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军突起的“左联”东京分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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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成立不久,在日本东京的叶以群(华蒂)、任钧、谢冰莹等成立了“左联”东京分盟(以下简称“东盟”)。“东盟”成立后即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取得联系,互相交流本国进步文化界现状及斗争情况,还参加了该盟的一些活动,并访问了秋田雨雀等进步作家,写成《访问记》向国内介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进步文化人士纷纷回国,“东盟”无形中停止了活动。此后,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全国人民抗日怒潮高涨,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对左翼文化运动进行文化“围剿”,左翼文化人士受到了残酷镇压和迫害,不少人被迫撤离上海、广州等地东渡扶桑。从1933年到1936年间,从国内到日本的进步文化人士和留日学生竟达500多人。
  
  “左联”东京分盟的恢复和活动
  
  1933年9月,“左联”成员林焕平赴日本前,“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找林谈话,授意他到日本后,找尚在日本的“左联”成员孟式钧,把“左联”东京分盟恢复起来,团结在日的中国进步文化人士,开展左翼文化活动。
  1933年12月“左联”东京分盟正式恢复(或称东京支盟),成员有林焕平、孟式钧、林为梁(基路)、陈斐琴(陈松)、陈一言、魏晋、欧阳凡海七人,由林焕平、林为梁、陈一言组成干事会,负责日常工作,林焕平任干事会书记,与上海的周扬单线联系。1934年林焕平出面编辑《东流》月刊,由林为梁任干事会书记。1935年林为梁返国联系,由魏猛克、陈辛人、孟式钧组成干事会,魏猛克任书记。当时“东盟”的活动中心设在神田区青年会,成员分小组进行活动,公开活动则通过文艺界座谈会的形式,大致一周或两周聚会一次,每次都有中心议题,如“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等,间有新到东京的同志报告国内情况。通过座谈交流情况和专题讨论,无形中把进步文化界团结和组织起来,在东京开展了左翼文化活动。
  “东盟”恢复后,即着手筹备创办文艺刊物,于1934年3月6日成立了“东流文艺社”,以同人刊物形式,于同年8月出版了《东流》月刊,由林焕平出面编辑,加林为梁、陈斐琴、欧阳凡海组成编委会。刊物在东京编辑,寄回国内,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发行。“东流社”集中了一批在日的爱好文艺的中国青年,如梅景钿、俞鸿模、王阑西、陈七廉、麦穗、陈达人、邱东平、张天虚等,都参加了“东流社”的活动,他们中有的是盟员,有的并非盟员。“东流社”准备出一套《东流丛书》,已出版的有陈子谷的诗集《宇宙之歌》,俞鸿模的小说《炼》,张天虚的长篇小说《铁轮》,斐琴、达人合译的妥斯退益夫斯基小说《白夜》等书。
  1934年以后,由于国内形势日益恶化,到东京的进步文化人士愈来愈多,从上海陆续到东京的有魏猛克、杜宣、蒲风、吴天、聂耳、黄新波、任白戈等,从北平去的有陈辛人、陈子谷、林林、张香山等。人员增多,一个刊物已不能适应大家的工作需要,“东盟”又创办了《杂文》和《新诗歌》两种杂志。
  《杂文》月刊于1935年5月15日创刊,专载小说和理论文章,由杜宣出面编辑,魏猛克、陈辛人、孟式钧、林焕平组成编委会。第一期同《东流》一样在东京编辑,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发行,第二、三期则在东京编辑、印刷,寄回上海发行。由于内容比较尖锐泼辣,在国内反响较大,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第三期即被勒令停刊。《杂文》被禁后,从12月15日改为《质文》在东京继续出版,由邢桐华出面编辑,仍不断受到日方警厅干扰,邢桐华经常受到质询,终于出版至第七期被迫停刊。
  《新诗歌》由蒲风主编,马林林、陈子谷组成编委会,在东京出版发行。诗歌社通过诗歌座谈会聚集了一批诗歌爱好者,大致两周一次聚会,讨论诗歌的理论和创作问题。主要成员有蒲风、林林、陈子谷、澎湃、富石榆、林蒂、陈紫秋、魏晋、蔡冷枫等。诗歌社还出版了蒲风的长诗《六月流火》。
  1935年国内形势更加恶化,上海、北平、广州等地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又先后来到东京,增强了“东盟”的力量。除“东盟”外,还成立了“社联”、“剧联”、“语联”和“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
  社会科学左翼联盟简称“社联”,它的公开组织是文化座谈会,经常参加的有六七十人,分组秘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哲学等。主要成员有林为梁、官亦民、陈健、李云扬、梁威林、苏曼、周如傅、侯甸等。
  戏剧左翼联盟简称“剧联”,有中国留日学生戏剧学会、戏剧座谈会和国际戏剧协会等三个团体。留日学生戏剧学会负责人是陈北鸥、梁梦(延武),主要成员田丰、邢振铎、王威治、张泽民等。戏剧座谈会负责人是官亦民,主要成员有吴天(洪叶)、张瑞华(水华)、杜宣、李月轩(李柯)。国际戏剧协会负责人是陈斐琴、叶文津、吴剑声,成员多数是广东人。三团体先后公演了《雷雨》、《复活》、《洪水》和《马门教授》等进步戏剧。后来,三个戏剧团体合并为中华留日学生戏剧协会。
  世界语左翼联盟简称“语联”(包括拉丁化协会),它的公开组织是中国留日学生世界语学会、世界语学习班、世界语座谈会和拉丁化协会、拉丁化文字座谈会,参加者约七八十人。主要成员有陈健、丁克、陈学诗、陈紫秋、刘仁、苏曼、杨克毅、张翼、郭宏基(张、郭为拉丁化协会发起人)。
  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500多人,东京各大专学校有中国留学生的,都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会,各派出代表成立了学联。学联通过各校盟员为核心开展活动,主要成员有林为梁、苏曼、李佩星、潘沃权、杨克毅等。
  1935年秋,任白戈到东京后,按周扬的示意,组织了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由任白戈、何平之(杜鲁人)、官亦民三人组成“文总”干事会,任白戈任书记,领导“左联”东盟和剧盟,何干之分工管宣传,领导“社联”,官亦民分工管组织,领导“语联”。在东京的各左翼文化团体由“文总”统一领导,协调作战。“文总”存在约半年时间,即随“东盟”的解散而结束。接着任白戈遵照周扬的意见,成立核心小组起党的领导作用,成员有任白戈、魏猛克、陈辛人、林林、张罗天、孟式钩等。领导各文艺团体。社会科学方面也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成员有熊唯知、雷任民、解树椿、毛蓅、王国权、王孔照等。1937年春,任白戈回国时,即将两个核心小组交刚到日本的钱亦石领导。
  
