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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国内首个现象级观察类综艺，《心动的信号》从2018年自开播以来广受关注，多次登上微博话题传播榜单榜首。文章以热播综艺节目《心动的信号》为例，从传播学视角分析观察类综艺节目的竞争策略。
关键词 “私人领域”公共化;剧场理论;拟态环境;双重观察;明星意见领袖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15-0102-02
近年来，电视综艺及网络综艺如雨后春笋般突起，在庞大的市场竞争下，综艺节目在形式上不断地革故鼎新，在内容上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延伸触角，直击当下观众关注的热点与痛点。
在2019年一系列新综艺中，近来刚开播的《心动的信号》第二季大放异彩。作为国内首个现象级观察类综艺，《心动的信号》从2018年自开播以来就颇受关注，多次登上微博话题传播榜单榜首。据官方数据报道，《心动的信号》第一季播放量突破 8 亿次，豆瓣评分7.1，堪称收视率和口碑双丰收。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现场纪录”+“演播室观察”形式的观察类综艺节目开始一路爆红。《我家那小子》《妻子的浪漫旅行》等节目均广受关注。其中《我家那小子》总播放量突破14亿;《妻子的浪漫旅行》斩获播放量16亿。尽管主题类似，档期相撞，观察类综艺节目依旧如火如荼，热度不减，令观众趋之若鹜。本文将以热播综艺节目《心动的信号》为例，拟从传播学视角分析观察类综艺节目的竞争策略。
1 把握大众娱乐新趋势——“私人领域”公共化
戈夫曼的“剧场理论”认为，任何个人在某个环境中的行为可以被分为两大类：“后区”或称后台行为，以及“前区”或称台上行为。在前区，表演者是“观众”面前的一个特定角色，他们要扮演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概念的社会角色。而后区则是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同其他与观众扮演者共享的地方[1]。
如今，对明星在聚光灯下模式化的表演观众逐渐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更希望看到明星私下所不为人知的、平民化、生活化的一面，近年来直播行业的风生水起也充分证明了大众对于“窥探”他人“私人领域”的渴望。对此，综艺节目也不再将视野仅仅局限于舞台，而是拓展到明星及素人嘉宾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观众得以窥视嘉宾的日常生活。如在《心动的信号》中，观众可以通过摄影机的记录观察到素人嘉宾吃饭、睡觉、工作的状态，社交的手段，心动时的小动作等，大大地满足了观众的“偷窥欲”。大众媒體把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包装成为成熟的商品贩卖给观众，而观众也乐于对此买账。“私人领域”的公共化逐渐成为了大众娱乐文化消费的重要方向，用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转为文化消费的公众”。
梅罗维茨指出，媒介的演化降低了“亲身参与”对于经历人物和时间的重要性，人们往往以为电视上看到了就等同于“第一手”经历[2]。真人秀对明星或素人嘉宾日常生活的记录，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形成了一种“拟态环境”，当观众和嘉宾处于同一“拟态环境”中，观众很容易对节目中的嘉宾产生一种熟人或朋友的错觉，形成观众与嘉宾间的“拟态人际关系”。麦奎尔认为，“拟态人际关系”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们社会互动的心理需求[3]，因此观众往往会热衷于节目中的话题讨论，从而营造出更多的互动空间。
如今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大众对“私人领域”公共化需求的推动，“台前”和“幕后”的界限正逐渐消融。正如梅罗维茨认为场景主义研究的“社会场景”实质是塑造社会行为的方式，随着电子媒体的发展，当时戈夫曼所提出的“台上”“幕后”的界限也开始逐渐模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真人秀节目唯有结合媒介情境理论，在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在综艺节目的强烈竞争中立足。
2 创新的叙事特征——双重观察，多重叙事
