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全球化步伐迅速加快,进出口总额高速增长,外贸逐渐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支强劲动力。与此同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也在不断提高。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不仅迫使中国经济对外部依赖性过高,同时由于我国对外贸易输出国比较集中、对外贸易形式不合理以及畸形的进、出口依存度等诸多弊端,直接导致我国经济在开放程度大幅提高的同时也带给国家严重的经济安全警示。
关键词:金融危机;外贸依存度;经济安全
一、 经济安全的内涵与发展
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贸易纠纷层出不穷,各国学者都对经济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研究。Fred Bergsten、Robert O. Keohane和Joseph S. Nye(1975)等学者认为经济安全包含许多特定利益,例如:保持取得国外资源的渠道、保有市场、保护国内社会免于遭受外国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渗透。所以,经济安全不是一个单独的安全概念,而是以达成上述各项目的为目标。Vincent Cable(1995)则认为经济安全保护四个方面的内容:(1)直接影响国防安全的贸易或投资事件;(2)以经济政策作为侵略工具;(3)军事能力受到经济力强弱的影响程度;(4)全球经济不安所造成的恐慌。不过,他也指出由于各国对于经济事件忍受程度不同,对于经济安全定义的看法也就会有所不同。
随着美苏冷战结束,以及各国间经济依赖程度不断上升趋势的现实,各国学者对经济安全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如Michael Borrus和John Zysman(1992)认为经济安全是一种把经济力量转化为权力运用,甚至进而建构新国际政治经济架构和规范的能力。
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C.R. Neu和Charles Wolf,Jr(1994)以美国作为经济安全的研究对象,其结论认为经济安全是指一项保护或促进美国经济利益的能力——在面对任何可能损害美国经济利益的问题时,都能使美国经济利益免于受损或增进美国经济利益。他们的研究相对较有前瞻性和国际观,他们十分强调国际经济稳定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性。换言之,他们认为美国经济安全除了要强调经济竞争能力以外,也要注意国际经济稳定的问题。进一步的,他们将国家经济安全分为两类:
狭义经济安全:指当一国经济利益受到某些事件的威胁和影响的时候,国家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能力。其内容包括一国影响世界经济环境的能力。如:在制订国际经济规范中扮演重要角色、利用经济手段影响别国政策;拥有足够能应付非经济挑战的资源; 及有确保军备开支的资金。通常用作衡量经济繁荣的指标有:经济增长率、充分就业、低通货膨胀、高投资率、高生产率等,而这些是有利经济安全的。经济安全不只是指发展当前经济,其根本目标在于保障经济持续增长。
广义经济安全:国家除了要保障经济实力在国际上的相对优势,以及加强本国抵抗外部风险以外,还要尽量稳定国际局势,以减少各种变动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换言之,保障国际经济安全就是保障本国经济安全。所以,广义经济安全的定义为: 除了加强本国经济抗风险能力以外,还要能采取主动措施,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以捍卫自身经济利益。
在全球经济、市场发展走向全球化后,美国固然是世界唯一的政治与军事强权,但在经济与企业竞争力上却已无法再独步全球,因此不得不对其经贸政策进行调整、修正。一方面继续强调维持其开放与自由的贸易体系;另一方面也以积极的贸易保护政策响应。美国政府在1980年代开始采取具有攻击性的贸易政策,以对抗外国不公平的竞争,以及不合理的待遇就是为维护其经济利益的综合表现。
二、 我国外贸依存度现状及给经济安全带来的威胁
1.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现状。外贸依存度(Ratio Of Dependence On Trade),通常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占该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该指标说明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根据我国外贸依存度发展变化的特点,中国外贸依存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即1978年~1989年,为稳步上升阶段,外贸依存度从9.8%上升到24.6%。1990年~1999年为第二阶段,这期间外贸依存度在大幅波动中从29.98%缓慢上升到36.43%;2000年以来为第三阶段,外贸依存度迅速上升,甚至高达70%以上。有统计表明,从1980年~2000年以来,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而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15%左右的外贸依存度一路蹿升,已经远远高于其它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水平。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就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2004年在全球贸易的排位升至第三,对外贸易总量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2009年,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我国货物出口12 017亿美元,同比下降16.0%;货物进口10 056亿美元,同比下降11.2%,而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仍超过2.2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总量的排位已升至第一位。
对贸易的过度依赖,带了来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由投资驱动而依赖的出口导向,必然促使汇率浮动失真,外贸顺差过大,国际收支盈余过多。带来了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源源增大,造成了物价指数上涨和资产泡沫的形成,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震荡。
同时由于我国对外贸易输出国比较集中、对外贸易形式不合理以及畸形的进、出口依存度等诸多弊端,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又直接导致我国经济在开放程度大幅提高的同时也带给国家严重的经济安全警示。
2. 高外贸依存度给中国经济安全带来的威胁。
(1)严重影响抵御各种干扰、威胁和侵袭的能力。目前,我国同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但在对外贸易中,前几个主要国家占据绝大多数份额的基本格局不仅没有改观,并在日益加剧。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年来我国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的数据中,可以明显的看到,我国不断攀升的对外依存度与我国外贸对美、欧盟和香港等传统市场依赖程度过高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对美国市场近年来,我国对美国贸易依存度由1997年的5.4%上升到2007年超过9%。而其中对美直接出口的份额占出口总额上升到20%左右,加上经香港转口部分,共计接近40%。
