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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政治参与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从古典民主到张康之教授所言的“合作治理”的演变。而在信息化时代，媒体日益成为公民广泛政治参与的虚拟社区，它在传播政治知识和激发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管理等方面具有其他中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借助媒体的政治参与机制中，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到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程度和效果。鉴于此，本文通过南京市的实证调查，在实证层面上对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与其政治参与意识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并探讨影响和制约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各种因素及其深层原因。本研究表明，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可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程度是其政治参与是否积极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此，为了积极引导公民对公共事务有序的政治参与，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并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逐步促进“合作治理”的形成。
关键词：媒体信任； 公民政治参与意识； 合作治理； 南京市； 实证调查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Ａ
一、理论回眸与研究主题
“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政治的历史是企图抑制政治参与的政府同谋求政治参与的公民之间纠缠不休的历史”。[1]公民政治参与源于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模式，因为城邦的地域范围、人口数量有限，所以由公民大会共同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的政治形式能够实行。近代以来，以洛克、卢梭为代表的西方启蒙学者，基本上沿袭了古希腊的民主观念，将民主看作是人民大众的权力。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在近代社会契约论者眼里便成为共识，正如梅里亚姆所言，“人民是一切正当政治权利的基础这个命题在当时简直没有争论。”[2]近代民族国家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代表了代议民主类型，而当代民主的类型是以代议制民主为原则，从霍布斯的学说、功利主义的民主观到今天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都是代议制民主理论。随着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20世纪则出现了一种从代议制民主转向参与式民主的新的趋向。20世纪上半期, 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后期代表道格拉斯·柯尔, 继承了直接民主制的某些思想, 否定了代议制民主论, 提出了体现参与式民主的职能民主制。汉娜·阿伦特则针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代议制弊端，主张用一种参与式民主制度来取而代之，这种制度即联邦制的人民委员会制度：“以基层为起点逐渐向上延伸，最后导致一个议会的组织原则”。[3]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主要代表佩特曼(Pateman)和麦克弗森(Macpherson)则认为对自由的平等权利和自我发展只能在“参与型社会”中才能实现。这个社会培植政治效率感，培养对集体或公共问题的关心，有助于形成一种有足够知识能力的公民，他们对统治过程保持持久的兴趣。[4]
尽管参与式民主理论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质疑，诚如张康之先生所言，“总的说来，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关于参与治理的理论思考可以看作思想的进步，但是，对于社会治理的模式建构来说，它的积极意义是有限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只能被看作是对近代以来政治上的民主治理与行政上的集权治理进行综合的方案，而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又是一个很难落实的方案。”[5]然而这种民主模式毕竟代表了人类对民主的美好理想和期望。张康之教授认为，在人类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在提出了社会治理变革的现实历史进程中，是存在着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可供选择的，那就是合作治理。合作治理是一种不同于参与治理的创造性的治理模式，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而提出的：人类社会正在走向一个重视社会自治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社会中的每一个自治系统都与其他系统共生于一个共有的大环境中，或者说，它们之间互为环境而共生，在这种“共生中，每个系统都要对自己的个体自主性作些牺牲，通过互相交换和互相参与，获得新的自主性层次，在环境中建立起更高的协调系统”。[6]在笔者看来，张康之先生所诠释的“合作治理”是人类所期望的理想民主治理模式的最高境界。
不论是古典民主还是合作治理，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都是参与者能够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并能够表达自己对各类政治事务的观点和见解。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模式遭遇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难题，即随着公民参与规模的扩大，公民直接参与的机会也不断减少。达尔在分析这种城邦民主时曾举例说明：“假定某个村庄总共有200人，其中成年人口共有100，他们都参加全体的公民大会。如果每个人有十分钟时间，那么最保守的估计，会议也需要两个工作日。这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已不那么容易做到了！”[7]而在现代社会，任何普通人都可以通过传媒获得很多难以获取的信息，传媒可以使公民了解政府的工作情况以及各类政治事务，可以使公民就政府决策以及其他政治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建议，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诚如哈贝马斯所言，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的渠道增强了，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8]公民通过在公共领域的沟通、协商与对话，使个体在获得有利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的同时，提升了社会信任水平，构建起密集的公民参与网络，从而实现更大规模的民主治理。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分析了意大利南方和北方在地方治理绩效上的差异。由于北方大量存在着合唱团、互助会、合作社、扶轮社、邻里组织、足球俱乐部等地方社团，形成了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这些网络使得社会信任水平提高，也促进了公民之间为了公共利益的合作，进而在民主治理水平和经济绩效方面要强于缺乏这些横向公民参与网络的南方地区。而大众传媒为在公共领域中提升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储量创造了条件，也为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奠定了基础。
