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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一个美国留学生在谈到学习汉语必须同时了解中国文化的体会时，举了一个例子说：问一个年轻人“你什么时候请吃糖啊?”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问这个年轻人什么时候结婚。这是因为中国人结婚要发喜糖给亲戚朋友吃。不了解这种风俗。就不会理解“请吃糖”的真正含义。这里碰到的就是一个借代辞格：用“请吃糖”代“结婚”。这一借代的依据来自中国人的婚姻文化。
这类借代，按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所论，属于材料上的辞格。而“关于材料类的辞法是随材料而变的。中国人可以用‘裙’作为女子的借代，而在日本‘裙’却只可为男子的借代(除了时式的女学生外)”。的确，用以借代的材料同社会生活直接相关，很可能反映出语言使用者的文化情态。在中国，用“红领巾”称代少年儿童，是因为中国的少年儿童都加入“少年先锋队”，以佩戴红领巾为标识；中国曾用“大团结”代十元人民币，是因为1日版的十元人民币上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图案。等等。这些借代，莫不反映了中国人文化生活的特点，其构成也都有着汉民族文化的依据。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领会这类话语模式的精神。
在材料类的辞格当中，比喻是最突出的一种，也可能是所有辞格当中运用最普遍、最广泛、最多样、最富有民族文化色彩的一种。用作喻体的材料也多有它的文化依据。
中国人重视饮食，汉语里的不少比喻就是来自饮食文化的。如：用“吃大锅饭”比喻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用“吃小灶”比喻享受特殊待遇；用“炒鱿鱼”比喻被解雇：用“喝西北风”比喻挨饿受罪。等等。所有这些比喻，可以说是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文化思想在语言表达模式上的投影。
比喻的构成基于心理的联想。人类的联想意识有共同的方面。也有因民族而相异的方面。在不同的文化里，对事物所生的联想不同，形成的比喻也就不会一样。用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来说，就是对于“狗”这种动物，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联想意识不同，其比喻价值也就大不一样：汉语用作比喻多是贬义的，英语用作比喻多是褒义的。这是因为在英美文化中。人们把狗看作是可爱的好伙伴，欣赏它的忠诚、灵敏等品性，享有“人之良友”的美誉。而在中国文化里，人们首先是把狗看作是为人驯养的看家动物，是听命于主人的。由此联想到的是狗的奴性和兽性的方面，用以比喻，则常贬为“狗东西”、“狼心狗肺”、“狗仗人势”、“狗改不了吃屎”等等。
其他如汉语里，以想象中的“龙”作为吉利喜庆、庄重权威的喻体，就是华夏民族原始时代图腾崇拜的文化传统的遗存。把“松、竹、梅”作为高风亮节的比喻，也是由中国文化中的联想意识而米的。
二
谐音的运用，可以说是各种语言都具有的一种修辞手段。而在汉语利用得更为广泛、_史为多样，尤其是它同汉字字形相联结构成的谐音析字更是汉语独具的特色。
中国人有时候由于语言的音响形象而引起了联想，或忌讳。或吉祥，于是就在语言文字运用上作了新的经营，那就是“改音换字”。最典型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汉语中“筷子”一词的产生。许慎《说文解字》有“箸”而无“筷”。可见中国古代只说“箸”而不说“筷”。但因“箸”音同“住”，船家忌船“住”而不进。以“箸”音不祥而讳；航行以“快”为吉利。于是称“箸”为“筷”以讨口采。据明人陆容《菽园杂记(一)》记载：“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尤甚。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以幡布为抹布。”这种俗忌。相沿成习，“筷”即取“箸”而代之。且又按汉字条例，在“快”上加形符“竹”而成为一个新形声字“筷”。所以，“筷子”一词，可以说是元明以来中国航行发达时代的产物，更是由中国文化心理和汉字文化性能积淀而成的。
这种“改音换字”往往是改换成与所讳意义相对的吉祥意义。如：“猪舌”之“舌”与“折本”之“折”同音，而以“折本”不祥为讳，所以，上海话改说“猪赚头”，广东话改说“猪利”，四川话改说“猪招财”等等。赚钱、得利、招财都与“折本”意义相对，是人心所喜、所好的。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求吉利、求效益的文化心理在修辞上的表现。
更有甚者，只要在汉字声韵上有一点引发而生的联想，即在语言运用上加以发挥。如因“八”与“发”两字之韵相同，人们就产生了一种“若想发，不离八”的联想心态。于是借着“八”来表达“发财、发达、发展”等兴旺昌盛的意向。有许多商家将自己的商品的定价都带上“八”字。1998年8月8日，也就成为大吉大利的日子，许多商家就定在这一天开张，真所谓“百年一遇‘八八八八’，择吉开张‘发发发发’”。还有如在这次为印度洋海啸捐款的活动中，深圳腾讯公司就将一个由9位“8”组成的QQ号码进行拍卖，所得拍款捐献灾区。此举正是应和了中国人的这一联想心理，而这个号码。也必然会拍得好价。