如此高的对美贸易依存度,成为近来中美之间不断发生各种形式的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目前,除了传统的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平稳增长外,其它贸易救济措施(如保障措施、纺织品特限措施)和贸易壁垒措施调查(美国337条款调查、技术壁垒调查等)也被主要贸易伙伴频繁使用,作为抵制中国产品的方法和手段。我国与美欧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局面说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数量等将直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核心竞争力。由此可见,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已经使中国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国际经济摩擦的时代。如何正确和理性应对,已经成为考验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说美国“次贷危机”是自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至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的话,那么,中国高外贸依存度的挑战也是近30年来最为严峻的一次。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每次面对国内、国际的冲击,包括亚洲的金融危机时期,作为全球体系发动机的美国消费需求依然强劲,美国经济和西欧经济总体上仍处于依靠信贷拉动进口导向的经济驱动,而这种需求很快就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过剩产能重新组织起来,从而迅速将体系推回到正常运转状态。所以,长期以来我国依靠投资拉动、依赖出口导向来面对各种冲击,可以让经济走出困境。但是,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局面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此次金融风暴是发生在全球体系的心脏部分,这显然要比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远为不测。特别是当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由1978年的8.9%上升到2007年的近70%,净出口占GDP比重(“出口依赖度”)也同时过大,意味着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依赖于出口部门。本次以“次贷危机”为引信并在2008年被最终引爆的金融危机,形式上看是美国通过所谓“金融创新”膨胀其消费需求并同时吸纳全球储蓄而导致的一场危机,其本质上,是通过滥发美元来实施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并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美国消费能力的崩溃。由于我国对美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在当前美国经济环境急剧变化的形势下,就不可能“独善其身”,必然表现出更加严峻的态势:由于进、出口严重受阻,对我国的冲击迅速蔓延和扩散:从中小企业蔓延到大中型企业,从出口部门扩散蔓延到其它部门,从东部沿海地区蔓延到内陆地区,国内经济和相关企业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危及经济发展、国家稳定和国民福祉。
2. 直接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冲击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在我国对外贸易形式中,传统的一般贸易方式与加工贸易相比呈现下降趋势。而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对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中主要以OEM形式,即贴牌生产为主。很明显OEM的特征就是: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我国这类企业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很高,有的企业90%以上的产品依赖出口。然而,伴随优秀出口业绩的,却是这类企业脆弱、甚至是残缺的市场功能。原因是,这些加工出口型企业,产品销售并不是通过企业自身在国外建立销售网络实现的,而是普遍采用出口代理的方式,只和国外少数几个一级代理商打交道,真正的市场对这些企业来说,完全是个“黑箱”。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核心技术等必将使我们的企业受制于人,总体依然徘徊在“微笑曲线”的低端,无法摆脱低附加值和高资源环境成本的尴尬。“微笑曲线”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现象:在价值链上,处于价值链的的两端的研发和销后服务是增值最大的,而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装配环节不但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而且市场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也成为整个价值链条中最不赚钱的部分。
目前,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下降,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使这类企业普遍利润率进一步下降、运行面临严峻的困境。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面对美国金融体系连遭重挫,经济整体下滑的态势,美国政府连续采取了“罕见”的救市举措,导致美元的进一步贬值。而主要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以及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价格继续不断上涨,使一直处于“适度保护”的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的动荡面前进一步不堪一击。
因此,要想进一步分享产业链分工的利益,必须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搞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逐步实现由OEM向ODM(代设计),直至OBM(自主品牌)的转变。否则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将直接导致我国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冲击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
