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包括聪明能干的企业家和努力苦干的老百姓，鼓励民营企业建立后，一批批人才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直到今天。
笔者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是从1984年开始的。
1983年10月20日，中国教育部的王泽农处长与王复孙处长访问我在普林斯顿的家。王泽农处长当时负责推进经济学与法律的教育；王复孙处长则在教育部的外事处服务。他们邀请我回中国帮助推进经济学教育。我十分乐意，便答应在1984年暑期，当我不需要在普林斯顿大学上课时，到北京讲授经济学，并代教育部邀请了其他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同往。
1984年6月，我如约到北京授课，并于7月5日受到國务院总理接见，我们就经济学教育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议题进行了交谈。此后，我开始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重要工作。
我担任经济顾问的第一项工作发生于1985年夏季。1984年一年内，中国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增加了50%，我为此做了一个计量经济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来解释当时的通货膨胀。解释通胀的变数包括货币供应与实质GDP的比例，货币供应对通胀有正面影响，实质GDP对通胀有负面影响。另一个变数是前一年的通胀，因为通胀发生后有它的动量。建立模型后，我用它来预测了1985年的通胀率，发现不会太高，不会高于7%左右。我向上汇报了这个研究结果，并把它发表在1987年的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比较经济学杂志》）期刊上。
1988年秋季，中国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通胀，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其实这轮从1986年开始的通胀是可以避免的。笔者在1986年后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没有注意在1986年至1988年货币供应每年增加约稍高于30%。如果能注意到这一点，可以建议政府把货币增加数量加以控制，以避免严重通胀的发生。
回顾19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原因主要有：1.经历“文革”后，执政党和政府必须改变政策以获得人民支持。2.计划经济的缺点已在实践中显露出来。3.“东亚四小龙”即台湾、香港、新加坡与韩国，在实行市场经济后成功推动经济发展。4.经历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民愿意支持经济改革。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务院最高级的委员会是计划委员会，由姚依林副总理主持。1978年，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务院最高级的委员会是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由总理主持，总理任委员会主任，日常工作则由副主任安志文主持，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也是重要的委员。
笔者受委派与安副主任及刘副行长合作，参与体改委的工作，三人共同商讨决定体改委的主要政策。举个例子，1980年代中国政府把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定得太高，当时只用2元人民币便能兑换1美元，但实际上中国居民不可能用2元人民币换得1美元。体改委的责任之一是把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逐步提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是建立适当的市场经济，包括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市场价格的决定，金融与银行体制，引进外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建设，高等教育，尤其是经济学教育，以及辅助市场非国有企业的建立……这些都是体改委的责任。
在农业领域，改革首先指向公社制度，把原来由100多个农民集体耕种的方式，改为由农民家庭在他们分配到的田地上分别耕种。参与集体耕种的农民相对消极，因为一个农民努力得到的收获是由100多个农民平分的。改革后，农户多劳多得，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工业的改革是让个别国有企业努力增加的生产归该企业所有。
法律制度改革方面，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中国法专家R.RandleEdwards（艾德华）教授自1983年起与中国教育部（1985年改为国家教委直到1998年）合作，推行法律教育。经济学教育则由笔者协助教育部推行。
在经济领域，市场价格的改革内容是逐步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而不再由计划委员会决定。银行体制的改革也一样，存款与贷款的利率改为由市场供求决定。中国市场逐步开放，鼓励外企前来投资，以往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对外贸易变为由地方政府和地方建立的外贸机构控制和经营。1993年开始，中国还大力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实行了“抓大放小”政策，先让小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让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买进企业股份；大企业的股份则仍继续由政府掌握。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包括聪明能干的企业家和努力苦干的老百姓，鼓励民营企业建立后，一批批人才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直到今天。
（作者系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笔者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是从1984年开始的。
1983年10月20日，中国教育部的王泽农处长与王复孙处长访问我在普林斯顿的家。王泽农处长当时负责推进经济学与法律的教育；王复孙处长则在教育部的外事处服务。他们邀请我回中国帮助推进经济学教育。我十分乐意，便答应在1984年暑期，当我不需要在普林斯顿大学上课时，到北京讲授经济学，并代教育部邀请了其他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同往。
1984年6月，我如约到北京授课，并于7月5日受到國务院总理接见，我们就经济学教育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议题进行了交谈。此后，我开始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重要工作。
我担任经济顾问的第一项工作发生于1985年夏季。1984年一年内，中国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增加了50%，我为此做了一个计量经济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来解释当时的通货膨胀。解释通胀的变数包括货币供应与实质GDP的比例，货币供应对通胀有正面影响，实质GDP对通胀有负面影响。另一个变数是前一年的通胀，因为通胀发生后有它的动量。建立模型后，我用它来预测了1985年的通胀率，发现不会太高，不会高于7%左右。我向上汇报了这个研究结果，并把它发表在1987年的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比较经济学杂志》）期刊上。
1988年秋季，中国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通胀，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其实这轮从1986年开始的通胀是可以避免的。笔者在1986年后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没有注意在1986年至1988年货币供应每年增加约稍高于30%。如果能注意到这一点，可以建议政府把货币增加数量加以控制，以避免严重通胀的发生。
回顾19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原因主要有：1.经历“文革”后，执政党和政府必须改变政策以获得人民支持。2.计划经济的缺点已在实践中显露出来。3.“东亚四小龙”即台湾、香港、新加坡与韩国，在实行市场经济后成功推动经济发展。4.经历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民愿意支持经济改革。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务院最高级的委员会是计划委员会，由姚依林副总理主持。1978年，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务院最高级的委员会是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由总理主持，总理任委员会主任，日常工作则由副主任安志文主持，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也是重要的委员。
笔者受委派与安副主任及刘副行长合作，参与体改委的工作，三人共同商讨决定体改委的主要政策。举个例子，1980年代中国政府把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定得太高，当时只用2元人民币便能兑换1美元，但实际上中国居民不可能用2元人民币换得1美元。体改委的责任之一是把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逐步提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是建立适当的市场经济，包括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市场价格的决定，金融与银行体制，引进外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建设，高等教育，尤其是经济学教育，以及辅助市场非国有企业的建立……这些都是体改委的责任。
在农业领域，改革首先指向公社制度，把原来由100多个农民集体耕种的方式，改为由农民家庭在他们分配到的田地上分别耕种。参与集体耕种的农民相对消极，因为一个农民努力得到的收获是由100多个农民平分的。改革后，农户多劳多得，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工业的改革是让个别国有企业努力增加的生产归该企业所有。
法律制度改革方面，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中国法专家R.RandleEdwards（艾德华）教授自1983年起与中国教育部（1985年改为国家教委直到1998年）合作，推行法律教育。经济学教育则由笔者协助教育部推行。
在经济领域，市场价格的改革内容是逐步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而不再由计划委员会决定。银行体制的改革也一样，存款与贷款的利率改为由市场供求决定。中国市场逐步开放，鼓励外企前来投资，以往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对外贸易变为由地方政府和地方建立的外贸机构控制和经营。1993年开始，中国还大力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实行了“抓大放小”政策，先让小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让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买进企业股份；大企业的股份则仍继续由政府掌握。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包括聪明能干的企业家和努力苦干的老百姓，鼓励民营企业建立后，一批批人才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直到今天。
（作者系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