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是中苏两国矛盾长期摩擦的结果。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损失不小，被毁坦克、装甲车达17辆。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中苏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沟通。
　　柯西金打来热线电话被拒
　　 3月21日下午，柯西金给北京打热线电话，要求与毛泽东紧急通话，中南海女话务员以对方是苏修头子，不配和伟大领袖通话为由，挂断了电话。毛泽东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不久，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恩来总理通话。这次女话务员根据事先指示，将电话接到了外交部东欧司。东欧司的负责同志接了电话说：“你们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断绝了关系，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当晚，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东欧司负责人，称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3月22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经不适合了，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此次外交决策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箭在弦上。
　　核大战一触即发吗？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都会遭殃。
　　 怎么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美国人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果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临战态势，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北京机场会谈
　　 当中苏两国已进入战争边缘状态时，苏联领导人考虑到，在袭击中国后肯定会遭到全面报复，而苏联的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于是突然采取了缓和措施。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途中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的要求。经反复考虑，毛泽东同意了。
　　 9月11日，双方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會谈表明中苏关系略有缓和，但危机依旧。柯西金回国后，苏联又改变了态度，趋于强硬。
　　核大战之弦再次绷紧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阴云再次笼罩中华大地。
　　 9月23日和29日，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15日晚7时许，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美国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勃列日涅夫不相信美国会站到中国这边，直到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称“尼克松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至于中国，正如柯西金所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缓和，1969年中国面临的核危机也随之灰飞烟灭。（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