3. 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形成严重威胁。外贸依存度实际上根据贸易的出口和进口分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两个方面。首先,我国不断攀升的外贸依存度是由过高的出口依存度带来的。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净出口占GDP比重一般在零上下波动,绝对值超过1%就算是显著了,中国目前已超过8%。过度出口依存度意味着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依赖于出口部门,一旦国外需求剧烈下降,国内经济增长必然会大幅震荡,从而危及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不合理。一些过于依赖国外市场的主要表现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的比较优势。我们依靠政府的力量,采取对本国货币和本国企业的“适度保护”来推动出口导向,将土地、税收、环境、资源以及人力等要素成本压低,促使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拥有了其它国家无法匹敌的价格优。据商务部列举的数字,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产品一直是中国大宗出口商品,但是这些行业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而且这种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实际上并未彻底解决我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目的,还使得产业投资的短视和以出口为导向,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实现提高外贸竞争优势目标的难度。
三、 相关对策建议
1. 扩大内需,降低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外贸依存度,首先表现为国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加重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消费、投资、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长期主要依靠两个轮子拉动:由政府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必然导致国内居民的消费作用愈益弱化。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消费的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但是因为政府投资以更高的速度增长,使消费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不断下降。1999年~2007年,我国投资率由33.8%上升到42.1%,消费率由59.2%下降到49%。而世界各国投资率平均为22%,消费率平均为78%。中国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其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严重偏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GDP居民消费所占的比率中国是最低的,只有35%-37%,而且持续下滑。
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居民消费率更是一路走低。不论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都是很低的。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而今天民间消费只占GDP的37.5%;与其它国家相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印度也达到了55%,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59.9%,美国最高民间消费占GDP的71%。所以,中国的内需不足严格地说是“民需”更加严重不足。
长期依靠投资为主驱动经济增长,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一方面,带来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率的严重偏低,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进而靠旺盛的出口需求来缓解内需不足,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使高经济增长得以维续。
2. 转变经济发展战略走低碳发展之路。目前,依靠投资驱动带动物资投入的传统外向型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以人均拥有量来衡量,我国是一个资源贫瘠国,我国对石油、水资源、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消耗居于世界前列,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远大于世界平均水平。每产出一万美元GDP,中国需消耗的石油、水资源、钢材、和水泥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4倍、6.8倍和11.6倍。部分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超出极限,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外延型扩张模式难以为继。
当前,我国净出口可贸易部分主要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产品,是巨量的低价劳动力换来的出口,而随着进口重要资源、能源产品价格走高,靠血汗换来的财富并没有留下多少。当一个国家的出口主要是低价格低附加值产品,而进口的是世界紧缺能源、资源商品时,经济风险很大和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严峻,并将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形成严重威胁。
理性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即使没有这场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长期高速增长所依赖的“制度红利”、“要素红利”、“全球化红利”的增长模式也已经难以为继了,出口市场难以再继续扩大,国内的资源、环境、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当前国际经济的严峻态势,更加显示出中国这种经济增长已没有出路。积极应对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及时克服制约我国经济运行的缺陷,必须切实转变过度依赖国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走出一条主要依靠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仅是当前应对外部需求严重萎缩、恢复经济的有效出路,而且也是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这应当成为我们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Vincent Cable..What 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5,71(2): 306-308.
2.第七届北京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热点问题论坛论文集.专访经济学家陈志武《4万亿的民生考验》,载《中国新闻周刊》(第43期),2008-11-24.
3.吴敬琏.破解增长模式新课题.载《文汇报》,2005-3-9.
4. 杨正莲.中国如何应对美国金融危机.载《中国新闻周刊》(第42期),2008-11-17.
