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海曾是中国最有名的职业打假者,但在过去的10年,他仿佛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王海为什么从舆论中心抽身而退?这10年他在做什么?他是打假英雄还是敲诈企业的枪手?在王海最近重回媒体关注视线之际,本刊记者告诉你一个更接近真实的王海形象。
短裤,拖鞋,寸头,灰衬衣,从星巴克走出来时,王海有些火大,前些天才买的两部iPhone,其中的一个好像坏了,他这边喊了半天,对方一句都没听清楚,恨恨地骂了一句粗口,他晃晃悠悠地上楼去了。
办公室在16楼,面积不是很大,工位也就十几个,纸箱子杂乱地码放着,假烟假酒假药一大堆,散落在进门不远处,鸽子在窗前一圈圈地盘旋,呜呜的哨声响亮而悠长。
看到相机,王海有些慌神儿,他站起来挡住摄影记者的镜头,急躁地回身从背包里取出墨镜戴上,情绪这才好了很多。一位很熟悉的揭黑律师,几年前被打死在郊外,这让王海和他的搭档着实反省了很长时间,15年一线打假,伺机报复他的人,不在少数,面对媒体采访,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的自保方式。
一边招呼助理倒茶,一边隔着浓黑的椭圆形镜片,继续方才的谈话。摄影试探性地问,你这两个小镜片能起多大作用呢?抬头想了一会,王海有些尴尬地说,其实,还是管点儿用的。
是打假还是敲诈?
作为打假斗士的王海,在过去的10年,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了,媒体的报道与此前的火爆相比要平淡得多,自与“津成电线”打假败走麦城之后,王海的媒体形象和公众评价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2000年,王海第一次听说津成电线这家公司,爆料人在电话里滔滔不绝详述该公司产品质量如何之差,并邀请王海前去打假,为消费者维权。
听着挺感兴趣,王海带着助手不但去了位于河北任丘的工厂所在地,而且几日后,一行人又去了它在沈阳的销售公司,买了货,回到北京就起诉并举报了。
当时是怎样的原因让他如此仓促出手,王海至今遮遮掩掩不肯细说,他只是承认,当时那个举报人就是津成内部员工,跟公司领导有过节,找他打假是为了报复。
被打的公司没有闲着,先后几次派人到北京与王海交涉,甩给他总计10来万块,王海觉得这钱给得太少,起码得百八十万才合适,结果他收了对方这几笔现金后并没有停手,继续起诉。这显然不符合江湖规矩,激怒了对方。
《辽沈晚报》就此的公开报道,让王海第一次认识到了媒体并非总是和他站在一条线上,而他在电话里对津成电线喊价100万的录音,也在数日后该公司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被抖了出来,王海顿时灰头土脸十分被动,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丢掉官司的那天,王海去了西安,他得知消息说,当地中国试飞院用过津成电线出了安全问题,他赶紧跑去想搜集证据准备反攻。在西安待了一天,拿到的证据其实并不充分,次日他飞往深圳,再从深圳去了南宁,在南宁,几经折腾,王海“疯了”。
王海解释说,当时主要是七天没怎么睡觉,刚一到南宁,被另一项目的打假对象激怒却无处发火,对方在电话里一通乱骂,他既摸不着又看不到。那天下午打车回酒店时,还把钱包给丢了,出租车停在已入住的酒店门口,他下车想让前台帮忙付一下车费还被服务员拒绝了,这成了王海爆发的导火索。
爆发的结果是,这家酒店的吧台和值班经理的办公桌被他砸了,王海主动报了警,如果再不报警,他怕自己收不住,情绪上来可能要动手打人了。
被民警带到派出所以后,王海觉得警察也对他态度恶劣,总是逼问他到南宁来的目的,要他提供能证明他身份的朋友。王海怒了,把派出所的窗户玻璃砸碎了,踢坏了办公室的门,还与几位民警发生了肢体冲突。
当天的南宁,瓢泼的大雨,在被四个警察按住之前,王海跑到门口,在雨地里打滚咆哮。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打假问心无愧,居然被人冤枉官司还输掉,而且这一连好多天没睡觉,一路上没有一件顺心事,处处都有人为难他。
几个小时后,有朋友赶到了派出所,为了能免于拘留也给警方一个台阶,在赔付了一笔不小的损失后,王海被送进精神病院待了一周。