和传统真人秀模式相比，观察类综艺最具特色的就是观察。节目中的观察不仅有观众以及演播室嘉宾对“心动小屋”中素人嘉宾的观察，还有观众对演播室嘉宾的观察。如《心动的信号》中开辟了两种场景，第一现场是八位年龄、性格各异的素人嘉宾在“心动小屋”中进行社交，第二现场是由明星嘉宾和心理学专家组成心动侦探团在演播厅观察以及推理预测素人嘉宾的心动信号。“现场记录”+“演播室观察”的模式为观众创造了多层次的观看空间，在双重观察、多重叙事中，剧情也得以叠加，从而让观众享受到更加丰富的观看体验。
以《心动的信号》为例，节目一边展现“心动小屋”中素人嘉宾的日常生活，一边播放演播室中明星嘉宾的观察和评论。观众一方面能够观看素人嘉宾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自行推理嘉宾的情感线，同时又能围观演播室中明星嘉宾的态度和表现。其中，演播室嘉宾在观察和推理的同时，常常在插科打诨中展现着自己的魅力，如张雨绮在节目中展现了自己强势、洒脱的性格，杨超越总在不断突出自己“锦鲤”的标签，朱亚文也常常用“老父亲”的人设来表达自己对看好的素人嘉宾的期待。而观众也欣然接受这样的“插科打诨”，并将其作为节目的一大“闲笔”来观看，由此节目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充盈和丰满，起到了“正如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宋·杨万里）独特是艺术审美效果。
3 充分发挥意见明星领袖作用
在观察类综艺的叙事结构中，演播室嘉宾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人民的选择》中最早对“意见领袖”做出定义：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4]。在《心动的信号》中，演播室嘉宾的评说是节目的一大重头戏，明星嘉宾在推理和评论的同时，将观察所得到的线索加以整合归纳，再结合个人经历，将各自的恋爱观、社交技巧传播给观众，同时，明星嘉宾自带的意见领袖属性使其更加具有话语权，使得观众更容易接受和赞同其观点。 根据媒介系统依赖论，受众通过使用大众传媒获得特定的满足或达成一定的目标，如果他们缺乏其他替代性方式或资源，就会对大众传媒形成依赖;社会愈复杂，大众传媒在社会系统中担负的功能越多，受众对大众传媒的依赖也会越深[5]。如今大众传媒在社会中负担的功能越来越多，受众对其的依赖早已根深蒂固。当观众越来越习惯于赞同和接受嘉宾的点评时，意味着如今的观众越来越懒于思考了。美国作家、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提出了“懒人行动主义”的概念，直指那些自我感觉良好但政治或社会影响力为零的现代人。懒人行动主义勾勒出了一幅社会图景：人们坐在电脑、电视前，不停玩弄手机，发表意见不多但频频转发或者点赞，这就是新一代的社会参与者[6]。观察类综艺抓住了当今观众“懒人行动主义”的特质，在节目中给演播室嘉宾提供了大量的评价空间，从而大大地挤压或削减了观众的思考空间。除了打断被观察对象的生活记录，插入演播室嘉宾的评论，节目还常常使用“画中画”的形式，在播放被观察者视频时，演播室嘉宾在小画面中参与评论。观察类综艺中演播室嘉宾的评论充盈了整个节目，使观众无需过多思考，即可在意见领袖的帶领下轻松获得观点结论，并且在心理上获得了被认同的快感。
4 结束语
在当今全民观察的热潮之中，人们对节目的参与热情不断高涨，然而节目留给观众独立思考的空间却在不断减少。电视的媒介情境往往比我们想象中更深入地影响着我们的原有认知，综艺带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表面的泛娱乐，而是对于大众传媒的深入的思考。观察类综艺的热播并不意味着它已经足够优质，时代的洪流终将淹没一时的“潮流”。综艺节目唯有结合传播学理论，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探索，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受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审美需求，从而担当起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孙戈，胡大鹏.视图时代的欲望偏离——关于电视对青少年犯罪的效果研究[J].文教资料，2006（9）：188-191.
[2]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杨艳杰.河南电视台《百姓调解》栏目研究[J].开封：河南大学，2013.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89.
[5]梅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学诸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75.
