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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丈夫——陈达邦。
莫斯科的“陈院士”
陈达邦于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陈达邦有一个妹妹名叫陈琮英，是长沙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由双方父母包办，与任弼时定下儿女婚姻。任弼时参加革命后，于1921年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经党组织安排，陈琮英到上海与任弼时结为夫妻。
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陈达邦于1926年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经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是四川宜宾人。1927年初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二人情投意合，于1928年结为伉俪。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李一超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改名为赵一曼。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
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去巴黎，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命吴玉章先行回国。陈达邦继续留在巴黎等待任务，一等就是4年。陈达邦于1942年动身回国。
陪都“印刷大王”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到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是陈、任两家的一个联络点，实际上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国后生下一子，起名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之前，她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托陈岳云夫妇抚养。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纸印公司已改名为“中国印刷厂”，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中央局在重庆印刷《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他出版物，也曾得到中国印刷厂的帮助和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而关于自己的妻子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陈达邦则是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从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然而连编剧于敏都不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1953年5月，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封来自四川宜宾的普通信件，内容是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总理看了又看，总也想不起这个李一超是谁。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惊喜来自四川，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1957年底，当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得知赵一曼就是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时，百感交集。
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科长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老，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的董老（董必武）。两位老人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于是批准调陈达邦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访苏之后，正酝酿请苏联“老大哥”代印人民币。此时，陈达邦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新版人民币三元、五元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陈达邦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并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至今仍清晰可见。
请苏联代印人民币对于提高印刷质量、有效防伪，本是件大好事，但是，随着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不再流通使用。与此同时，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陈达邦亦未幸免。
陈达邦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临死之前，他对自己的孩子交了底：要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宁儿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
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
摘自《红岩春秋》2010年第4期
莫斯科的“陈院士”
陈达邦于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陈达邦有一个妹妹名叫陈琮英，是长沙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由双方父母包办，与任弼时定下儿女婚姻。任弼时参加革命后，于1921年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经党组织安排，陈琮英到上海与任弼时结为夫妻。
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陈达邦于1926年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经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是四川宜宾人。1927年初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二人情投意合，于1928年结为伉俪。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李一超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改名为赵一曼。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
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去巴黎，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命吴玉章先行回国。陈达邦继续留在巴黎等待任务，一等就是4年。陈达邦于1942年动身回国。
陪都“印刷大王”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到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是陈、任两家的一个联络点，实际上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国后生下一子，起名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之前，她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托陈岳云夫妇抚养。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纸印公司已改名为“中国印刷厂”，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中央局在重庆印刷《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他出版物，也曾得到中国印刷厂的帮助和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而关于自己的妻子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陈达邦则是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从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然而连编剧于敏都不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1953年5月，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封来自四川宜宾的普通信件，内容是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总理看了又看，总也想不起这个李一超是谁。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惊喜来自四川，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1957年底，当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得知赵一曼就是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时，百感交集。
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科长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老，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的董老（董必武）。两位老人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于是批准调陈达邦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访苏之后，正酝酿请苏联“老大哥”代印人民币。此时，陈达邦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新版人民币三元、五元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陈达邦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并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至今仍清晰可见。
请苏联代印人民币对于提高印刷质量、有效防伪，本是件大好事，但是，随着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不再流通使用。与此同时，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陈达邦亦未幸免。
陈达邦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临死之前，他对自己的孩子交了底：要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宁儿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
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
摘自《红岩春秋》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