“差不多就是躁狂吧。”往后仰了仰头,王海回忆并承认说。
刚进精神病院头两天,大夫给开了大剂量镇静剂,王海睡过去了,其他的5天,每天早晨他都可以用身份证刷开三道门,出去锻炼身体或者与大夫聊天,吃饭以后回到房间里可以看看电视,随身带的两部手机能用来遥控外面的其他打假业务。
王海记得,院子里,风景不错。
重回公众视野
成立于1996年12月6日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万,由四川东方希望集团刘永行无偿资助,中国青年报社此前看重王海打假的公益特征,免费提供了一间办公室让他用,公司成立后,报社象征性占了35%的股份,剩下65%都属于王海个人。
津成电线争端以后,王海被婉言劝离中青报,报社持有的股份顺水推舟还给了他,至此他不再与这家报社有任何关系。
虽然此后10年里,王海很少出现在媒体上,但他的打假其实并没有停止,他只是觉得媒体不再是他的盟友不再值得信任,另外有些代为维权的企业也不想被曝光,索性他就拒绝与媒体接触。
直到这一两年,间或接触了一些产品,比如2010年,他瞄上了金山毒霸和杰士邦,这几款产品受关注程度甚高,他一起诉就引起了媒体的围观,很多人惊呼,王海又回来了。
5月17日,王海在杭州购买了一套金山毒霸,在该公司官方网站上,金山称,这套产品数次通过国际权威的VB100认证,在AV-C认证中,金山毒霸病毒检测率全球第一。
王海以该公司涉嫌虚假宣传为由起诉了金山,金山马上回应说,这是工作人员笔误,随后更正这处消息并向公众道歉。
但王海对金山的追打没有就此结束,他坚持认为,除了虚假宣传,金山打的是民族牌,却在日本已经做了5年的免费使用,而且一直坚持对国内用户收费,这是歧视和欺骗中国消费者,是不能容忍的。7月28日,王海起诉金山虚假宣传的官司在北京海淀法院一审开庭。
被卷入王海打假序列的,除了金山毒霸,还有杰士邦。
2010年4月,王海的朋友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家超市,购买了“玛尼仕隐形”和“杰士邦超薄”两种安全套,送检后发现,这两款同为杰士邦产品的安全套,为同一进口医疗器械注册证,同一规格型号,质量、厚度也差不多,可是一款卖98元,一款卖49元,差了一倍,而王海通过合作的律师查阅了杰士邦进口报关单,这两款产品,真实成本仅为人民币2元。
王海觉得,杰士邦一直宣称自己是来自英国的洋品牌,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货,改头换面后攫取了暴利,等于是把萝卜卖到了人参价,“比贩毒利润都高”,这是误导消费者。王海一纸诉状将杰士邦告到广州天河区法院。
目前王海与金山、杰士邦的纠纷还未完结。至于为什么要高调打金山和杰士邦等产品,王海自己的说法与以前在所有打假事件上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同,“看他是假的就打啊。”
一边收钱一边谈理想
10年来,很少有人关注到王海打假之外的公益项目,而这却是他现在特别愿意提及的话题。
替商家打假查假,套路已经很成熟,为消费者个人维权的打假,打到最后常常会变成公益,而王海最大的公益项目,是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等人联合发起的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从2001年开始,在某基金会资助下,这个项目做到了现在,而且还在推进。
2003年,王海和他的团队参与了公安部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山鹰行动,在关于这次行动的公开报道里,没有王海的名字,他说,他获得了经济回报,名声是公安部的,这样想想,也算公平。
打假的王海每年收入如何?王海的回答是,他现在是衣食无忧,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进账的数字不固定,也不方便讲,“反正不能说十分赚钱,但还过得去,起码比你们记者多吧。”
王海的业务重头是帮企业打假,他前期查假的方式类似警方,除了可能以人海战术摸查造假者以外,多数时候会在造假企业里培植眼线,收买工厂员工,或者直接派人应聘去做卧底。