由此观之，从理论层面而言，媒体传播的量大面广，影响力强，对公民政治参与有一定的影响，而在现实层面公民对媒体的信任是否会对公民政治参与产生深远的影响呢？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当前公民政治参与之现状离张康之先生所言的“合作治理”似乎还有些距离。我们不可否认我国公民的政治素质和参与能力经过改革开放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公民政治参与新格局。但是，短短几十年的改革毕竟不可能彻底根除几千年封建专制和几十年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更不可能根本改变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局面，这种不平衡也深深地影响着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使其在显现出逐步成熟、不可逆转之基本趋势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而如果能分析影响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一些主要因素，则可以探索增进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路径，改善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由此本文将通过对南京市公民的抽样调查，对现实生活中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并探讨影响和制约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多种因素及其深层原因。
二、本研究概况
（一）抽样、资料收集与样本概况
本文所依据的数据资料来自于笔者2006年5月在南京市所作的调查，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法：第一阶段按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区（县），并按定额（配额）抽样法确定每个区（县）的样本容量，第二阶段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在所抽取的各区（县）中抽取2个街道（镇），第三阶段按系统抽样法抽取居/村委会，第四阶段从各居/村委会中按系统抽样原则抽取家庭户。最后，在从居/村委会中抽取家庭户的样本后，还要进行户内抽样，即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以构成调查对象最终的样本。这一个阶段的抽样则采取“Kish选择法”的方式进行。考虑到样本总体的规模，抽样的精确性，总体的异质性程度以及研究者所拥有的经费、人力和时间等因素，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50份，最后共回收问卷478份，回收率达86.9%；在对原始问卷进行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去掉废问卷11份，还有467份，因此最后的有效回收率为84.9%。
在本次调查的对象中，男性占53.3％，女性占46.7％。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的占27.2％，初中占28.1％，高中占11.1％，中专、中技、职高占11.8％，大专占9.0％，本科占10.3％，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2.4％，缺省的占0.2％。在年龄方面，18～19岁占3.4％，20～29岁占21.8％，30～39岁占23.3％，40～49岁占21％，50～59岁占17.1％，60岁及以上占13.3％。本次调查的样本在性别与文化程度方面都与《南京市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的样本比例比较接近，而其他背景变量的分布也比较合理，因此本次调查的样本对于南京市公民群体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基本变量及其测量
本研究以公民背景变量为控制变量，以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为自变量，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为因变量，分别叙述如下：
1.控制变量：本研究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政治面貌、月收入与居住地区为公民背景变量，以考察这些背景变量不同的公民在对媒体的信任方面是否有显著差异。其中性别、职业、政治面貌与居住地区为定类变量；年龄、文化程度与月收入为连续变量。
2.自变量：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鉴于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比较宽泛，因此本研究中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主要是通过公民对媒体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度来考察。以李克特五点式量表的形式，使用五点法即“非常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测量公民对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与互联网这五种媒介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度，以五子题平均反映。
3.因变量：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本研究主要采用李克特五点式量表来测量公民政治参与意识。量表中具体的问题比如公民是否愿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是否愿意“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听证会”。还有公民对于“我会主动关心南京市政府的重大举措（如构建和谐南京等）”、“为了有效监督公共政策的执行，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公共事务”等说法的认同度。
三、研究分析与研究发现
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社会民主发展的两个尺度，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且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9]公民政治参与促进了公民之间的讨论与协商以及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这对于逐步实现张康之教授所言的“合作治理”的意义十分重要。然而正如张康之教授所言，关于公众参与政府活动的浪漫构想常常在现实中显出非常尴尬的境况，因为现实的公共行政过程并不能经常性地唤起公众参与热情。从总体而言，本研究的分析表明，当前南京市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比以前有所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有所增强，但在某些方面仍表现出不很成熟、不够完善的状况，其总体特征和基本现状表现如下：
对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公民是否愿意“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调查中，有41.6%的公民表示“比较愿意”，3.2%的公民表示“很愿意”。但也有15.2%、37.8%与2.1%的公民对这两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不太愿意”或“很不愿意”。当问到公民“是否愿意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听证会（如价格听证会）”时，有46.4%的公民表示“比较愿意”或 “很愿意”，41%的公民则表示“无所谓”。此外有9.7%与3%的公民则表示“不太愿意”或“很不愿意”。
对于“我会主动关心南京市政府的重大举措（如构建和谐南京等）”这种说法，有54.4%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但也有近一半的公民表示“无所谓”、“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而对于“为了有效监督公共政策的执行，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公共事务”这种说法，则分别有38.1%和12.4%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26.6%、18.4%与4.5%的公民对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