[6]新京报网.《心动的信号》背后：“观察式综艺”为何能迅速崛起？[EB/OL].[2019-07-21].http：//www.bjnews.com.cn/culture/2019/07/12/602550.html.
关键词 “私人领域”公共化;剧场理论;拟态环境;双重观察;明星意见领袖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15-0102-02
近年来，电视综艺及网络综艺如雨后春笋般突起，在庞大的市场竞争下，综艺节目在形式上不断地革故鼎新，在内容上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延伸触角，直击当下观众关注的热点与痛点。
在2019年一系列新综艺中，近来刚开播的《心动的信号》第二季大放异彩。作为国内首个现象级观察类综艺，《心动的信号》从2018年自开播以来就颇受关注，多次登上微博话题传播榜单榜首。据官方数据报道，《心动的信号》第一季播放量突破 8 亿次，豆瓣评分7.1，堪称收视率和口碑双丰收。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现场纪录”+“演播室观察”形式的观察类综艺节目开始一路爆红。《我家那小子》《妻子的浪漫旅行》等节目均广受关注。其中《我家那小子》总播放量突破14亿;《妻子的浪漫旅行》斩获播放量16亿。尽管主题类似，档期相撞，观察类综艺节目依旧如火如荼，热度不减，令观众趋之若鹜。本文将以热播综艺节目《心动的信号》为例，拟从传播学视角分析观察类综艺节目的竞争策略。
1 把握大众娱乐新趋势——“私人领域”公共化
戈夫曼的“剧场理论”认为，任何个人在某个环境中的行为可以被分为两大类：“后区”或称后台行为，以及“前区”或称台上行为。在前区，表演者是“观众”面前的一个特定角色，他们要扮演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概念的社会角色。而后区则是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同其他与观众扮演者共享的地方[1]。
如今，对明星在聚光灯下模式化的表演观众逐渐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更希望看到明星私下所不为人知的、平民化、生活化的一面，近年来直播行业的风生水起也充分证明了大众对于“窥探”他人“私人领域”的渴望。对此，综艺节目也不再将视野仅仅局限于舞台，而是拓展到明星及素人嘉宾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观众得以窥视嘉宾的日常生活。如在《心动的信号》中，观众可以通过摄影机的记录观察到素人嘉宾吃饭、睡觉、工作的状态，社交的手段，心动时的小动作等，大大地满足了观众的“偷窥欲”。大众媒體把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包装成为成熟的商品贩卖给观众，而观众也乐于对此买账。“私人领域”的公共化逐渐成为了大众娱乐文化消费的重要方向，用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转为文化消费的公众”。
梅罗维茨指出，媒介的演化降低了“亲身参与”对于经历人物和时间的重要性，人们往往以为电视上看到了就等同于“第一手”经历[2]。真人秀对明星或素人嘉宾日常生活的记录，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形成了一种“拟态环境”，当观众和嘉宾处于同一“拟态环境”中，观众很容易对节目中的嘉宾产生一种熟人或朋友的错觉，形成观众与嘉宾间的“拟态人际关系”。麦奎尔认为，“拟态人际关系”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们社会互动的心理需求[3]，因此观众往往会热衷于节目中的话题讨论，从而营造出更多的互动空间。
如今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大众对“私人领域”公共化需求的推动，“台前”和“幕后”的界限正逐渐消融。正如梅罗维茨认为场景主义研究的“社会场景”实质是塑造社会行为的方式，随着电子媒体的发展，当时戈夫曼所提出的“台上”“幕后”的界限也开始逐渐模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真人秀节目唯有结合媒介情境理论，在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在综艺节目的强烈竞争中立足。
2 创新的叙事特征——双重观察，多重叙事
和传统真人秀模式相比，观察类综艺最具特色的就是观察。节目中的观察不仅有观众以及演播室嘉宾对“心动小屋”中素人嘉宾的观察，还有观众对演播室嘉宾的观察。如《心动的信号》中开辟了两种场景，第一现场是八位年龄、性格各异的素人嘉宾在“心动小屋”中进行社交，第二现场是由明星嘉宾和心理学专家组成心动侦探团在演播厅观察以及推理预测素人嘉宾的心动信号。“现场记录”+“演播室观察”的模式为观众创造了多层次的观看空间，在双重观察、多重叙事中，剧情也得以叠加，从而让观众享受到更加丰富的观看体验。