有时候为了查一批假货源头,调动几百名调查员的情况也是有的,这些调查员来自全国各个调查公司,一些尖端侦查技术也被利用上,他承认,这已经走在了法律的边缘。
多数时候,王海并不在他的办公室里待着,那只是“王海热线”的办公地点,通常会有几个员工在工作时间里接接电话,不忙时,办公室甚至还会上锁,可是一旦有案件确立下来,常年合作的律师和调查员们可以一呼百应地过来。
从1995年开始打假,王海的人脉资源,一步步累积,他打假的范围十几年前就覆盖全国了,目前他主要仰赖的资源是全国两百多家调查公司,他是中国调查联盟副主席,这些调查公司在信息上可以共享,人员上可以相互帮忙。
很多人会关心打假斗士的人身安危,直到今天,王海还未遇到真正危及生命的凶险,他说,这绝不是说没人收拾他,而是他自己特别在意,他十分警惕风险,每次作打假调查,一旦觉得风险好像有些大,保镖是寸步不离的,最多的时候,他有十几个保镖。
有一回在深圳,王海帮助一个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找了一伙打手,恐吓他别搞,当王海带了40多个同样的小混混前去赴会时,对方的打手竟吓跑了。
王海说,他不怕明搞,怕的是暗算,没掉下来的鞋子,才最可怕。
王海喜欢谈理想,他说他没有把钱看得很重,很多人骂他打假是为了挣钱,可有些活动他根本不挣钱而且自掏腰包还要干,而且干得还不少,只是这些媒体都不愿意报道。
“骗子骗钱的流程,我都熟悉,像史玉柱,那不就是个骗子嘛,如果为了赚钱,那我干脆开个医院得了,一年挣个一千万,跟玩儿一样。”
不过,在打假这件事上,王海承认他谈钱是谈得最多的,可他又觉得这些钱是光明正大赚来的,本质上他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和方舟子是一样的,赚钱并不影响他事业的正当性。
有知情人士向南都周刊记者爆料称,在金山毒霸打假中,王海收了金山某竞争对手的钱,而且在杰士邦维权中也有证据表明,他是在为杰士邦某一代理商做打手,该代理商此前靠销售杰士邦发了家,成为当地业务第一名,但他还是觉得利润空间小,就搞出了另一品牌与杰士邦搭售,并逐步排挤杰士邦。
王海对涉嫌做枪手的说法闪烁其词,他最后归纳说,打假可以两头通吃,拿一方钱打另一方,再向另一方索赔,这的确可以实现,但即便吃了,对调查公司来说,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拿金山这事来说,谁说我是周鸿祎雇的,你随便去查嘛,查银行账号,查通话记录,根本就没联系嘛。”
一边下楼,一边继续聊,手机忽然响了起来,王海看了一眼,没接,他说,业务挺忙,又有客户找上门来了。
在打假这件事上,王海承认他谈钱是谈得最多的,可他又觉得这些钱是光明正大赚来的,本质上他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
南都周刊 王海
“我是在追求正义”
从假货到假宣传
南都周刊:同样是打假,以前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王海:以前主流渠道的假冒伪劣商品非常泛滥,而现在是欺诈,是纯骗,比如1996年,你卖一双耐克袜子给我,地摊卖5块,而你这个商场标价20元,真货可能卖40元。现在呢,中国名牌作假,比如某名牌袜子,它就是真货,但它说100%羊毛,其实只有一半,或者干脆就没有。
南都周刊:你是怎么判断一件商品是假货或者存在虚假宣传呢?
王海:以前我们打假,还要去商店看一下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别把真的买回来。现在一看是中国名牌,买,是驰名商标,买,把产品和广告和说明书对一对,看它有没有那些功效,要么就去检测一下。
现在虽然还是有些小厂在做假冒伪劣产品,但不是主流了,假货一眼就能看出来,比如你去市场买一个苹果手机,四百块钱,不用问就知道是假的。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纯正的假货少了,虚假宣传的正规产品多了?
王海:没错,假货少多了,地下经济的欺骗性在变弱,我为立邦漆打过假,假货的确有,不过只要消费者别贪小便宜,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就好了。
先收钱再打假
南都周刊:既然打假多数是非公益的,那你收钱的标准和流程是怎样的?