此外，对于“我乐于和我周围熟悉的人，讨论国家和社会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有50.3%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5.1%的公民表示“非常同意”；表示“无所谓”的有18.6%；表示“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的则分别有24%和1.9%。对于“我的意见对当地公共事务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种说法，则只有24.4%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9.2%的公民表示“非常同意”，35.8%的公民表示“无所谓”；表示“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的分别有23.8%与6.9%。而当问到公民是否同意“我关心时事的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社会民主化”这种说法时，则有近半数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对于“我是我居住地方的主人，这个地方的大事小事我都得关心”这种说法，也是半数左右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现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参与意识强与参与意识弱并存。在任一国家的政治发展中，民众对政治事务的参与行为都存在参与和不参与并存的局面，对其进行评价的依据是何者居于主体。现阶段南京市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意识之现状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第一，当前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是毋庸置疑的，表现为：政治参与意识在南京市公民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已涉及到整个政治过程，既有对决策过程的参与意识，也有对执行过程的参与意识，还有对决策和执行进行监督的参与。这些都足以说明，南京市公民对各类政治事务的参与意识在不断地增强，政治参与意识也越来越积极。但另一方面，南京市公民对某些政治事务不参与的行为也仍然存在，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消极与参与意识冷漠现象仍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例如对于“我乐于和我周围熟悉的人，讨论国家和社会最近发生的大事”、“我关心时事的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社会民主化”、“我是我居住地方的主人，这个地方的大事小事我都得关心”这些说法，有半数左右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但仍有半数左右的公民表示“无所谓”、“不太同意”或 “很不同意”。这说明仍有一部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比较消极，它们对民主发展起着消极的甚至是阻碍作用。
而在政治参与意识强与政治参与意识弱并存之外还存在着部分公民自主型政治参与不足的情况，虽然目前正呈现出从动员型政治参与向自主型政治参与转向的发展趋势，但部分公民的自主型政治参与仍不足。但从民主政治的本质来说，公民参政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自主是民主政治参与的本质，离开了自主性这一本质规定性，政治参与也就失去了民主的性质。为保证公民这一权利的实现，促进他们自愿、自主地参与，20多年来，南京市政府着重在制度建设与民主政治改革上作了大量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公民政治参与从动员型向自主型转变。但目前就南京市公民政治参与情况来说，在动员型政治参与和自主型政治参与之间，一部分公民自主型参与仍比较欠缺，参与各类政治事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程度比较低。正是由于有一部分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程度较低乃至有一小部分无政治阶层的存在，决定了南京市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在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之现状进行分析之后，再对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考察。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决定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对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例如就互联网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而言，有学者指出：“互动信息技术使选举和民意测验变得容易简单。任何在线上的人都可以参加。”[10]甚至有学者认为，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代议制民主将会被参与式民主所取代，因为公民们将有机会了解各种各样的重大政治问题，并直接参与对这些问题的决策，而不需要依赖代表。
而本研究也发现公民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有一定的影响。对公民对互联网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程度与公民对于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意愿进行交互分析，如交互分析表1所示，经X2检验发现，对互联网所传播的政治信息信任程度不同的公民在对于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意愿方面有显著差异（P<0.01）。“不太信任”或“非常不信任”互联网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公民，“很不愿意”与“不太愿意”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比例高达62.6%。而“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互联网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公民，“比较愿意”与“很愿意”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比例则高达75.5%。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对互联网所传播的政治信息比较信任的公民，其政治参与意识也更为积极与主动。
进一步综合考察公民对五种媒体的信任程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为此，做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以考察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是否会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产生影响。在做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公民对媒体信任的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分析后结果如下：
媒体信任量表经过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和方差最大旋转法(Varimax)分析后可知：KMO抽样适度测定值（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是0.685>0.6，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的显著性水平Sig=0.000<0.01，适合做因子分析。抽取两个主成分因子，且这两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74.08%，解释效果比较好。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得到两个因子：从模型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因子F1基本上支配了“报纸”、 “杂志”、 “因特网”；第二个公因子F2基本上支配了 “电视”、“广播”。接着以媒体信任量表的两个因子F1和F2为自变量,以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均值为因变量作多元回归分析，分析后得到以下结果:
