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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本文把创业环境置于广东省的情境化下，利用新构建出的创业环境与经济增长模型CEM（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模型和实际调查所得的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问卷数据，探讨了创业环境对创业机会、创业能力跟创业动力的作用。结果表明：不同的创业环境条件对创业机会、创业能力和创业动力的影响存在着差异。
关键词：创业环境；创业机会；创业能力；创业动力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创业环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内在机理是，创业环境是决定创业机会和创业能力的关键因素，创业机会与创业能力一旦结合为创业活动，新企业跟新工作机会产生的同时，必定会有旧企业和旧工作机会的消逝，即出现所谓的“商业动态学”，这时经济增长便实现了（Paul D. Reynolds、Michael Hay和S. Michael Camp，1999）。然而，创业机会和创业能力并不必然能够结合成为创业活动，这当中还有一个创业者是否有足够创业动力的问题，如果没有创业动力，创业机会和创业能力便无法共同创造创业活动。因此，创业环境对创业动力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创业环境本质是一种制度环境（Desai，Gompers和Lerner，2003），抽象地进行创业环境研究并没有多少意义，创业环境都有其特定的背景，我们有必要先把创业环境情景化。徐淑英和欧怡（2008）提出，情景化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当中，情境包括特定研究所处的物理的、政治和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环境以及组织环境。因此，本文把创业环境置于广东的情景化下，探讨广东的创业环境对它的创业机会、创业能力和创业动力的影响。
目前国外创业环境的研究范式主要是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是Gnyawali和Fogel于2001年提出的五维度创业环境模型，这五个维度是：金融支持、非金融支持、创业与管理技能的培训、社会经济条件和创业政策与程序。第二个模型是Lundstrom和Stevenson在2005年开发出的六维度创业政策模型，六维度分别是创业教育、创业促进、减少进入障碍、启动支持、启动融资和目标群体政策，它的理论基础是M-O-S模型，即创业动力—创业机会—创业能力模型。第三个模型即我们熟知的九维度GEM（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模型，维度有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环境和专业基础设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实体基础设施的可得性和文化及社会规范。国外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在这三个模型的基础上展开。
国内目前对创业环境的研究大多是基于GEM的概念模型，所以我们把它们归类为非GEM类与GEM类。非GEM类的研究都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自己的创业环境模型。如蔡莉、崔启国和史琳（2007）等。GEM类的又分为直接利用GEM的模型和数据进行研究的和在GEM基本上进行改进的研究。直接利用GEM的模型与数据进行研究的有杨晔和俞艳（2007）等，买忆媛和甘智龙（2008）等。在GEM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背景与理论进行改进研究的有江虹和朱涵（2007）等。
鉴于目前GEM模型正逐渐成为创业环境研究的权威范式，本文将借鉴GEM概念模型，并结合广东省的经济发展背景，构建更符合实际的创业环境模型。
下文先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广东的情景构建出了评估创业环境的概念模型，然后运用调查所得数据进行评估研究，最后得到发现与结论。
二、理论模型
创业环境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概念，涉及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等背景，无法用单一的指标来衡量。因此，能否较精确地对创业环境进行刻画，关键是构建出一个简洁的、全面的创业环境评估模型。目前，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创业环境评估模型是1999年Paul D. Reynolds、Michael Hay和S. Michael Camp在GEM（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全球创业观察）项目中提出的创业过程与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把创业环境分解为9个条件，分别是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环境和专业基础设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实体基础设施的可得性和文化及社会规范。然而，用该模型来评估中国的，或者广东的创业环境在某些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笔者在承担的，由清华大学负责GEM的中国子项目2007年珠海分项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该模型虽然是面向全球的，但主要适用于发达国家，评价指标反映的主要是后工业化阶段的创业环境与政策。中国处在工业化中期，市场体系尚在完善之中，使用既有的评价方案不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密集、加工与制造密集的广东就更不适应，调查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这样的判断。有鉴于此，我们将结合广东经济体的特点提出更加情景化的创业环境评估理论模型。