三
对偶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修辞格。它由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两句对称地组合而成；最严格的还要求音节上平仄相对。对偶句句式工整，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韵味；看起来排列匀齐、悦目赏心。不但中国的许多古典名著常用对偶组成，如“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魏征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诗)、“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等等，真是美不胜收；就是日常口语里流传的语句也常用对偶辞格，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等等，也是丰富多彩。可见，对偶这种辞格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话语模式。作为中国文化的语言表现，对偶无疑是最鲜明、最典型的形式之一。
的确，对偶这种辞格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和成熟起来的。
中国哲学中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产生很早，如：“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周易，说卦》)“有无相生。难易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陈。”(《老子》第二章)“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荀子·解蔽》引古传)等等。这种对立统一观点从它形成的时候起就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而表达这种对立统一观点的汉语形式。如上述数例，在结构上也就往往自然呈现出一种相对而相合的特点。对这种表达形式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就使认知上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上相对相合的表达模式在中国文化里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可以说，中国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在对偶辞格的形成上显现出了自己的投影。
或许同上面这种哲学思想的导向有关，中国人具有一种喜欢成双成对的情感心理或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反映和表现在语言表达上，就是喜欢用成双成对的词语、句式，使汉语在结构上和表达上自然形成一种骈体性或对偶性。汉语成语的基本形式多是骈立的四字体就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如：心灵手巧、心满意足、愁眉苦脸、唇枪舌剑、丢三落四、吃里爬外、万水千山、唉声叹气等等，都是一种“微型”的对偶。不过这种格式并不限于成语，在日常对话中也普遍适用。如中国人说话爱对举。且不说讲究程式格律的诗文。就是在口语里。对举也是一种基本的表义手段。大量对举的运用，为对偶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和背景，因为当所对举的语句在音节和字数上相等的时候，就成为对偶。如：“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等等，自然形成对偶的语感和效果。这种运用的极致。便是对对子。这样也就可以把对偶看作是汉人喜爱成双成对的文化心态的语言表现，
对偶句式的外在形态就是相对的两句在音节上等量而对称。别的语言在表义上可以相对但结构形式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也就是不能形成对偶。而汉语语素的单音节性及其作为基本语义单位组合上的自由灵活性，就能满足和适应造成音节等量而对称的语句需要，从而使“汉语句子组织与语音节奏同步”，对偶的产生也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性。在汉语里，音节的调配不仅是修辞手段，而且往往也为语法所必须。也就是说。汉语中语词组合成句不但要求语法功能上和词汇意义上的搭配要合格，而且还要求音节配置上能合律，即要注意“偶句易安。奇字难适”这一协调音韵的法则。这样，“偶语”也就成为组成汉语句子的重要因素，也就为对偶辞格所必须的音节的等量并对称提供了凭借。
汉语在语法结构上不注重形式，即不以词形变化作为语言成分发生组合关系的形式标志，词类跟句子成分也缺乏显著的对当：但是。汉语在话语组合上却是注重形式的。讲究音韵的协调。句式的匀整，语义的对应。结构的平行等等。对偶、排比、层递、回文、顶针等辞格的广泛应用。尤以对偶为其独特的类型。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汉语里。语法结构上的不重形式与话语组合上讲究形式是互相补偿的。这也是汉语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
