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都会写文章,麻雀都会走路了”、“他那也叫书法,他的字只配给我磨墨”……小城很小,可文人间“相轻”很多。成语词典对“文人相轻”的解释是:旧知识分子相互之间看不起的恶习。但“文人相轻”最初意思大概是指文人厚古薄今、贵远贱近的一种治学态度。魏晋时的曹丕、嵇康最初提出的“文人相轻”,基本就是学术争论。延及如今见谁骂谁,谁红跟谁急的变质,就是郭沫若说的“文人自来是难于团结的,所谓‘文人相轻’,差不多是一种铁案难移的判断”。
　　 一般人对“文人相轻”行径都颇为不屑,认为它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因为它有违中国人和谐相处的原则,有损文人温文尔雅的形象。但是,你看历史,那些政客间稍微一“相轻”,便可血流成河,无数人头转眼落地。位卑如街头小巷做些小买卖者,起先是言语间极尽诋毁对方之能事,继而身体上开始有了一些接触。所以,“文人相轻”其实还是最“轻”的,不过是恃才傲物、自命不凡的文人间时不时来一下“轻”么。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自古以来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必定是文化批评最热闹、“文人相轻”最激烈的时候。春秋战国是这样,魏晋时期也是这样,“五四”时期还是这样。在这些百家争鸣的年代,不同流派的文人为了证明自己思想、主张的正确,不停地通过与他人论争竭尽全能地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时候的“文人相轻”就成了一场学术论争的大宴会,成了推动文化发展的一种动力,而优秀的文化作品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产生。相反,如果少了这种“文人相轻”的刺激,文化就会多了一份惰性。社会在斗争中进步,文化也是在论争中发展的。我们就拿鲁迅来说,可以说鲁迅用自己毕生的精力来从事“文人相轻”,在我们今天看来,鲁迅最优秀的杂文几乎都是在回击别人时写出来的。1935年,鲁迅一连发表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文章。从骂郭沫若到批梁实秋再到笑谈林语堂等等,鲁迅穷一生精力揭露国民劣根性正是一种最地道、最真正的“文人相轻”。反过来看,那些骂过鲁迅或被鲁迅骂过的人,在人品和文品上大多算得上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的大师。而后来王朔骂金庸、余杰骂余秋雨、韩寒骂白烨也闹得不亦乐乎,可却为何出不了一个真正的大师呢?我们需要反思的恰是我们对文学批评和“文人相轻”的正确态度。
　　 不久前,嘉德拍卖会上开拍了一批胡适与陈独秀的私人信札,从信札上可知,“五四”历史上最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两位宿敌,居然惺惺相惜。胡适在1925年最困难的时候,陈独秀全力扶持,陈独秀在1932年入狱最艰辛时,胡适全力营救……就像王安石与苏轼,两人政见完全不合,可是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当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上书神宗的信对东坡得以免死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样的“文人相轻”实则“文人相亲”。
　　 清初有名的辛酉科场案,有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顾贞观为了他欣赏的文友吴兆骞,经二十余年不懈努力,终于令吴兆骞绝塞生还。这就是文友间的誓言:哪怕像乌白头、马生角那样毫无可能的事,也一定要锲而不舍地做下去。
　　 我们寄望于文人间能像顾贞观救吴兆骞一样,可是如果我们的胸次不足以季札挂剑、伯牙破琴,那便会画虎不成反类犬。我认为只要这个“轻”不涉及人身攻击、造谣、诽谤,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那么“文人相轻”终是“人间喜剧”中最轻松的场面。相反,那互相吹捧、赞美一下别人,但同时不忘记赞美一下自己的谄媚之辈恰恰更让人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