（一）理论模型
对一个经济体创业环境的考察应该充分考虑到该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判断一个经济体发展阶段的一个权威标准就是工业化进程。梁炜和任保平（2009）借助Fisher最优分割法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共经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第四个阶段，即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具体到广东的工业化进程，汤萱（2009）也认为，广东已处工业化后期最后阶段,将向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过渡。结合创业环境理论与工业化进程，我们把工业化看作是工业领域创业活动的结果，并且是以资本化和资产形成为主要动因。
评判广东经济体创业环境的另一个角度是市场化。由于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转型的目标是建立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广东更是这场改革的先行试验者。因此，考察广东的创业环境须得从市场化的角度进行。这里我们把市场化下的创业环境概括为低市场进入成本、机会公平程度、无市场人为樊篱、市场秩序和国际市场参与规则执行程度等。
广东经济体创业环境最后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政府作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以来都是以政府的推动为主，创业环境也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培育而成的，比如大学生的创业一直以来就是政府在推动，并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可见，政府对创业环境的影响相较于发达国家要大得多。为此，我们把政府作用概括为政府对创业环境的保护、创业动力的激发、政策转变为创业环境的能力，政府规制等。
在创业的合成方面，单有创业机会与创业技能，如果没有一定的创业动力，同样不可能有创业活动的产生。在GEM的创业过程与经济增长模型中，把创业动力当成了创业能力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创业动力应该能够是独立于创业能力之外的东西，当然拥有高的创业能力的经济主体可能会有更强的创业动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创业能力很低的经济主体也可能有强的创业动力，起码笔者就是这种人。所以，鉴于创业动力的重要性，我们把创业动力单独列为创业合成的一个方面，即创业活动应该由创业机会、创业能力与创业动力三方面组成。
综上所述，在设计广东的创业环境评估模型时必须充分考虑工业化、市场化与政府作用。因而，我们以GEM为对象，结合广东工业化、市场化、政府作用等，提出以下与GEM相对应的CEM（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的创业环境与经济增长模型：
图1 CEM模型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该模型虽是在广东省的情景化下提出的，由于整个中国各区域经济体是有一定的共性的，比如说政府的强势，经济体制的转型，故以上的模型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其他区域经济体，这也是我们把它命名为CEM的原因。
三、评估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来获得数据，问卷形式与GEM相似，要求被调查对象对相关问题做出相应的评分，评分数值都在1到5分之间，数值越大说明所衡量的指标优良程度越高。与GEM不同的是，本研究采取全面调查而非城市抽样，把广东省21个地级市全部纳入了调查范围，这样做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既可以避免抽样误差，又可以对广东省的创业环境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该问卷突出由工业化和市场化形成的产业环境、人才要素环境、金融要素环境、土地要素环境、技术要素环境和市场环境，突出了企业家、普通社会成员、大学生以及海外归国人员的创业倾向考察，重视科教技政策、公共财税政策、产权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创业融资制度、政府规划、政府投资及采购、政府管制、园区与基础设施的诱导作用，使评估更加全面，更加注重政府的作用，更加注重产业升级的推动。问卷由暨南大学创业实验室的成员发放，调查对象包括政府人员，企业家，创业者，教育工作者，金融机构人员与中介机构人员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回收有效问卷384份，样本的分布情况见表1。
（二）评估结果
基于所建立的CGEM指标体系，对各样本城市的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整理，得出广东省各市的创业环境综合评估结果。
1.创业环境的城市间差异
我们首先计算出了21个城市在5个创业环境模块的得分，然后在各个模块中把所有的城市得分算出算术平均值，即图2中的“Mean”，可以看出，所有城市中综合评价最高的是“创业环境”，评价最低的是“政府规制与行动”。需要指出的是，综合的平均等分高或低并不意味着各个城市在该项的得分都是如此，即各个城市的评价可能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能够被我们计算出来的“标准化得分（Normalization）”所捕捉，“标准化得分”的计算公式为Normalization=Mean标准差。标准差测量的是各个城市之间得分的差异化程度，当评价差异越大时，标准差越大，因而“Normalization”反而会越小，反之亦然，所以“Normalization”衡量的是包括差异化程度在内的平均得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创业环境的平均得分最高，但标准化后等分最高的却是“创业机会与技能”，其次才是“创业环境”，这说明“创业环境”在各个城市间的差异是远大于“创业机会与技能”的；另外，“创业政策转变创业环境”在城市之间的差异性也大于“创业动力”和“政府规制与行动”。