5. 转引自盛华仁.健全环境保护法制,依法防治水污染——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2005-1-10.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14567/15097/3108571.html.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CGJ005。
作者简介:李波,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收稿日期:2009-12-12。
关键词:金融危机;外贸依存度;经济安全
一、 经济安全的内涵与发展
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贸易纠纷层出不穷,各国学者都对经济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研究。Fred Bergsten、Robert O. Keohane和Joseph S. Nye(1975)等学者认为经济安全包含许多特定利益,例如:保持取得国外资源的渠道、保有市场、保护国内社会免于遭受外国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渗透。所以,经济安全不是一个单独的安全概念,而是以达成上述各项目的为目标。Vincent Cable(1995)则认为经济安全保护四个方面的内容:(1)直接影响国防安全的贸易或投资事件;(2)以经济政策作为侵略工具;(3)军事能力受到经济力强弱的影响程度;(4)全球经济不安所造成的恐慌。不过,他也指出由于各国对于经济事件忍受程度不同,对于经济安全定义的看法也就会有所不同。
随着美苏冷战结束,以及各国间经济依赖程度不断上升趋势的现实,各国学者对经济安全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如Michael Borrus和John Zysman(1992)认为经济安全是一种把经济力量转化为权力运用,甚至进而建构新国际政治经济架构和规范的能力。
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C.R. Neu和Charles Wolf,Jr(1994)以美国作为经济安全的研究对象,其结论认为经济安全是指一项保护或促进美国经济利益的能力——在面对任何可能损害美国经济利益的问题时,都能使美国经济利益免于受损或增进美国经济利益。他们的研究相对较有前瞻性和国际观,他们十分强调国际经济稳定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性。换言之,他们认为美国经济安全除了要强调经济竞争能力以外,也要注意国际经济稳定的问题。进一步的,他们将国家经济安全分为两类:
狭义经济安全:指当一国经济利益受到某些事件的威胁和影响的时候,国家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能力。其内容包括一国影响世界经济环境的能力。如:在制订国际经济规范中扮演重要角色、利用经济手段影响别国政策;拥有足够能应付非经济挑战的资源; 及有确保军备开支的资金。通常用作衡量经济繁荣的指标有:经济增长率、充分就业、低通货膨胀、高投资率、高生产率等,而这些是有利经济安全的。经济安全不只是指发展当前经济,其根本目标在于保障经济持续增长。
广义经济安全:国家除了要保障经济实力在国际上的相对优势,以及加强本国抵抗外部风险以外,还要尽量稳定国际局势,以减少各种变动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换言之,保障国际经济安全就是保障本国经济安全。所以,广义经济安全的定义为: 除了加强本国经济抗风险能力以外,还要能采取主动措施,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以捍卫自身经济利益。
在全球经济、市场发展走向全球化后,美国固然是世界唯一的政治与军事强权,但在经济与企业竞争力上却已无法再独步全球,因此不得不对其经贸政策进行调整、修正。一方面继续强调维持其开放与自由的贸易体系;另一方面也以积极的贸易保护政策响应。美国政府在1980年代开始采取具有攻击性的贸易政策,以对抗外国不公平的竞争,以及不合理的待遇就是为维护其经济利益的综合表现。
二、 我国外贸依存度现状及给经济安全带来的威胁
1.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现状。外贸依存度(Ratio Of Dependence On Trade),通常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占该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该指标说明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根据我国外贸依存度发展变化的特点,中国外贸依存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即1978年~1989年,为稳步上升阶段,外贸依存度从9.8%上升到24.6%。1990年~1999年为第二阶段,这期间外贸依存度在大幅波动中从29.98%缓慢上升到36.43%;2000年以来为第三阶段,外贸依存度迅速上升,甚至高达70%以上。有统计表明,从1980年~2000年以来,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而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15%左右的外贸依存度一路蹿升,已经远远高于其它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水平。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就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2004年在全球贸易的排位升至第三,对外贸易总量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2009年,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我国货物出口12 017亿美元,同比下降16.0%;货物进口10 056亿美元,同比下降11.2%,而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仍超过2.2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总量的排位已升至第一位。
对贸易的过度依赖,带了来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由投资驱动而依赖的出口导向,必然促使汇率浮动失真,外贸顺差过大,国际收支盈余过多。带来了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源源增大,造成了物价指数上涨和资产泡沫的形成,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震荡。
同时由于我国对外贸易输出国比较集中、对外贸易形式不合理以及畸形的进、出口依存度等诸多弊端,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又直接导致我国经济在开放程度大幅提高的同时也带给国家严重的经济安全警示。
2. 高外贸依存度给中国经济安全带来的威胁。
(1)严重影响抵御各种干扰、威胁和侵袭的能力。目前,我国同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但在对外贸易中,前几个主要国家占据绝大多数份额的基本格局不仅没有改观,并在日益加剧。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年来我国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的数据中,可以明显的看到,我国不断攀升的对外依存度与我国外贸对美、欧盟和香港等传统市场依赖程度过高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对美国市场近年来,我国对美国贸易依存度由1997年的5.4%上升到2007年超过9%。而其中对美直接出口的份额占出口总额上升到20%左右,加上经香港转口部分,共计接近40%。