有一个美国留学生在谈到学习汉语必须同时了解中国文化的体会时，举了一个例子说：问一个年轻人“你什么时候请吃糖啊?”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问这个年轻人什么时候结婚。这是因为中国人结婚要发喜糖给亲戚朋友吃。不了解这种风俗。就不会理解“请吃糖”的真正含义。这里碰到的就是一个借代辞格：用“请吃糖”代“结婚”。这一借代的依据来自中国人的婚姻文化。
这类借代，按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所论，属于材料上的辞格。而“关于材料类的辞法是随材料而变的。中国人可以用‘裙’作为女子的借代，而在日本‘裙’却只可为男子的借代(除了时式的女学生外)”。的确，用以借代的材料同社会生活直接相关，很可能反映出语言使用者的文化情态。在中国，用“红领巾”称代少年儿童，是因为中国的少年儿童都加入“少年先锋队”，以佩戴红领巾为标识；中国曾用“大团结”代十元人民币，是因为1日版的十元人民币上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图案。等等。这些借代，莫不反映了中国人文化生活的特点，其构成也都有着汉民族文化的依据。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领会这类话语模式的精神。
在材料类的辞格当中，比喻是最突出的一种，也可能是所有辞格当中运用最普遍、最广泛、最多样、最富有民族文化色彩的一种。用作喻体的材料也多有它的文化依据。
中国人重视饮食，汉语里的不少比喻就是来自饮食文化的。如：用“吃大锅饭”比喻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用“吃小灶”比喻享受特殊待遇；用“炒鱿鱼”比喻被解雇：用“喝西北风”比喻挨饿受罪。等等。所有这些比喻，可以说是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文化思想在语言表达模式上的投影。
比喻的构成基于心理的联想。人类的联想意识有共同的方面。也有因民族而相异的方面。在不同的文化里，对事物所生的联想不同，形成的比喻也就不会一样。用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来说，就是对于“狗”这种动物，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联想意识不同，其比喻价值也就大不一样：汉语用作比喻多是贬义的，英语用作比喻多是褒义的。这是因为在英美文化中。人们把狗看作是可爱的好伙伴，欣赏它的忠诚、灵敏等品性，享有“人之良友”的美誉。而在中国文化里，人们首先是把狗看作是为人驯养的看家动物，是听命于主人的。由此联想到的是狗的奴性和兽性的方面，用以比喻，则常贬为“狗东西”、“狼心狗肺”、“狗仗人势”、“狗改不了吃屎”等等。
其他如汉语里，以想象中的“龙”作为吉利喜庆、庄重权威的喻体，就是华夏民族原始时代图腾崇拜的文化传统的遗存。把“松、竹、梅”作为高风亮节的比喻，也是由中国文化中的联想意识而米的。
二
谐音的运用，可以说是各种语言都具有的一种修辞手段。而在汉语利用得更为广泛、_史为多样，尤其是它同汉字字形相联结构成的谐音析字更是汉语独具的特色。
中国人有时候由于语言的音响形象而引起了联想，或忌讳。或吉祥，于是就在语言文字运用上作了新的经营，那就是“改音换字”。最典型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汉语中“筷子”一词的产生。许慎《说文解字》有“箸”而无“筷”。可见中国古代只说“箸”而不说“筷”。但因“箸”音同“住”，船家忌船“住”而不进。以“箸”音不祥而讳；航行以“快”为吉利。于是称“箸”为“筷”以讨口采。据明人陆容《菽园杂记(一)》记载：“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尤甚。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以幡布为抹布。”这种俗忌。相沿成习，“筷”即取“箸”而代之。且又按汉字条例，在“快”上加形符“竹”而成为一个新形声字“筷”。所以，“筷子”一词，可以说是元明以来中国航行发达时代的产物，更是由中国文化心理和汉字文化性能积淀而成的。
这种“改音换字”往往是改换成与所讳意义相对的吉祥意义。如：“猪舌”之“舌”与“折本”之“折”同音，而以“折本”不祥为讳，所以，上海话改说“猪赚头”，广东话改说“猪利”，四川话改说“猪招财”等等。赚钱、得利、招财都与“折本”意义相对，是人心所喜、所好的。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求吉利、求效益的文化心理在修辞上的表现。
更有甚者，只要在汉字声韵上有一点引发而生的联想，即在语言运用上加以发挥。如因“八”与“发”两字之韵相同，人们就产生了一种“若想发，不离八”的联想心态。于是借着“八”来表达“发财、发达、发展”等兴旺昌盛的意向。有许多商家将自己的商品的定价都带上“八”字。1998年8月8日，也就成为大吉大利的日子，许多商家就定在这一天开张，真所谓“百年一遇‘八八八八’，择吉开张‘发发发发’”。还有如在这次为印度洋海啸捐款的活动中，深圳腾讯公司就将一个由9位“8”组成的QQ号码进行拍卖，所得拍款捐献灾区。此举正是应和了中国人的这一联想心理，而这个号码。也必然会拍得好价。
三