2.创业环境均衡指数
创业环境均衡指数由高建、颜振军、秦兰和程源（2007）等提出，它是指用座城市创业环境综合指数，即每座城市的得分均值，除以城市创业环境问卷得分均值的标准差（类似于图2的标准化得分），它能够考察各个城市创业环境各要素评价的均衡程度和影响差异。均值越大，方差越小，均衡指数越大，该城市的创业环境评价也越好，且各个评价指标之间的差异也较均衡。图3列出了各个城市的综合指数与均衡指数。
图3创业环境综合指数与均衡指数
图中的综合指数是按降序排列的。单从广东省各市创业环境综合指数排名结果来看，排名位次较高的是中山、汕尾、韶关、珠海和湛江，名次较低的是河源、汕头、广州、茂名、江门与潮州。得分最高的中山市3.77，比得分最低的潮州市的2.76高出了36.4%。值得注意的是，在创业环境综合指数排名中靠前的中山、汕尾、韶关、珠海和湛江等市，在均衡指数中的排名位次却是极低的，这说明这几个市各方面的创业环境要素发展是很不均衡的。相反，创业环境综合指数排名中靠后的广州、河源、潮州等市，在均衡指数中的排名位次不低，特别是广州，均衡指数得分在21个地级市中是最高的，说明它各方面的创业环境要素发展相当均衡。总的来说，创业环境较好的是佛山、东莞和惠州等市，既有较高的均衡指数得分，综合指数得分也不低，即总体的创业环境不错，各方面的创业环境要素发展也较均衡。
五、结论
本文在GEM提出的创业过程与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在广东省的情景化下，结合广东的工业化、市场化和政府作用，构建出了新的创业环境评估体系与经济增长模型CEM。利用该模型和实际调查所得的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问卷数据，对广东省的创业环境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创业环境”在广东省的各个地级市中发展较不平衡，而“创业机会与技能”则发展较为平衡；中山、汕尾、韶关、珠海和湛江等市的各方面创业环境要素发展是较不均衡，广州、河源、潮州等市的各方面创业环境要素发展则较为平衡。
参考文献
[1]蔡莉、崔启国和史琳.创业环境研究框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2]陈晓萍、徐淑英和樊景立等.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江虹和朱涵.论省级区域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评估———以江苏省各市为例.生产力研究[J]，2007，（24）.
[4]梁炜和任保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及现阶段的特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
[5]买忆媛和甘智龙.我国典型地区创业环境对创业机会与创业能力实现的影响———基于GEM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08，5（2）.
[6]沈超红和彭巍.国外创业环境研究内容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7]汤萱.广东经济发展阶段与发展模式研究———基于四个维度的判断[J].广东商学院学院，2009，（4）.
[8]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R].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2010.
[9]杨晔和俞艳.上海创业环境的GEM模型分析和政策建议[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2）.
[10] Anders Lundstrom and Lois Stevenson, Entrepreneurship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 Springer, 2005, pp.189-216.
[11] Georgine Fogel, An Analysis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Hungary, Journal of Small Management, 39（1）, 2001, pp.103-109.
[12] Paul D. Reynolds, Michael Hay and S. Michael Camp,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1999 Executive Report, Kauffman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1999.
[13] Mihir Desai, Paul Gompers, and Josh Lerner, Institutions, Capital Constraints and Entrepreneurial Firm Dynamics：Evidence from Europe, December 2003,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165, JEL No. L1, G3.
[14]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16）, 1937, pp.386—405.
[15] Richard D.McKelvey and William Zavoina, A statistical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ordinal level dependent variable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4, 1975, pp.103-120.
