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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整理旧书时，发现1956年10月陈其瑗副部长亲自签名送给我的一本《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故事》，引起我对他深深的回忆和思念。
由于我长期在原内务部做机要工作，接触陈副部长的机会较多，所以听到和了解他的经历与事情也较多。陈其瑗副部长青年时期在北京大学学习，毕业后出国到美国，之后又到香港等地办学教书，逐步成为知名华侨。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同知名人士宋庆龄等人，在国外组织爱国华侨积极支援抗日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采取一切办法在道义上、舆论上和物资上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8年1月他在美国共产党中国局工作时，听说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响应号召自愿赴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但在奔赴中国参加抗战时却遇到许多困难和危险。陈其瑗立即电告在香港的朋友、中共党员郖荣，要他设法将白求恩医疗队安全送往抗日战区。郖荣同志接到电报后就及时同国内党组织联系，周密制定路线和安全措施，并且同一位蔡姓同志一起历经千辛万苦，克服种种困难和重重险阻，终于在1938年3月31日将白求恩等三位同志和一批药品及医疗器械安全送达革命圣地延安。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来恢复战争创伤，期望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制定共同纲领，实现和平民主建国。蒋介石反动派坚决反对，率先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并发动全面战争。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的英勇奋战，解放了全中国。在全国解放的前夕，陈其瑗毅然决然放弃在香港的優越生活条件，同千家驹、李章达、陈邵先等八位同志于1948年12月返回大陆，加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行列，他作为华侨和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随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内务部副部长。本来组织上分配他住在部外一个四合院，他坚决不同意，非要住在内务部大院里，最后他搬进大院内靠东边几问小平房居住，并且不独自起火做饭，而是吃大食堂的饭。
在同陈副部长工作相处过程中，发现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体会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他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不少地方遭受水灾，本来组织上认为他年纪大、身体差，不让他下去查灾情。但他说：我长期住在国外，对国内基层不了解，需要下去锻炼锻炼，实际到第一线查看灾情。根据他的要求，组织让他到河北省了解灾情。经过深入实地做群众调查，他回到部里后向中央写报告反映灾情，报告中他感慨地说：这一次我真正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真正做到在大灾面前“不饿死一个人”的承诺。1952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北部及我国东北地区喷撒鼠疫、霍乱和伤寒等细菌，搞细菌战来残害中国人民，削弱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力。陈副部长立即率代表团深入沈阳、抚顺和安东等地调查走访，回到北京向政务院写出报告，呼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搞细菌战，强烈谴责他们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罪行。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故事》及译者陈其瑗赠送本文作者冯天星签名 
（二）他做事认真，要求严谨。1956年9月，他让我帮他排印他翻译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故事》一书，这本书约7万字，我们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排印出了清样，并校对四遍准备付印时，一天下午他的秘书郑展同志找我说：“陈部长印的那本书，排好没有？”我说：“已经排好，我们已经校对四遍，正准备付印。”郑展说：“陈部长说，他要亲自校对后才能付印，他办的事，就要负责到底，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我将书的清样交给郑秘书，过了两天陈副部长亲笔签字后，才交给我们给他印了500本。几天过后，也就是1956年10月，陈副部长将亲笔写上我的名字和日期的一本书送给我。
（三）他工作效率高，保密意识极强。他的办公室除了他的秘书和几个机要人员可以进出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进入，其中也包括他的爱人（黄粤英女士，时任内务部幼儿园主任）和儿子（陈兴健，内务部民政司干部）都不准进入;部长们传阅的电报等重要文件，短的文件马上看完就让机要人员带走，长的文件也就过一夜看完，第二天就让机要人员取走，从不积压。
（四）他十分重视节约，公私分明。在日常生活中，陈副部长不但自己注意节约，还经常教育周围人员这样做。他说：我们吃的每一粒粮食，每一个馒头都饱含着农民兄弟们的汗水，所以我们要注意节约粮食。50年代房子里还没有暖气设备，冬季取暖还需要烧蜂窝煤，本来每天烧多少煤，对部长们没有定额，但他却规定自己每天烧几块，不能超过。当时为他服务的张连旺同志对我说：陈部长屋里每天烧几块煤，用多少劈柴都是有规定的，如果用多了，就要挨批评。那个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比较困难，穿的衣服都较差，有一次陈副部长接见外宾，公家用30元买了件衣服，他用完后，马上归还给公家。
（五）他助人为乐，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别人。50年代国家实行低工资制，粮食也是定量供应，一般干部的月工资五六十元，工人工资也就三四十元。陈副部长每月工资300元，粮食定量27斤，他的公务活动较多，所以粮票用不完，就送给周围同志们。谁经济上发生困难，向他借个十元八元，他都是有借必应，借出的钱，他也不在乎别人是否能还。他经常对别人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要向党员学习，处处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冯天星近照
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谢觉哉部长认为陈其瑗同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1959年3月，他和董必武同志介绍陈其瑗副部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入党后，陈其瑗副部长以更高的热情投身国家的政治生活，广泛联系团结华侨和爱国民主人士，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尽心尽力，兢兢业业为党工作。