王海:我主要是为厂家打假,为消费者个人打假常常是公益性的,赚不到钱,如果厂家委托,收费就很明确了,一个case多少钱,是有行情的,不是我随便喊的。
在我成立公司之前,其实有一些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商标代理机构已经在做这件事了,只是作为买家,我是中国第一个成立公司去索赔的。
前些年的行情,查一个造假工厂,收费一万美元,现在调查公司太多,报纸上密密麻麻的,竞争惨烈,这个事2000块钱都有人去做了。
另外有一类,比如假药,我们是按产品数量收费的,查一件货几百块钱甚至几十块钱都有,数量通常很大宗,我们通过联合工商、药监帮企业截获这批货,最后按件来计费。
南都周刊:一个案子从接手到结算一般周期会有多长?
王海:有的可能半年一年,有的就很快,最快的一两天就完成了,我们曾去查过一个制作假拉链的工厂,他每天都在生产,工厂是不设防的,随便人进出,我们大摇大摆进去看就行了,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当天就给他办妥了。
我觉得我是个公民
南都周刊:很多人并不支持你这种收费式打假,你自己怎么看?
王海:挣钱没什么错,收钱并不影响我事业的正当性,就像你们记者做报道一样,调查一个黑幕很正义,最后也是挣稿费挣奖金的啊。我是光明正大地挣钱,本质上我是在追求一种成就感,在追求正义,是理想优先的。
南都周刊:很多人怀疑你表面打假实则两头通吃。
王海:那都是猜测。老实讲,假如说我就是枪手,对我自己来说,这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只是没有雇主会承认,即便他找我们,也不会亲自出面的,你懂吧。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这种猜测并非没有根据?
王海:这么说吧,有些人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内幕,提供一些资金支持,这个是肯定存在的,但你说这个事儿跟谁谁有直接关系,那你是挂不上钩的,即便收了一方的钱打另一方,这其实也很正常,可你查不到证据,那就等于白说,你说我受周鸿祎委托,你去查吧。
我的打假,是一开始就把问题给他曝光,然后再打官司索赔,不是悄悄地先向对方要钱,谈不拢再曝光,那我不成要饭的了吗?
我本身并不缺钱,我是能赚就赚,赚不到也没关系。
短裤,拖鞋,寸头,灰衬衣,从星巴克走出来时,王海有些火大,前些天才买的两部iPhone,其中的一个好像坏了,他这边喊了半天,对方一句都没听清楚,恨恨地骂了一句粗口,他晃晃悠悠地上楼去了。
办公室在16楼,面积不是很大,工位也就十几个,纸箱子杂乱地码放着,假烟假酒假药一大堆,散落在进门不远处,鸽子在窗前一圈圈地盘旋,呜呜的哨声响亮而悠长。
看到相机,王海有些慌神儿,他站起来挡住摄影记者的镜头,急躁地回身从背包里取出墨镜戴上,情绪这才好了很多。一位很熟悉的揭黑律师,几年前被打死在郊外,这让王海和他的搭档着实反省了很长时间,15年一线打假,伺机报复他的人,不在少数,面对媒体采访,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的自保方式。
一边招呼助理倒茶,一边隔着浓黑的椭圆形镜片,继续方才的谈话。摄影试探性地问,你这两个小镜片能起多大作用呢?抬头想了一会,王海有些尴尬地说,其实,还是管点儿用的。
是打假还是敲诈?