对偶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修辞格。它由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两句对称地组合而成；最严格的还要求音节上平仄相对。对偶句句式工整，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韵味；看起来排列匀齐、悦目赏心。不但中国的许多古典名著常用对偶组成，如“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魏征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诗)、“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等等，真是美不胜收；就是日常口语里流传的语句也常用对偶辞格，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等等，也是丰富多彩。可见，对偶这种辞格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话语模式。作为中国文化的语言表现，对偶无疑是最鲜明、最典型的形式之一。
的确，对偶这种辞格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和成熟起来的。
中国哲学中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产生很早，如：“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周易，说卦》)“有无相生。难易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陈。”(《老子》第二章)“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荀子·解蔽》引古传)等等。这种对立统一观点从它形成的时候起就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而表达这种对立统一观点的汉语形式。如上述数例，在结构上也就往往自然呈现出一种相对而相合的特点。对这种表达形式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就使认知上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上相对相合的表达模式在中国文化里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可以说，中国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在对偶辞格的形成上显现出了自己的投影。
或许同上面这种哲学思想的导向有关，中国人具有一种喜欢成双成对的情感心理或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反映和表现在语言表达上，就是喜欢用成双成对的词语、句式，使汉语在结构上和表达上自然形成一种骈体性或对偶性。汉语成语的基本形式多是骈立的四字体就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如：心灵手巧、心满意足、愁眉苦脸、唇枪舌剑、丢三落四、吃里爬外、万水千山、唉声叹气等等，都是一种“微型”的对偶。不过这种格式并不限于成语，在日常对话中也普遍适用。如中国人说话爱对举。且不说讲究程式格律的诗文。就是在口语里。对举也是一种基本的表义手段。大量对举的运用，为对偶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和背景，因为当所对举的语句在音节和字数上相等的时候，就成为对偶。如：“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等等，自然形成对偶的语感和效果。这种运用的极致。便是对对子。这样也就可以把对偶看作是汉人喜爱成双成对的文化心态的语言表现，
对偶句式的外在形态就是相对的两句在音节上等量而对称。别的语言在表义上可以相对但结构形式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也就是不能形成对偶。而汉语语素的单音节性及其作为基本语义单位组合上的自由灵活性，就能满足和适应造成音节等量而对称的语句需要，从而使“汉语句子组织与语音节奏同步”，对偶的产生也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性。在汉语里，音节的调配不仅是修辞手段，而且往往也为语法所必须。也就是说。汉语中语词组合成句不但要求语法功能上和词汇意义上的搭配要合格，而且还要求音节配置上能合律，即要注意“偶句易安。奇字难适”这一协调音韵的法则。这样，“偶语”也就成为组成汉语句子的重要因素，也就为对偶辞格所必须的音节的等量并对称提供了凭借。
汉语在语法结构上不注重形式，即不以词形变化作为语言成分发生组合关系的形式标志，词类跟句子成分也缺乏显著的对当：但是。汉语在话语组合上却是注重形式的。讲究音韵的协调。句式的匀整，语义的对应。结构的平行等等。对偶、排比、层递、回文、顶针等辞格的广泛应用。尤以对偶为其独特的类型。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汉语里。语法结构上的不重形式与话语组合上讲究形式是互相补偿的。这也是汉语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