  鲁迅、郭沫若对“东盟”的指导和扶持
  
  “东盟”和在东京的各左翼文化团体的成员,大多数是爱好文艺的留日青年学生,谈不上什么艺术修养和学术成果,仅凭一股爱国热情和革命意志,能在国内外环境都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在异国开展左翼文化活动,并取得一定成绩,这与鲁迅和郭沫若两位前辈的关怀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鲁迅远在国内,却给这颗小小的文坛幼苗以热情的扶持。他先后寄了三篇文章在《杂文》上发表,即《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什么是“讽刺”?》、《从帮忙到扯淡》。当鲁迅收到《杂文》第二期和约稿信后,感到非常高兴。因当时国内左翼作家的文章已很难发表,见国外有这样一个文艺刊物,而且在国内发行,立即回信表示支持,还在信中关切地嘱咐,要注意策略,不要色彩过于鲜明,以致出不下去。鲁迅看到他的文章和郭沫若的文章同时出现在《杂文》第三期上,更是高兴,他在来信中说:“看见郭先生在《杂文》上发表文章,很高兴。因为在国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镇压,左翼作家的作品很难发表出去,郭先生能出来发表文章,很好,但要设法避开反动当局的注意。在这样的时候,郭先生如能较长时期地出来发表文章,进行各种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在东京的郭沫若看了这封信,很受感动。从此,消除前嫌,加深了友情。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中国留日学生集会追悼,郭沫若在会上致悼词,并写了悼念文章在《质文》上发表,称赞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中国文学由先生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
  两位前辈支持了“东盟”,“东盟”对两位有过文艺论争的前辈,也起了积极沟通和促进团结的作用。
  当时郭沫若住千叶,有时还参加“东盟”的聚会,更能就近给予指点和帮助,特别对“东盟”的刊物十分关心和支持,不仅经常赐稿,还亲自参加校阅样稿。《质文》就是郭沫若建议改的刊名。“东盟”办的三个刊物,几乎每期都有郭沫若的文章,先后发表的有《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日文化交流》、《孔夫子吃饭》,《小小的礼物》(诗),历史小说《贾长沙痛哭》、《孟夫子出妻》;为响应国内提倡文字拉丁化写了《请大家学习新文字》的文章,为支持在东京演出的《雷雨》,发表《关于曹禺的“雷雨”》一文加以宣传和评介;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郭沫若参加了“东盟”的讨论,写出《我对国防文学的意见》和《国防文学集谈》;为悼念高尔基写了《人文界的日蚀》,为悼念鲁迅写了《民族的杰作》等等。“东盟”出版《文艺理论丛书》,郭沫若为之作序。
  茅盾、田汉、曹禺也给《杂文》寄稿,这些著名作家的稿件,大大提高了刊物的质量,对“东盟”工作的支持和鼓舞极大。
  