由表3可知，回归模型的解释力R2为31.8%，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31.8%。F值为97.074，对应的概率P值等于0.000，说明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1水平下统计显著。从具体变量的影响来看，媒体信任量表的两个因子对因变量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的。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值）均为正值，这说明公民对媒体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度越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也相对越积极主动。而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eta值）则表明，第一个因子F1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相对比较大（.477），而第二个因子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相对小一些（.304）。这表明报纸、杂志与因特网这三种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相对比电视和广播这两种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要更显著一些。
从以上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关联性分析中，可以发现媒体是现代社会传播政治知识，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社会力量。各种媒体是公民获得政治知识的基本途径，媒体的作用与公民政治参与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新闻自由以及媒体对市场的依赖使得各种媒体为了取悦公众，不得不尽量把民众所关心的政治事件、主要政治人物的活动、政治内部运作机制甚至关于政府官员的具体琐事揭露出来。通过各种媒体引导的公民政治参与往往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形成的，这有利于限制所谓理性的自负和狂妄。当然，各种媒体也可能成为专制权力的简单传声筒，可能成为商业财团的广告商，成为煽动家的助手，从而对形成理性的公民参与起消极作用。但是，从以上对公民对媒体的信任情况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之间关联性的具体分析，以及从西方和我国民主制度的实践来看，媒体在形成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中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
鉴于理论与实证层面的分析均表明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改善公民对媒体信任的现状将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而公民对媒体信任的现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次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媒介接触频率与职业、经济收入水平以及文化教育程度等多种因素都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本研究也将对影响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剖析影响和制约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各种因素和深层原因。
首先对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信任的现状进行简要的分析。由表4可知，通过对五种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程度的频数统计，可以看出公民对这五种媒体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程度：公民对电视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最高，对广播和报纸这两种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相对也比较高，而对杂志和互联网这两种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则相对较低。
究竟哪些因素会对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现状产生影响呢？这里以公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信任的均值为因变量做多元回归分析，以找出对公民的媒体信任度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分析后得到以下结果：
由表5可知，回归模型调整后的确定系数即模型的解释力R2=35.5%，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的35.5%。F值为12.735，对应的概率P值等于0.000，说明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1水平下统计显著。比较回归系数，由上表可见，选择显著性水平为0.05，在各背景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工人、农林牧渔劳动者与下岗失业人员这些背景变量对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不断地下降。收入有正向的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则不断提高。在学历方面，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程度也不断提高。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在职业方面，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和工人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信任的均值分别比党政机关干部低0.354分和0.331分；而农林牧渔劳动者与下岗失业人员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信任的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分别低0.461分与0.429分。因此在各公民背景变量中，年龄、收入、文化程度与职业对公民对媒体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度有显著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思考
诚如张康之教授所言，在参与治理理论所构想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治理体系中，即便政府官员有着积极渴望公众参与的愿望，除了在那些直接关系到公众个人切身利益的无关宏旨的事务上能够获得公众参与之外，绝大多数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性的公共事务都不会引起公众的关注，无论他们对公众参与抱着怎样的殷切渴望，也会在动员公众参与的问题上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状况。由本次调查可知，在离参与治理模式还相差甚远的“管理型”治理体系中，当前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孱弱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本研究的分析也表明，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有一定的影响。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被调查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基本现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政治参与意识强与政治参与意识弱并存。一方面，公民对各类政治事务的参与意识在不断地增强；但同时，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冷漠的现象仍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仍有一部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比较消极，它们对民主政治发展起着消极的甚至是阻碍作用。第二，在政治参与意识强与政治参与意识弱并存之外还存在着部分公民自主型参与不足的情况。虽然目前正呈现出从动员型政治参与向自主型政治参与转向的发展趋势，但部分公民的自主型政治参与仍不足，参与各类政治事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程度比较低仍是当前南京市部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对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进行分析之后，接着对公民对媒体信任的程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进行分析。首先对公民对互联网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程度与公民对于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意愿进行交互分析，分析后可以发现对互联网所传播的政治信息比较信任的公民，其政治参与意识也更为积极与主动。