1968年5月30日陈其瑗副部长因病在北京逝世。生前他把多年积蓄的5万元，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在追悼会上，组织上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董必武老人在挽诗中写道：年高过八十，病竞夺其生。衣食皆从俭，工薪总拟轻。风云世界变，金石诺言诚。到老三篇学，心同张白（指张思德、白求恩）贞。
（编辑 郭赛飞）
由于我长期在原内务部做机要工作，接触陈副部长的机会较多，所以听到和了解他的经历与事情也较多。陈其瑗副部长青年时期在北京大学学习，毕业后出国到美国，之后又到香港等地办学教书，逐步成为知名华侨。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同知名人士宋庆龄等人，在国外组织爱国华侨积极支援抗日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采取一切办法在道义上、舆论上和物资上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8年1月他在美国共产党中国局工作时，听说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响应号召自愿赴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但在奔赴中国参加抗战时却遇到许多困难和危险。陈其瑗立即电告在香港的朋友、中共党员郖荣，要他设法将白求恩医疗队安全送往抗日战区。郖荣同志接到电报后就及时同国内党组织联系，周密制定路线和安全措施，并且同一位蔡姓同志一起历经千辛万苦，克服种种困难和重重险阻，终于在1938年3月31日将白求恩等三位同志和一批药品及医疗器械安全送达革命圣地延安。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来恢复战争创伤，期望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制定共同纲领，实现和平民主建国。蒋介石反动派坚决反对，率先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并发动全面战争。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的英勇奋战，解放了全中国。在全国解放的前夕，陈其瑗毅然决然放弃在香港的優越生活条件，同千家驹、李章达、陈邵先等八位同志于1948年12月返回大陆，加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行列，他作为华侨和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随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内务部副部长。本来组织上分配他住在部外一个四合院，他坚决不同意，非要住在内务部大院里，最后他搬进大院内靠东边几问小平房居住，并且不独自起火做饭，而是吃大食堂的饭。
在同陈副部长工作相处过程中，发现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体会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他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不少地方遭受水灾，本来组织上认为他年纪大、身体差，不让他下去查灾情。但他说：我长期住在国外，对国内基层不了解，需要下去锻炼锻炼，实际到第一线查看灾情。根据他的要求，组织让他到河北省了解灾情。经过深入实地做群众调查，他回到部里后向中央写报告反映灾情，报告中他感慨地说：这一次我真正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真正做到在大灾面前“不饿死一个人”的承诺。1952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北部及我国东北地区喷撒鼠疫、霍乱和伤寒等细菌，搞细菌战来残害中国人民，削弱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力。陈副部长立即率代表团深入沈阳、抚顺和安东等地调查走访，回到北京向政务院写出报告，呼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搞细菌战，强烈谴责他们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罪行。
（二）他做事认真，要求严谨。1956年9月，他让我帮他排印他翻译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故事》一书，这本书约7万字，我们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排印出了清样，并校对四遍准备付印时，一天下午他的秘书郑展同志找我说：“陈部长印的那本书，排好没有？”我说：“已经排好，我们已经校对四遍，正准备付印。”郑展说：“陈部长说，他要亲自校对后才能付印，他办的事，就要负责到底，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我将书的清样交给郑秘书，过了两天陈副部长亲笔签字后，才交给我们给他印了500本。几天过后，也就是1956年10月，陈副部长将亲笔写上我的名字和日期的一本书送给我。
（三）他工作效率高，保密意识极强。他的办公室除了他的秘书和几个机要人员可以进出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进入，其中也包括他的爱人（黄粤英女士，时任内务部幼儿园主任）和儿子（陈兴健，内务部民政司干部）都不准进入;部长们传阅的电报等重要文件，短的文件马上看完就让机要人员带走，长的文件也就过一夜看完，第二天就让机要人员取走，从不积压。
（四）他十分重视节约，公私分明。在日常生活中，陈副部长不但自己注意节约，还经常教育周围人员这样做。他说：我们吃的每一粒粮食，每一个馒头都饱含着农民兄弟们的汗水，所以我们要注意节约粮食。50年代房子里还没有暖气设备，冬季取暖还需要烧蜂窝煤，本来每天烧多少煤，对部长们没有定额，但他却规定自己每天烧几块，不能超过。当时为他服务的张连旺同志对我说：陈部长屋里每天烧几块煤，用多少劈柴都是有规定的，如果用多了，就要挨批评。那个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比较困难，穿的衣服都较差，有一次陈副部长接见外宾，公家用30元买了件衣服，他用完后，马上归还给公家。
（五）他助人为乐，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别人。50年代国家实行低工资制，粮食也是定量供应，一般干部的月工资五六十元，工人工资也就三四十元。陈副部长每月工资300元，粮食定量27斤，他的公务活动较多，所以粮票用不完，就送给周围同志们。谁经济上发生困难，向他借个十元八元，他都是有借必应，借出的钱，他也不在乎别人是否能还。他经常对别人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要向党员学习，处处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谢觉哉部长认为陈其瑗同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1959年3月，他和董必武同志介绍陈其瑗副部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入党后，陈其瑗副部长以更高的热情投身国家的政治生活，广泛联系团结华侨和爱国民主人士，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尽心尽力，兢兢业业为党工作。
1968年5月30日陈其瑗副部长因病在北京逝世。生前他把多年积蓄的5万元，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在追悼会上，组织上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董必武老人在挽诗中写道：年高过八十，病竞夺其生。衣食皆从俭，工薪总拟轻。风云世界变，金石诺言诚。到老三篇学，心同张白（指张思德、白求恩）贞。
（编辑 郭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