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父亲和子女的关系，不像母亲和子女的那种血肉相连、脐带相依的纠结缠绵，而是一种温情时隐时现、尴尬却伴随终生的关系。
　　很早以前，心理学还没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就发现儿子身上会有一种仇父恋母的心理倾向，也就是有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后来，当心理学被发明出来，这种普遍蔓延的仇恨才有了靠谱的心理学解释。
　　我们仇恨的并不是父亲，而是“生活代表”。生活永远是大BOSS，对人提出种种可恶的限制和强迫。在一个家庭内部的父母双方之间，父亲就是“生活”的化身——要求着孩子，所以父亲永远是孩子的敌人，而孩子永远要哭着找妈妈。
　　对孩子来说，四面墙壁永远太逼仄，桌子的棱角永远太坚硬，放糖的柜子永远太高。滋事找碴儿的不总是父亲。
　　我想，我更喜欢卡夫卡对父亲所下的断语：父亲即上帝，“剥去了圣衣的上帝”。
　　人类对上帝形象的想象和勾画，就来源于对父亲的记忆。这个兼职上帝却是毫无职业道德的。他享受特权，却消极怠工；他索取崇拜，却不普度、不慰藉。他只是执行上帝“审判”的职责。
　　而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在一个永远无法讨好“父亲上帝”的世界里。小时候，父亲对我少有的几次心血来潮的教育，几乎是以威胁恐吓为形式的。
　　我爸爸有一双骇人的大眼，还有黑压压杂乱的浓眉压在眼皮上。每当他想传授给我什么的时候，他就会猝不及防地靠近，提高音量，舞动他的浓眉，圆睁着眼睛，提醒我，我已经进入了他的怒气领域和力气范围。
　　当然，技术上，我爸从未正式打过我，但是他发明了一种恶作剧的施暴方法，就是高高扬起他的巴掌，低头瞪着我，做出要掌掴的姿势，刹那间蒲扇式的手掌扇下来，结果只是和自己的另一只手掌拍击，在我耳边制造出巨大的声响来。我吓得一抖，我爸大笑不已。
　　这个拙劣的把戏一直贯穿我的婴儿和幼儿阶段，然而我却从未真正意义上破解和免疫。
　　可是，当父亲老去的那一天，他的强大崩塌，他的威胁也将解除。2008年，我爸送我来北京上大学。我发现我们的交谈时时都有冷场的危险性。
　　我问他：“北京怎么样？”我爸说：“北京好大哇。”我又问：“学校怎么样？”我爸说：“大学好大哇。”“好大”成为爸爸对一切他所不熟悉的事情的形容词。在谈话无法继续的冷场中，我又惊又急地意识到：外物都大了，父亲自然就小了。母亲是一寸寸变老的，父亲是瞬间变老的。我们斗争了整个童年的敌人，自己缴了械。
　　孩子被父亲惩罚，父亲被岁月惩罚。都是输家，那干脆就惺惺相惜，一笑泯恩仇吧。
　　（摘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