作为打假斗士的王海,在过去的10年,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了,媒体的报道与此前的火爆相比要平淡得多,自与“津成电线”打假败走麦城之后,王海的媒体形象和公众评价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2000年,王海第一次听说津成电线这家公司,爆料人在电话里滔滔不绝详述该公司产品质量如何之差,并邀请王海前去打假,为消费者维权。
听着挺感兴趣,王海带着助手不但去了位于河北任丘的工厂所在地,而且几日后,一行人又去了它在沈阳的销售公司,买了货,回到北京就起诉并举报了。
当时是怎样的原因让他如此仓促出手,王海至今遮遮掩掩不肯细说,他只是承认,当时那个举报人就是津成内部员工,跟公司领导有过节,找他打假是为了报复。
被打的公司没有闲着,先后几次派人到北京与王海交涉,甩给他总计10来万块,王海觉得这钱给得太少,起码得百八十万才合适,结果他收了对方这几笔现金后并没有停手,继续起诉。这显然不符合江湖规矩,激怒了对方。
《辽沈晚报》就此的公开报道,让王海第一次认识到了媒体并非总是和他站在一条线上,而他在电话里对津成电线喊价100万的录音,也在数日后该公司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被抖了出来,王海顿时灰头土脸十分被动,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丢掉官司的那天,王海去了西安,他得知消息说,当地中国试飞院用过津成电线出了安全问题,他赶紧跑去想搜集证据准备反攻。在西安待了一天,拿到的证据其实并不充分,次日他飞往深圳,再从深圳去了南宁,在南宁,几经折腾,王海“疯了”。
王海解释说,当时主要是七天没怎么睡觉,刚一到南宁,被另一项目的打假对象激怒却无处发火,对方在电话里一通乱骂,他既摸不着又看不到。那天下午打车回酒店时,还把钱包给丢了,出租车停在已入住的酒店门口,他下车想让前台帮忙付一下车费还被服务员拒绝了,这成了王海爆发的导火索。
爆发的结果是,这家酒店的吧台和值班经理的办公桌被他砸了,王海主动报了警,如果再不报警,他怕自己收不住,情绪上来可能要动手打人了。
被民警带到派出所以后,王海觉得警察也对他态度恶劣,总是逼问他到南宁来的目的,要他提供能证明他身份的朋友。王海怒了,把派出所的窗户玻璃砸碎了,踢坏了办公室的门,还与几位民警发生了肢体冲突。
当天的南宁,瓢泼的大雨,在被四个警察按住之前,王海跑到门口,在雨地里打滚咆哮。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打假问心无愧,居然被人冤枉官司还输掉,而且这一连好多天没睡觉,一路上没有一件顺心事,处处都有人为难他。
几个小时后,有朋友赶到了派出所,为了能免于拘留也给警方一个台阶,在赔付了一笔不小的损失后,王海被送进精神病院待了一周。
“差不多就是躁狂吧。”往后仰了仰头,王海回忆并承认说。
刚进精神病院头两天,大夫给开了大剂量镇静剂,王海睡过去了,其他的5天,每天早晨他都可以用身份证刷开三道门,出去锻炼身体或者与大夫聊天,吃饭以后回到房间里可以看看电视,随身带的两部手机能用来遥控外面的其他打假业务。
王海记得,院子里,风景不错。
重回公众视野
成立于1996年12月6日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万,由四川东方希望集团刘永行无偿资助,中国青年报社此前看重王海打假的公益特征,免费提供了一间办公室让他用,公司成立后,报社象征性占了35%的股份,剩下65%都属于王海个人。
津成电线争端以后,王海被婉言劝离中青报,报社持有的股份顺水推舟还给了他,至此他不再与这家报社有任何关系。
虽然此后10年里,王海很少出现在媒体上,但他的打假其实并没有停止,他只是觉得媒体不再是他的盟友不再值得信任,另外有些代为维权的企业也不想被曝光,索性他就拒绝与媒体接触。
直到这一两年,间或接触了一些产品,比如2010年,他瞄上了金山毒霸和杰士邦,这几款产品受关注程度甚高,他一起诉就引起了媒体的围观,很多人惊呼,王海又回来了。
5月17日,王海在杭州购买了一套金山毒霸,在该公司官方网站上,金山称,这套产品数次通过国际权威的VB100认证,在AV-C认证中,金山毒霸病毒检测率全球第一。
王海以该公司涉嫌虚假宣传为由起诉了金山,金山马上回应说,这是工作人员笔误,随后更正这处消息并向公众道歉。
但王海对金山的追打没有就此结束,他坚持认为,除了虚假宣传,金山打的是民族牌,却在日本已经做了5年的免费使用,而且一直坚持对国内用户收费,这是歧视和欺骗中国消费者,是不能容忍的。7月28日,王海起诉金山虚假宣传的官司在北京海淀法院一审开庭。
被卷入王海打假序列的,除了金山毒霸,还有杰士邦。
2010年4月,王海的朋友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家超市,购买了“玛尼仕隐形”和“杰士邦超薄”两种安全套,送检后发现,这两款同为杰士邦产品的安全套,为同一进口医疗器械注册证,同一规格型号,质量、厚度也差不多,可是一款卖98元,一款卖49元,差了一倍,而王海通过合作的律师查阅了杰士邦进口报关单,这两款产品,真实成本仅为人民币2元。