以《心动的信号》为例，节目一边展现“心动小屋”中素人嘉宾的日常生活，一边播放演播室中明星嘉宾的观察和评论。观众一方面能够观看素人嘉宾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自行推理嘉宾的情感线，同时又能围观演播室中明星嘉宾的态度和表现。其中，演播室嘉宾在观察和推理的同时，常常在插科打诨中展现着自己的魅力，如张雨绮在节目中展现了自己强势、洒脱的性格，杨超越总在不断突出自己“锦鲤”的标签，朱亚文也常常用“老父亲”的人设来表达自己对看好的素人嘉宾的期待。而观众也欣然接受这样的“插科打诨”，并将其作为节目的一大“闲笔”来观看，由此节目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充盈和丰满，起到了“正如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宋·杨万里）独特是艺术审美效果。
3 充分发挥意见明星领袖作用
在观察类综艺的叙事结构中，演播室嘉宾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人民的选择》中最早对“意见领袖”做出定义：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4]。在《心动的信号》中，演播室嘉宾的评说是节目的一大重头戏，明星嘉宾在推理和评论的同时，将观察所得到的线索加以整合归纳，再结合个人经历，将各自的恋爱观、社交技巧传播给观众，同时，明星嘉宾自带的意见领袖属性使其更加具有话语权，使得观众更容易接受和赞同其观点。 根据媒介系统依赖论，受众通过使用大众传媒获得特定的满足或达成一定的目标，如果他们缺乏其他替代性方式或资源，就会对大众传媒形成依赖;社会愈复杂，大众传媒在社会系统中担负的功能越多，受众对大众传媒的依赖也会越深[5]。如今大众传媒在社会中负担的功能越来越多，受众对其的依赖早已根深蒂固。当观众越来越习惯于赞同和接受嘉宾的点评时，意味着如今的观众越来越懒于思考了。美国作家、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提出了“懒人行动主义”的概念，直指那些自我感觉良好但政治或社会影响力为零的现代人。懒人行动主义勾勒出了一幅社会图景：人们坐在电脑、电视前，不停玩弄手机，发表意见不多但频频转发或者点赞，这就是新一代的社会参与者[6]。观察类综艺抓住了当今观众“懒人行动主义”的特质，在节目中给演播室嘉宾提供了大量的评价空间，从而大大地挤压或削减了观众的思考空间。除了打断被观察对象的生活记录，插入演播室嘉宾的评论，节目还常常使用“画中画”的形式，在播放被观察者视频时，演播室嘉宾在小画面中参与评论。观察类综艺中演播室嘉宾的评论充盈了整个节目，使观众无需过多思考，即可在意见领袖的帶领下轻松获得观点结论，并且在心理上获得了被认同的快感。
4 结束语
在当今全民观察的热潮之中，人们对节目的参与热情不断高涨，然而节目留给观众独立思考的空间却在不断减少。电视的媒介情境往往比我们想象中更深入地影响着我们的原有认知，综艺带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表面的泛娱乐，而是对于大众传媒的深入的思考。观察类综艺的热播并不意味着它已经足够优质，时代的洪流终将淹没一时的“潮流”。综艺节目唯有结合传播学理论，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探索，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受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审美需求，从而担当起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孙戈，胡大鹏.视图时代的欲望偏离——关于电视对青少年犯罪的效果研究[J].文教资料，2006（9）：188-191.
[2]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杨艳杰.河南电视台《百姓调解》栏目研究[J].开封：河南大学，2013.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89.
[5]梅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学诸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75.
[6]新京报网.《心动的信号》背后：“观察式综艺”为何能迅速崛起？[EB/OL].[2019-07-21].http：//www.bjnews.com.cn/culture/2019/07/12/6025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