作者简介：
1.黄国宾（1986-），男，广东揭阳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
2.张耀辉（1961-），男，辽宁阜新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业理论。
[基金项目：广东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广东创业环境与政策有效性评估”（08JDTDXM63001）]
摘要：本文把创业环境置于广东省的情境化下，利用新构建出的创业环境与经济增长模型CEM（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模型和实际调查所得的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问卷数据，探讨了创业环境对创业机会、创业能力跟创业动力的作用。结果表明：不同的创业环境条件对创业机会、创业能力和创业动力的影响存在着差异。
关键词：创业环境；创业机会；创业能力；创业动力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创业环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内在机理是，创业环境是决定创业机会和创业能力的关键因素，创业机会与创业能力一旦结合为创业活动，新企业跟新工作机会产生的同时，必定会有旧企业和旧工作机会的消逝，即出现所谓的“商业动态学”，这时经济增长便实现了（Paul D. Reynolds、Michael Hay和S. Michael Camp，1999）。然而，创业机会和创业能力并不必然能够结合成为创业活动，这当中还有一个创业者是否有足够创业动力的问题，如果没有创业动力，创业机会和创业能力便无法共同创造创业活动。因此，创业环境对创业动力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创业环境本质是一种制度环境（Desai，Gompers和Lerner，2003），抽象地进行创业环境研究并没有多少意义，创业环境都有其特定的背景，我们有必要先把创业环境情景化。徐淑英和欧怡（2008）提出，情景化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当中，情境包括特定研究所处的物理的、政治和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环境以及组织环境。因此，本文把创业环境置于广东的情景化下，探讨广东的创业环境对它的创业机会、创业能力和创业动力的影响。
目前国外创业环境的研究范式主要是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是Gnyawali和Fogel于2001年提出的五维度创业环境模型，这五个维度是：金融支持、非金融支持、创业与管理技能的培训、社会经济条件和创业政策与程序。第二个模型是Lundstrom和Stevenson在2005年开发出的六维度创业政策模型，六维度分别是创业教育、创业促进、减少进入障碍、启动支持、启动融资和目标群体政策，它的理论基础是M-O-S模型，即创业动力—创业机会—创业能力模型。第三个模型即我们熟知的九维度GEM（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模型，维度有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环境和专业基础设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实体基础设施的可得性和文化及社会规范。国外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在这三个模型的基础上展开。
国内目前对创业环境的研究大多是基于GEM的概念模型，所以我们把它们归类为非GEM类与GEM类。非GEM类的研究都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自己的创业环境模型。如蔡莉、崔启国和史琳（2007）等。GEM类的又分为直接利用GEM的模型和数据进行研究的和在GEM基本上进行改进的研究。直接利用GEM的模型与数据进行研究的有杨晔和俞艳（2007）等，买忆媛和甘智龙（2008）等。在GEM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背景与理论进行改进研究的有江虹和朱涵（2007）等。
鉴于目前GEM模型正逐渐成为创业环境研究的权威范式，本文将借鉴GEM概念模型，并结合广东省的经济发展背景，构建更符合实际的创业环境模型。
下文先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广东的情景构建出了评估创业环境的概念模型，然后运用调查所得数据进行评估研究，最后得到发现与结论。
二、理论模型
创业环境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概念，涉及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等背景，无法用单一的指标来衡量。因此，能否较精确地对创业环境进行刻画，关键是构建出一个简洁的、全面的创业环境评估模型。目前，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创业环境评估模型是1999年Paul D. Reynolds、Michael Hay和S. Michael Camp在GEM（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全球创业观察）项目中提出的创业过程与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把创业环境分解为9个条件，分别是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环境和专业基础设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实体基础设施的可得性和文化及社会规范。然而，用该模型来评估中国的，或者广东的创业环境在某些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笔者在承担的，由清华大学负责GEM的中国子项目2007年珠海分项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该模型虽然是面向全球的，但主要适用于发达国家，评价指标反映的主要是后工业化阶段的创业环境与政策。中国处在工业化中期，市场体系尚在完善之中，使用既有的评价方案不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密集、加工与制造密集的广东就更不适应，调查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这样的判断。有鉴于此，我们将结合广东经济体的特点提出更加情景化的创业环境评估理论模型。
