汉斯·弗米尔和克里斯蒂安·诺德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首次提出的。另一位翻译理论学者曼塔丽（Mantari）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区分了翻译与翻译行为，其认为翻译的本质和目的是实现信息的传递，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而通常所说的翻译则是具体翻译行为的实施[2]33。
克里斯蒂安·诺德系统地总结了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各派的观点，提出了功能原则和忠实原则，使得目的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诺德所言，目的论受到基于实用主义文本理论的影响[1]44。因此，其开始将目标文本视为翻译过程的核心，并更加重视目标受众的接受和理解程度。目的论还强调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因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而译者的目的和动机应该被视为其中的重要因素。
在行动理论形成之前，美国语言学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一直被认为是翻译领域的重要里程碑。目的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功能对等理论的不足，继承并发展了功能对等理论。在目的论中，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不仅仅是一个翻译过程，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对整个翻译过程起决定性作用，而翻译的目的性则是目的论的核心观点[2]34。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和研究者一直在探索目的论的应用，并对其做了许多研究。1987年，中国学者桂乾元首次在中国介绍了目的论[2]33。自该理论在中国提出以来，关于目的论的研究就层出不穷，很多研究将目的论与之前提出的其他理论相结合，也出现了将其与中国传统翻译观点进行比较的著作[3]225。
二、目的论在《中国故事》解说词中的体现
目的论的三个核心原则是目的论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
目的论原则认为，所有的翻译活动都应该围绕受众展开。连贯性原则要求翻译必须符合 “文本内连贯性”的标准，即建立起译文与目标受众文化之间的联系[4]103。忠实规则则要求译文应尽可能地与原文保持一致或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地呈现原文的意义。
（一）目的论原则的体现
目的论原则作为目的论三原则中的核心原则，其将翻译的目的性放在首位，在所有翻译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例如，翻译电影片名的最终目的和主要功能是帮助人们理解电影中的核心内容，激发观众的观看欲望，如《非诚勿扰》If You Are the One;《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花样年华》In the Mood for Love等”[5]80。因此，译者应根据具体语境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来达到一定的翻译目的。所用方法既可以是直译，也可以是意译，还可以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
在纪录片《中国故事》第一集中，主持人迈克尔在解释中国人重视同其先祖的联系时，他提到了清明节，英文通常翻译为 “Tomb Sweeping Day”。但迈克尔将这个概念阐释为 “Day of the Ancestors”[6]。显然，后者更符合语境，同时也能适应西方国家的观众，并有助于他们的理解该词的内涵。因为 “扫墓”只是在清明节这天进行的某一动作或活动，而在中国，人们在这天还要做其他事情来纪念死去的亲人。因此，“清明节（Day of the Ancestors ）”這个译名比较贴切。它比 “扫墓日（Tomb Sweeping Day） ”这一版本更容易接受，也同纪录片的广泛受众建立起了有效的沟通。
（二）连贯性原则的体现
连贯性原则要求译文更具可读性，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规则。连贯性原则从属于目的论原则，即译者在实现翻译目的后，应考虑如何使译文在不同的语境中更具有逻辑性、连贯性和可理解性。
《中国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在讲到中国历史上著名高僧玄奘曾跋山涉水远赴印度求取真经时，迈克尔提到了由玄奘这一经历改编而成的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在介绍“孙悟空 ”“猪八戒”“沙和尚”这三位主人公时，他们的名字被分别翻译为：
“The Faithful Monkey ” “The Lustful Piggy” “The Dim-Witted Sandy[6].”
这些名字在中国通常被翻译成“The Monkey King”“The Pig-monster”“The River-monster”。这种翻译方法虽然成功地表达了他们名字的基本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了读者他们的身份，但其未能满足连贯原则的要求，不能让读者更有效地理解文本内涵。通过增加额外的形容词Faithful忠厚、Lustful好色、Dim-Witted 笨拙，让没有读过相关故事的人很容易就能够体会到《西游记》中几位主人公的个性化色彩，这不仅使这些以动物为原型的人物变得鲜活，而且有助于实现三个名称连贯的平行关系。同时，“Monkey”“Piggy”“Sandy”都是以字母 “y ”结尾，音节相同，显然更具有可读性。 （三） 忠实性原则的体现
这里的忠实是指尽量忠于原文，它绝非强迫译者逐字逐句地解释原文。也就是说翻译应该更加忠实于原文且不违背目标受众对自身文化的良好理解。
作为一部内容丰富的纪录片，《中国故事》旨在将灿烂而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历史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要求译者适当解读相关具有中国文化的元素。片中一些译文在不影响纪录片实现有效沟通目的的条件下，也更好地传达出了中国文化元素的含义。在翻译引用的诗句时，忠实原则在影片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在翻译杜甫诗作《江南逢李龟年》中的一句诗“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不识君”时，迈克尔说：
“Here south of the Yangtze， how wonderful the landscape. As once again I meet you as the last spring blossoms fall[8].”
“South of the Yangtze.”指的是 “江南”， “how wonderful the landscape”指的是 “好风景”，“The last spring blossoms fall”指的是 “落花時节”。这些表达都很好遵循了忠实原则。同时，“here” “how” “once again”等副词的使用也使行文通俗易懂。本译文中的词语虽然简单，但条理清晰，与原文相对应，词句富有交际性的同时又不过多牺牲汉语诗的美感。
四、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振兴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如何发挥文化优势，让全球感受到中华文化之美，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迫切任务。自古以来，许多学者和翻译家虽然为传播中华文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新时代以西方的视角进一步审视中国文化，用相关理论以及适当策略指导翻译实践，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每位译者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卞建华.关于翻译目的论相关问题的讨论——与克里斯蒂安·诺德教授的四次网上交流（英文）[J].中国翻译，2006，27（01）：44-46.
[2]赵静.浅析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发展[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6，13（01）：33-34.
[3]陈玉龙，王晓燕.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综述[J].中国电力教育，2010（24）：225-227.
[4]王军，陈诗月.翻译目的论研究综述[J].现代交际，2017（18）：102-103.
[5]陈亚杰，王新.目的论视角下的少数民族特色词汇翻译——以蒙古族特色词汇为例[J].中国翻译，2011，32（04）：79-81.
[6]Michael Wood. The Story of China[M/CD].https：//v.qq.com/detail/s/sdp001bi2bsb6tz.html，2016.
作者简介：
李佳遥，男，山东大学英语翻译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