  “东盟”的历史功绩
  
  30年代,无论国际国内都处于革命大转折的年代,也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激烈斗争的时期,在国内左翼文化界受到严酷镇压和打击的情况下,陆续疏散到日本的中国进步文化人士,在东京重聚力量,紧密配合国内革命斗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左翼文化运动,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东盟”的恢复,如异军突起,在国外开辟了新的阵地。以“左联”成员为核心,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团结在东京的进步文化人士和留日学生,先后创办了几个文艺刊物,发表了大量充满爱国热情,倾向进步,敢于揭露黑暗的作品,还经常刊载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的文章,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深受青年读者的欢迎。刊物在上海印刷发行,因经费不足,出版册数有限,经常不能满足读者需要,青年学生争相传阅。刊物内容十分注意配合国内革命斗争和左翼文化活动。为配合国内土地革命战争,发表了魏晋反映上海工人暴动的《再生》,林林关于反封锁题材的《食盐斗争》等作品。为悼念高尔基逝世,《质文》二卷一期出了纪念专刊。鲁迅逝世,“东盟”组织留日进步学生,在东京举行了追悼大会,在《质文》二卷二期出了悼念鲁迅专辑。国内发生“两个口号”之争,“东盟”也组织了座谈讨论。“东盟”在东京开展的左翼文化活动,是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出版的论著、作品和译著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
  在郭沫若就近指导下,“东盟”培育了一批文化战线的生力军。“东盟”成员除任白戈、蒲风等少数职业作家外,绝大多数成员为中国留日学生,他们通过各种座谈会和小组学习,在革命文艺的薰陶下,特别是在郭沫若的指导和关怀下,在郭沫若的文章的思想影响下,逐步转变思想;再经过斗争锻炼和创作实践,逐步提高了政治和创作水平,造就了一批文艺战线的新生力量,为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文艺战线准备了骨干力量。抗战爆发后,他们纷纷回国参加抗战,其中不少人被日本当局作为“中国反日作家”驱逐回国,这正说明他们不仅是一批爱国留日青年,还是一批卓有战绩的爱国青年作家。他们中许多人回国后成为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有的后来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如林基路1943年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官亦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丘东平1941年在盐城反“扫荡”中牺牲。
  “东盟”还为宣传介绍革命文艺作品和理论,作出了一定贡献。“东盟”的成员大多从事日文翻译,他们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德永直、中条百合子等的短篇小说,还从原文或日译本翻译了德国海涅、美国惠特曼、法国罗曼·罗兰、苏联高尔基等著名作家的小说和马雅柯夫斯基、信斯勉斯基、马特内依等的诗作,大量宣传革命文学和介绍世界文学动态,还翻译了许多革命文学理论。《质文》编辑出版了一套文艺理论丛书,计有郭沫若带头翻译的马克思著《艺术作品之真实性》,辛人译吉尔波丁的《现实主义论》、信斯巴洛夫的《批评论》,林林译高尔基的《文学论》,邢桐华译纪德的《文化拥护》,猛克译罗森达尔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任白戈译西尔列尔的《科学的世界文学观》,孟式钧译西尔列尔的《现实主义论》,张香山译罗森达尔的《现实与典型》,辛宛译高濑太郎、甘粕石介的《艺术史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当时革命文学运动中具有指导意义的论著。正如周扬在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使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运动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是一项根本性的建设。学习运用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是“左联”的一大功劳。“东盟”的青年作家们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努力,为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了一定贡献。
  
  (责任编辑:萧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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