（一）理论模型
对一个经济体创业环境的考察应该充分考虑到该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判断一个经济体发展阶段的一个权威标准就是工业化进程。梁炜和任保平（2009）借助Fisher最优分割法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共经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第四个阶段，即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具体到广东的工业化进程，汤萱（2009）也认为，广东已处工业化后期最后阶段,将向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过渡。结合创业环境理论与工业化进程，我们把工业化看作是工业领域创业活动的结果，并且是以资本化和资产形成为主要动因。
评判广东经济体创业环境的另一个角度是市场化。由于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转型的目标是建立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广东更是这场改革的先行试验者。因此，考察广东的创业环境须得从市场化的角度进行。这里我们把市场化下的创业环境概括为低市场进入成本、机会公平程度、无市场人为樊篱、市场秩序和国际市场参与规则执行程度等。
广东经济体创业环境最后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政府作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以来都是以政府的推动为主，创业环境也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培育而成的，比如大学生的创业一直以来就是政府在推动，并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可见，政府对创业环境的影响相较于发达国家要大得多。为此，我们把政府作用概括为政府对创业环境的保护、创业动力的激发、政策转变为创业环境的能力，政府规制等。
在创业的合成方面，单有创业机会与创业技能，如果没有一定的创业动力，同样不可能有创业活动的产生。在GEM的创业过程与经济增长模型中，把创业动力当成了创业能力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创业动力应该能够是独立于创业能力之外的东西，当然拥有高的创业能力的经济主体可能会有更强的创业动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创业能力很低的经济主体也可能有强的创业动力，起码笔者就是这种人。所以，鉴于创业动力的重要性，我们把创业动力单独列为创业合成的一个方面，即创业活动应该由创业机会、创业能力与创业动力三方面组成。
综上所述，在设计广东的创业环境评估模型时必须充分考虑工业化、市场化与政府作用。因而，我们以GEM为对象，结合广东工业化、市场化、政府作用等，提出以下与GEM相对应的CEM（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的创业环境与经济增长模型：
图1 CEM模型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该模型虽是在广东省的情景化下提出的，由于整个中国各区域经济体是有一定的共性的，比如说政府的强势，经济体制的转型，故以上的模型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其他区域经济体，这也是我们把它命名为CEM的原因。
三、评估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来获得数据，问卷形式与GEM相似，要求被调查对象对相关问题做出相应的评分，评分数值都在1到5分之间，数值越大说明所衡量的指标优良程度越高。与GEM不同的是，本研究采取全面调查而非城市抽样，把广东省21个地级市全部纳入了调查范围，这样做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既可以避免抽样误差，又可以对广东省的创业环境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该问卷突出由工业化和市场化形成的产业环境、人才要素环境、金融要素环境、土地要素环境、技术要素环境和市场环境，突出了企业家、普通社会成员、大学生以及海外归国人员的创业倾向考察，重视科教技政策、公共财税政策、产权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创业融资制度、政府规划、政府投资及采购、政府管制、园区与基础设施的诱导作用，使评估更加全面，更加注重政府的作用，更加注重产业升级的推动。问卷由暨南大学创业实验室的成员发放，调查对象包括政府人员，企业家，创业者，教育工作者，金融机构人员与中介机构人员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回收有效问卷384份，样本的分布情况见表1。
（二）评估结果
基于所建立的CGEM指标体系，对各样本城市的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整理，得出广东省各市的创业环境综合评估结果。
1.创业环境的城市间差异
我们首先计算出了21个城市在5个创业环境模块的得分，然后在各个模块中把所有的城市得分算出算术平均值，即图2中的“Mean”，可以看出，所有城市中综合评价最高的是“创业环境”，评价最低的是“政府规制与行动”。需要指出的是，综合的平均等分高或低并不意味着各个城市在该项的得分都是如此，即各个城市的评价可能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能够被我们计算出来的“标准化得分（Normalization）”所捕捉，“标准化得分”的计算公式为Normalization=Mean标准差。标准差测量的是各个城市之间得分的差异化程度，当评价差异越大时，标准差越大，因而“Normalization”反而会越小，反之亦然，所以“Normalization”衡量的是包括差异化程度在内的平均得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创业环境的平均得分最高，但标准化后等分最高的却是“创业机会与技能”，其次才是“创业环境”，这说明“创业环境”在各个城市间的差异是远大于“创业机会与技能”的；另外，“创业政策转变创业环境”在城市之间的差异性也大于“创业动力”和“政府规制与行动”。