王海觉得,杰士邦一直宣称自己是来自英国的洋品牌,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货,改头换面后攫取了暴利,等于是把萝卜卖到了人参价,“比贩毒利润都高”,这是误导消费者。王海一纸诉状将杰士邦告到广州天河区法院。
目前王海与金山、杰士邦的纠纷还未完结。至于为什么要高调打金山和杰士邦等产品,王海自己的说法与以前在所有打假事件上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同,“看他是假的就打啊。”
一边收钱一边谈理想
10年来,很少有人关注到王海打假之外的公益项目,而这却是他现在特别愿意提及的话题。
替商家打假查假,套路已经很成熟,为消费者个人维权的打假,打到最后常常会变成公益,而王海最大的公益项目,是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等人联合发起的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从2001年开始,在某基金会资助下,这个项目做到了现在,而且还在推进。
2003年,王海和他的团队参与了公安部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山鹰行动,在关于这次行动的公开报道里,没有王海的名字,他说,他获得了经济回报,名声是公安部的,这样想想,也算公平。
打假的王海每年收入如何?王海的回答是,他现在是衣食无忧,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进账的数字不固定,也不方便讲,“反正不能说十分赚钱,但还过得去,起码比你们记者多吧。”
王海的业务重头是帮企业打假,他前期查假的方式类似警方,除了可能以人海战术摸查造假者以外,多数时候会在造假企业里培植眼线,收买工厂员工,或者直接派人应聘去做卧底。
有时候为了查一批假货源头,调动几百名调查员的情况也是有的,这些调查员来自全国各个调查公司,一些尖端侦查技术也被利用上,他承认,这已经走在了法律的边缘。
多数时候,王海并不在他的办公室里待着,那只是“王海热线”的办公地点,通常会有几个员工在工作时间里接接电话,不忙时,办公室甚至还会上锁,可是一旦有案件确立下来,常年合作的律师和调查员们可以一呼百应地过来。
从1995年开始打假,王海的人脉资源,一步步累积,他打假的范围十几年前就覆盖全国了,目前他主要仰赖的资源是全国两百多家调查公司,他是中国调查联盟副主席,这些调查公司在信息上可以共享,人员上可以相互帮忙。
很多人会关心打假斗士的人身安危,直到今天,王海还未遇到真正危及生命的凶险,他说,这绝不是说没人收拾他,而是他自己特别在意,他十分警惕风险,每次作打假调查,一旦觉得风险好像有些大,保镖是寸步不离的,最多的时候,他有十几个保镖。
有一回在深圳,王海帮助一个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找了一伙打手,恐吓他别搞,当王海带了40多个同样的小混混前去赴会时,对方的打手竟吓跑了。
王海说,他不怕明搞,怕的是暗算,没掉下来的鞋子,才最可怕。
王海喜欢谈理想,他说他没有把钱看得很重,很多人骂他打假是为了挣钱,可有些活动他根本不挣钱而且自掏腰包还要干,而且干得还不少,只是这些媒体都不愿意报道。
“骗子骗钱的流程,我都熟悉,像史玉柱,那不就是个骗子嘛,如果为了赚钱,那我干脆开个医院得了,一年挣个一千万,跟玩儿一样。”
不过,在打假这件事上,王海承认他谈钱是谈得最多的,可他又觉得这些钱是光明正大赚来的,本质上他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和方舟子是一样的,赚钱并不影响他事业的正当性。
有知情人士向南都周刊记者爆料称,在金山毒霸打假中,王海收了金山某竞争对手的钱,而且在杰士邦维权中也有证据表明,他是在为杰士邦某一代理商做打手,该代理商此前靠销售杰士邦发了家,成为当地业务第一名,但他还是觉得利润空间小,就搞出了另一品牌与杰士邦搭售,并逐步排挤杰士邦。
王海对涉嫌做枪手的说法闪烁其词,他最后归纳说,打假可以两头通吃,拿一方钱打另一方,再向另一方索赔,这的确可以实现,但即便吃了,对调查公司来说,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拿金山这事来说,谁说我是周鸿祎雇的,你随便去查嘛,查银行账号,查通话记录,根本就没联系嘛。”
一边下楼,一边继续聊,手机忽然响了起来,王海看了一眼,没接,他说,业务挺忙,又有客户找上门来了。
在打假这件事上,王海承认他谈钱是谈得最多的,可他又觉得这些钱是光明正大赚来的,本质上他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
南都周刊 王海
“我是在追求正义”
从假货到假宣传
南都周刊:同样是打假,以前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王海:以前主流渠道的假冒伪劣商品非常泛滥,而现在是欺诈,是纯骗,比如1996年,你卖一双耐克袜子给我,地摊卖5块,而你这个商场标价20元,真货可能卖40元。现在呢,中国名牌作假,比如某名牌袜子,它就是真货,但它说100%羊毛,其实只有一半,或者干脆就没有。
南都周刊:你是怎么判断一件商品是假货或者存在虚假宣传呢?
