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界领军人物、《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克鲁格曼对治学、人生有一句感悟：“我们都需要拥有权利，我们也需要成功，但对于人生来说最根本的奖赏却在于理解的快感。”
　　但是，面临经济、社会的迅速变迁，人们的理解能力仿佛失去了方向，正日益受到挑战。多年来，无论是从事世界经济，还是国际政治的研究与教学，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十分简单却足以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国家、组织、人群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或观点会如此尖锐对立？推而广之，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无论你怎样为自己的学科辩护，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判断、任何一个简单的规律可以不证自明，每一个判断和每一条规律大都会引起同样合理的反对声音。
　　在世界经济领域，一些常识和基本概念常常不能令人满意，原因之一是它包含了太多互相矛盾的观点和准则。具体到政策实践上，例如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经济危机应做出何种反应，人们提出的诸多建议都包含着某种道理，但由于存在着矛盾对立，足令危机国家无所适从。关键在于要理解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常识、一个原则可以成立，而在什么情况下另一个常识、另一个原则能够成立。
　　理解的困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亚里士多德认识到这点，并有一种“亚里士多德方法”。简单地讲，就是他一直试图将形而上学、逻辑学、物理学、心理学、道德伦理、政治学和诗歌等知识集合在一起，视它们为一个共同学术探索的各部分，以建立一种基于原因、形式和目的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后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终生追求的都是试图为整个现代社会找到一个基本的分析、解释和批判的框架。
　　在上期专栏，笔者曾谈到过世界经济教学的体会，具体到如何理解世界经济、如何提高世界经济的研究素质上，补充以下几点：
　　将世界经济学科看作是观察当代国际社会联系、理解变化、探知趋势所必不可少的一种认识工具。它包含着对市场、效率、资源、均衡、竞争、发展等问题做出论断，更包含着对各国政治、社会、环境、历史、政策取向等的价值判断。
　　实事求是，敢于打破垄断。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依然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９０多岁的“大牌”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前几年在演讲里说过，“只是在印度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的知识中有一半是错的，另外一半在印度也是不适用”。从社会科学的措辞上看，“世界经济”是由一套论述所设定出来的分析对象，而正是这些论述提供了各种世界经济概念、分析方法、统计估算及各种政策论辩与实施，凡此种种构成对各国经济及彼此联系的不同理解。这些论述事实上只是反映了论述的权力，表现在它有许多限制如什么可以说、谁可以说和在什么时候可以说等等。研究世界经济必须要从世情、国情出发，从实际问题出发，打破这种限制。
　　避免日常专业术语的侵害。每个学科都会产生一套专门术语，这套术语对一般人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众来说是陌生的。世界经济学科也是如此。对此，我们要把其他人的主张看成是观点而不是发现。避免日常所谓专家、学者的语言侵害。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合格的读者才能看懂文章，合格的听者才能听懂他们说什么。实际上，合格读者、听众的标准是要看懂、听懂他们背后的动机。
　　要认识到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的遥远差别。世界经济领域提出的问题比回答的问题要多得多。事实上，这一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只有极少数得到了真正解决。相反，问题的数量还在不断倍增。有趣的是，这一领域层出不穷的专著正将这些问题转化成无限琐碎的理论，导致本来已是包容甚广的教科书变得更是前所未有地复杂，而其作者或研究者则声称这种复杂性才是真正发现。
　　要认识到追求数学化的合理性是有限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经济学科是借重数学最多的一门学科。但这种倾向正在走极端，本来是要借用，后来演变成拿经济学冒充数学。本来一个仅仅需要用“Ｙｅｓ”或“Ｎｏ”来回答的问题，最后被塑造成相当复杂的、无法让多数人理解的数学模型。国内某经贸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明确要求本院所有老师的论文必须要有数学模型。实际上，连国际关系专业也被逼到非得用模型来说事的境地。
　　哈耶克的著述所用数学甚少，却并不影响他作为经济学大师的地位，也不影响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此，法国一群经济学学生表现出较高的理解能力。２０００年７月，他们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封对他们教授的请愿书。请愿书反对目前经济学教学中所流行的状态：没有控制地使用数学，数学本身已成为一种目标；武断的教学方式，不允许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法国学生呼吁结束这种状态。
　　学问是别人的经验，而经验才是自己的学问，且两者都不可能从某种模式中得到答案。归根到底，没有什么能够取代自己的理解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