2.创业环境均衡指数
创业环境均衡指数由高建、颜振军、秦兰和程源（2007）等提出，它是指用座城市创业环境综合指数，即每座城市的得分均值，除以城市创业环境问卷得分均值的标准差（类似于图2的标准化得分），它能够考察各个城市创业环境各要素评价的均衡程度和影响差异。均值越大，方差越小，均衡指数越大，该城市的创业环境评价也越好，且各个评价指标之间的差异也较均衡。图3列出了各个城市的综合指数与均衡指数。
图3创业环境综合指数与均衡指数
图中的综合指数是按降序排列的。单从广东省各市创业环境综合指数排名结果来看，排名位次较高的是中山、汕尾、韶关、珠海和湛江，名次较低的是河源、汕头、广州、茂名、江门与潮州。得分最高的中山市3.77，比得分最低的潮州市的2.76高出了36.4%。值得注意的是，在创业环境综合指数排名中靠前的中山、汕尾、韶关、珠海和湛江等市，在均衡指数中的排名位次却是极低的，这说明这几个市各方面的创业环境要素发展是很不均衡的。相反，创业环境综合指数排名中靠后的广州、河源、潮州等市，在均衡指数中的排名位次不低，特别是广州，均衡指数得分在21个地级市中是最高的，说明它各方面的创业环境要素发展相当均衡。总的来说，创业环境较好的是佛山、东莞和惠州等市，既有较高的均衡指数得分，综合指数得分也不低，即总体的创业环境不错，各方面的创业环境要素发展也较均衡。
五、结论
本文在GEM提出的创业过程与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在广东省的情景化下，结合广东的工业化、市场化和政府作用，构建出了新的创业环境评估体系与经济增长模型CEM。利用该模型和实际调查所得的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问卷数据，对广东省的创业环境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创业环境”在广东省的各个地级市中发展较不平衡，而“创业机会与技能”则发展较为平衡；中山、汕尾、韶关、珠海和湛江等市的各方面创业环境要素发展是较不均衡，广州、河源、潮州等市的各方面创业环境要素发展则较为平衡。
参考文献
[1]蔡莉、崔启国和史琳.创业环境研究框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2]陈晓萍、徐淑英和樊景立等.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江虹和朱涵.论省级区域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评估———以江苏省各市为例.生产力研究[J]，2007，（24）.
[4]梁炜和任保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及现阶段的特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
[5]买忆媛和甘智龙.我国典型地区创业环境对创业机会与创业能力实现的影响———基于GEM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08，5（2）.
[6]沈超红和彭巍.国外创业环境研究内容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7]汤萱.广东经济发展阶段与发展模式研究———基于四个维度的判断[J].广东商学院学院，2009，（4）.
[8]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R].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2010.
[9]杨晔和俞艳.上海创业环境的GEM模型分析和政策建议[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2）.
[10] Anders Lundstrom and Lois Stevenson, Entrepreneurship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 Springer, 2005, pp.189-216.
[11] Georgine Fogel, An Analysis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Hungary, Journal of Small Management, 39（1）, 2001, pp.103-109.
[12] Paul D. Reynolds, Michael Hay and S. Michael Camp,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1999 Executive Report, Kauffman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1999.
[13] Mihir Desai, Paul Gompers, and Josh Lerner, Institutions, Capital Constraints and Entrepreneurial Firm Dynamics：Evidence from Europe, December 2003,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165, JEL No. L1, G3.
[14]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16）, 1937, pp.386—405.
[15] Richard D.McKelvey and William Zavoina, A statistical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ordinal level dependent variable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4, 1975, pp.103-120.
作者简介：
1.黄国宾（1986-），男，广东揭阳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
2.张耀辉（1961-），男，辽宁阜新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业理论。
[基金项目：广东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广东创业环境与政策有效性评估”（08JDTDXM6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