王海:以前我们打假,还要去商店看一下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别把真的买回来。现在一看是中国名牌,买,是驰名商标,买,把产品和广告和说明书对一对,看它有没有那些功效,要么就去检测一下。
现在虽然还是有些小厂在做假冒伪劣产品,但不是主流了,假货一眼就能看出来,比如你去市场买一个苹果手机,四百块钱,不用问就知道是假的。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纯正的假货少了,虚假宣传的正规产品多了?
王海:没错,假货少多了,地下经济的欺骗性在变弱,我为立邦漆打过假,假货的确有,不过只要消费者别贪小便宜,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就好了。
先收钱再打假
南都周刊:既然打假多数是非公益的,那你收钱的标准和流程是怎样的?
王海:我主要是为厂家打假,为消费者个人打假常常是公益性的,赚不到钱,如果厂家委托,收费就很明确了,一个case多少钱,是有行情的,不是我随便喊的。
在我成立公司之前,其实有一些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商标代理机构已经在做这件事了,只是作为买家,我是中国第一个成立公司去索赔的。
前些年的行情,查一个造假工厂,收费一万美元,现在调查公司太多,报纸上密密麻麻的,竞争惨烈,这个事2000块钱都有人去做了。
另外有一类,比如假药,我们是按产品数量收费的,查一件货几百块钱甚至几十块钱都有,数量通常很大宗,我们通过联合工商、药监帮企业截获这批货,最后按件来计费。
南都周刊:一个案子从接手到结算一般周期会有多长?
王海:有的可能半年一年,有的就很快,最快的一两天就完成了,我们曾去查过一个制作假拉链的工厂,他每天都在生产,工厂是不设防的,随便人进出,我们大摇大摆进去看就行了,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当天就给他办妥了。
我觉得我是个公民
南都周刊:很多人并不支持你这种收费式打假,你自己怎么看?
王海:挣钱没什么错,收钱并不影响我事业的正当性,就像你们记者做报道一样,调查一个黑幕很正义,最后也是挣稿费挣奖金的啊。我是光明正大地挣钱,本质上我是在追求一种成就感,在追求正义,是理想优先的。
南都周刊:很多人怀疑你表面打假实则两头通吃。
王海:那都是猜测。老实讲,假如说我就是枪手,对我自己来说,这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只是没有雇主会承认,即便他找我们,也不会亲自出面的,你懂吧。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这种猜测并非没有根据?
王海:这么说吧,有些人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内幕,提供一些资金支持,这个是肯定存在的,但你说这个事儿跟谁谁有直接关系,那你是挂不上钩的,即便收了一方的钱打另一方,这其实也很正常,可你查不到证据,那就等于白说,你说我受周鸿祎委托,你去查吧。
我的打假,是一开始就把问题给他曝光,然后再打官司索赔,不是悄悄地先向对方要钱,谈不拢再曝光,那我不成要饭的了吗?
我本身并不缺钱,我是能赚就赚,赚不到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