如此高的对美贸易依存度,成为近来中美之间不断发生各种形式的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目前,除了传统的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平稳增长外,其它贸易救济措施(如保障措施、纺织品特限措施)和贸易壁垒措施调查(美国337条款调查、技术壁垒调查等)也被主要贸易伙伴频繁使用,作为抵制中国产品的方法和手段。我国与美欧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局面说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数量等将直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核心竞争力。由此可见,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已经使中国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国际经济摩擦的时代。如何正确和理性应对,已经成为考验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说美国“次贷危机”是自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至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的话,那么,中国高外贸依存度的挑战也是近30年来最为严峻的一次。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每次面对国内、国际的冲击,包括亚洲的金融危机时期,作为全球体系发动机的美国消费需求依然强劲,美国经济和西欧经济总体上仍处于依靠信贷拉动进口导向的经济驱动,而这种需求很快就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过剩产能重新组织起来,从而迅速将体系推回到正常运转状态。所以,长期以来我国依靠投资拉动、依赖出口导向来面对各种冲击,可以让经济走出困境。但是,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局面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此次金融风暴是发生在全球体系的心脏部分,这显然要比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远为不测。特别是当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由1978年的8.9%上升到2007年的近70%,净出口占GDP比重(“出口依赖度”)也同时过大,意味着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依赖于出口部门。本次以“次贷危机”为引信并在2008年被最终引爆的金融危机,形式上看是美国通过所谓“金融创新”膨胀其消费需求并同时吸纳全球储蓄而导致的一场危机,其本质上,是通过滥发美元来实施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并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美国消费能力的崩溃。由于我国对美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在当前美国经济环境急剧变化的形势下,就不可能“独善其身”,必然表现出更加严峻的态势:由于进、出口严重受阻,对我国的冲击迅速蔓延和扩散:从中小企业蔓延到大中型企业,从出口部门扩散蔓延到其它部门,从东部沿海地区蔓延到内陆地区,国内经济和相关企业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危及经济发展、国家稳定和国民福祉。
2. 直接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冲击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在我国对外贸易形式中,传统的一般贸易方式与加工贸易相比呈现下降趋势。而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对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中主要以OEM形式,即贴牌生产为主。很明显OEM的特征就是: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我国这类企业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很高,有的企业90%以上的产品依赖出口。然而,伴随优秀出口业绩的,却是这类企业脆弱、甚至是残缺的市场功能。原因是,这些加工出口型企业,产品销售并不是通过企业自身在国外建立销售网络实现的,而是普遍采用出口代理的方式,只和国外少数几个一级代理商打交道,真正的市场对这些企业来说,完全是个“黑箱”。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核心技术等必将使我们的企业受制于人,总体依然徘徊在“微笑曲线”的低端,无法摆脱低附加值和高资源环境成本的尴尬。“微笑曲线”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现象:在价值链上,处于价值链的的两端的研发和销后服务是增值最大的,而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装配环节不但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而且市场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也成为整个价值链条中最不赚钱的部分。
目前,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下降,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使这类企业普遍利润率进一步下降、运行面临严峻的困境。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面对美国金融体系连遭重挫,经济整体下滑的态势,美国政府连续采取了“罕见”的救市举措,导致美元的进一步贬值。而主要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以及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价格继续不断上涨,使一直处于“适度保护”的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的动荡面前进一步不堪一击。
因此,要想进一步分享产业链分工的利益,必须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搞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逐步实现由OEM向ODM(代设计),直至OBM(自主品牌)的转变。否则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将直接导致我国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冲击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
