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基辛格作为一个善于和专制政权打交道的马基雅维利式权力运作者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以至于著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认为，如果把基辛格描绘成一个理想主义者更能另辟蹊径，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
　　
　　然而这似乎是一个不太容易成功的努力，因为人们常常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一个理想主义者固然是可敬的，但似乎注定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在《基辛格：理想主义者》中，尼尔·弗格森从基辛格的学士论文一路说起，讨论了基辛格论文的主旨——即自由高于必然，人们必须做出有意义的选择，而不能坐等历史目的论发挥作用等，又花费篇幅讨论基辛格的早期文章——关于西方国家不应该通过经济效率而应该通过自由的观念来和苏联为代表的阵营进行真正有意义的竞争等，以凸显基辛格理想主义的面相。
　　此外，在尼尔·弗格森看来，无论是基辛格“有限核战争”的说辞，还是加强西欧地区常规力量的建言，都表明了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本色：前者是为了对抗艾森豪威尔全面核战争威胁背后的慵懒无为，后者是为了让肯尼迪政府在面对赫鲁晓夫的威胁时有更多可控的选择。
　　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尼尔·弗格森自己的企图心，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此基辛格的传记所反映的历史就不应该仅仅是一部政治行动史，而更应是一部反映思想如何驱动行动的观念史。
　　然而历史注定不会仅仅围绕观念而铺陈开来，中国古话所说的“听其言，观其行”自然有其颠扑不破的道理。其实尼尔·弗格森也被迫时不时勉强承认，基辛格经常“大吃一惊”地发现，政府政策储备箱里的备选操作不比他想象的少，只不过不像他那么高调，也不以道德上的高蹈为能事。而且基辛格自己也渐渐发现，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需要为后果负起责任时，做政治决断远比从一个谋士的视角出发更为艰难。
　　因此，通观下来，这半部传记（下半部《基辛格：现实主义者》将于2019年出版）给人的感觉是，与其说基辛格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实现了其理想的人，能在多个角色间达致较为理想的平衡：明星学者、出色的政策咨询者，政学两界通吃，直至成为成功的权力运作者。
　　而本书比较成功的部分恰恰就是以基辛格為载体对美国官学两界互动的描述。基辛格的成功充满着偶然性，如若不是后来加入决策核心的师辈乔治·邦迪等人的提携，估计他还要在竞争激烈党同伐异的学术界苦苦挣扎很久。
　　此外，也正是由于基辛格不甘心枯坐学术冷板凳，而是更热心于为当下的国际政治出谋划策，才使得他有机会在媒体和智库平台上崭露头角，而这反过来又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提升了其在学界的地位。
　　当然，基辛格养成记中也不乏在野党与天然站在政府质疑者立场的媒体的推手效应。人们需要批评者，尤其需要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批评者。或许其建言太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但其存在必然会起到激浊扬清发人深省的作用，以免当权者陷入官僚政治的庸碌、沉迷于暗箱操作的快感而不自知。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知识界和政界之间的这种互动模式，以及学者、媒体与官员之间的相互角力与借力打力，塑造了基辛格式明星学者官员的崛起之路。而官学两界之间顺畅运转的“旋转门”，更是确保了新鲜思想与新鲜血液的畅流不息。
　　前不久，一篇关于做过官的学者和没做过官的学者之间的区别的文章曾一度刷屏朋友圈。对比美国官学两界间的进退，不仅让人思考：这种分野本身，是不是正凸显了一种本不应有的区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