3. 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形成严重威胁。外贸依存度实际上根据贸易的出口和进口分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两个方面。首先,我国不断攀升的外贸依存度是由过高的出口依存度带来的。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净出口占GDP比重一般在零上下波动,绝对值超过1%就算是显著了,中国目前已超过8%。过度出口依存度意味着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依赖于出口部门,一旦国外需求剧烈下降,国内经济增长必然会大幅震荡,从而危及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不合理。一些过于依赖国外市场的主要表现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的比较优势。我们依靠政府的力量,采取对本国货币和本国企业的“适度保护”来推动出口导向,将土地、税收、环境、资源以及人力等要素成本压低,促使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拥有了其它国家无法匹敌的价格优。据商务部列举的数字,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产品一直是中国大宗出口商品,但是这些行业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而且这种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实际上并未彻底解决我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目的,还使得产业投资的短视和以出口为导向,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实现提高外贸竞争优势目标的难度。
三、 相关对策建议
1. 扩大内需,降低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外贸依存度,首先表现为国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加重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消费、投资、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长期主要依靠两个轮子拉动:由政府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必然导致国内居民的消费作用愈益弱化。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消费的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但是因为政府投资以更高的速度增长,使消费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不断下降。1999年~2007年,我国投资率由33.8%上升到42.1%,消费率由59.2%下降到49%。而世界各国投资率平均为22%,消费率平均为78%。中国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其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严重偏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GDP居民消费所占的比率中国是最低的,只有35%-37%,而且持续下滑。
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居民消费率更是一路走低。不论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都是很低的。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而今天民间消费只占GDP的37.5%;与其它国家相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印度也达到了55%,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59.9%,美国最高民间消费占GDP的71%。所以,中国的内需不足严格地说是“民需”更加严重不足。
长期依靠投资为主驱动经济增长,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一方面,带来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率的严重偏低,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进而靠旺盛的出口需求来缓解内需不足,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使高经济增长得以维续。
2. 转变经济发展战略走低碳发展之路。目前,依靠投资驱动带动物资投入的传统外向型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以人均拥有量来衡量,我国是一个资源贫瘠国,我国对石油、水资源、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消耗居于世界前列,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远大于世界平均水平。每产出一万美元GDP,中国需消耗的石油、水资源、钢材、和水泥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4倍、6.8倍和11.6倍。部分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超出极限,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外延型扩张模式难以为继。
当前,我国净出口可贸易部分主要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产品,是巨量的低价劳动力换来的出口,而随着进口重要资源、能源产品价格走高,靠血汗换来的财富并没有留下多少。当一个国家的出口主要是低价格低附加值产品,而进口的是世界紧缺能源、资源商品时,经济风险很大和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严峻,并将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形成严重威胁。
理性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即使没有这场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长期高速增长所依赖的“制度红利”、“要素红利”、“全球化红利”的增长模式也已经难以为继了,出口市场难以再继续扩大,国内的资源、环境、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当前国际经济的严峻态势,更加显示出中国这种经济增长已没有出路。积极应对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及时克服制约我国经济运行的缺陷,必须切实转变过度依赖国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走出一条主要依靠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仅是当前应对外部需求严重萎缩、恢复经济的有效出路,而且也是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这应当成为我们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Vincent Cable..What 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5,71(2): 306-308.
2.第七届北京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热点问题论坛论文集.专访经济学家陈志武《4万亿的民生考验》,载《中国新闻周刊》(第43期),2008-11-24.
3.吴敬琏.破解增长模式新课题.载《文汇报》,2005-3-9.
4. 杨正莲.中国如何应对美国金融危机.载《中国新闻周刊》(第42期),2008-11-17.
5. 转引自盛华仁.健全环境保护法制,依法防治水污染——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2005-1-10.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14567/15097/3108571.html.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CGJ005。
作者简介:李波,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收稿日期:2009-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