进一步对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分析表明，公民对媒体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度越高，则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也相对越积极主动。其中，报纸、杂志与因特网这三种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相对比电视和广播这两种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最后，对影响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因素进行综合回归分析。回归模型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不断地下降。收入有正向的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则不断提高。在学历方面，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程度也不断提高。在职业方面，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和工人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信任的均值分别比党政机关干部低0.354分和0.331分；而农林牧渔劳动者与岗失业人员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信任的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分别低了0.461分与0.429分。因此在各公民背景变量中，年龄、收入、文化程度与职业对公民对媒体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度有显著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关联性分析中，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有很显著的影响。这表明公民的知情权颇为重要，公民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障是公民政治参与态度积极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政府要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首先应重视其知情权，使公民的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针对公民对媒体信任的现状以及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建议政府在扩宽信息渠道以提升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方面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公民对电视所传播的政治信息是最信任的，而对广播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其次。因此，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的参与节目，尽可能地提供有关政治事件和政治问题的探讨，多开设谈话性节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广播电视传媒相继开设了谈话性节目，比较知名的有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市民与社会》、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今日新话题》、东方电视台的《东方直播室》、广东电视台的《岭南直播室》等。其中，广播类谈话节目要早于电视谈话节目，比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名牌栏目《市民与社会》。政府官员与市民的对话交流是《市民与社会》节目的重要特色，它起到了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沟通与互动的作用。而东方电视台的《东方直播室》则被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称为“营造了民间的公共空间”。不过，从总体上说，媒介以公众政治参与的形式所提供的民间公共空间还有很多的不足。而从现实层面来看，传统媒介仍然有着比较严格的“把关”。这种把关在某些时候是必要的，比如涉及重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但很多时候，公共论坛对意见表达的限制却是出于不必要观念障碍或者体制的弊端。比如，在话题的选择上，这类节目不敢触及某些重要的、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新闻性话题。公共空间需要的是一种自由而开放的辩论，今后还需进一步扩宽这类对话节目的内容，在话题的选择上除了关于民生的市政建设、城市改造、经济消费、青少年教育、家庭关系、社会公德、法律法规之外，更应该加强对涉及一些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与政策问题的探讨，由此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其次，根据公民对五种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信任的顺序，即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杂志，对于重要的政策或政治信息首选电视进行告知，其次选择广播，再次选择报纸，最后选择互联网或杂志。这样将有利于增加公民对各种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的认知度。
再次，积极引导公民利用互联网，同时注重多渠道发布信息。互联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变革潜质的技术。从个人层面上看，互联网经常被认为能使人们超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和生理的障碍，而有更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11]但是部分公民没有能力使用互联网或使用互联网时并不是用来了解各类政治信息。诚如史蒂文·拉克斯所言：“一个政府如果拒绝人民对表达工具的接近权——普遍地不论在社区、在工作场所还是在社会——就拒绝了要发挥民主作用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因特网不应被电子商务所主宰。在民主化社会，不管实际上有多么困难，因特网必须坚持强化参与性的志向。”[12]目前电子政务已是各国政府发展的趋势所在，因此建议政府积极引导公众利用互联网了解更多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以提高公民参与各类政治事务和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最后，将新闻、评论类的政治信息放在公民最易接触的位置。对于各种媒体而言，都应将新闻、评论类的信息放在公民最易接触到的时间段或位置。比如，在报纸上放在公众一打开可能首先见到的位置；对电视和广播而言，则应排在公众最可能收看电视和收听广播的时段；对因特网而言，则应放在一打开网页可能首先看到的位置。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公民更多地接触到新闻、评论类信息，有助于其了解各种政治信息与政治知识。
正如托夫勒所言，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可以运用今天高度发达的电脑、卫星、电话、电缆、民意调查技术和其他工具，以及电脑国际网络和其他通讯系统，在历史上首次开始参与和自身有关的政治决策。[13]影响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因素的回归模型向我们昭示，政府还必须特别关注影响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各种重要的公民背景因素，针对不同年龄、收入、文化程度与职业的公民，采取不同的提升公民对媒体信任的策略，尤其应进一步改善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工人、农林牧渔劳动者与下岗失业人员这几类公民的收入、就业以及受教育状况，努力改善这些客观的公民背景条件，逐渐消除部分公民对媒体信任度较低的现状，以促进公民对媒体的信任进而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概而言之，媒体是现代社会传播政治知识，促进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促进公民参与政治事务重要社会力量。媒体是一种公共资源，理应最大限度地为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和增进公共福利而发挥最大效益，否则，就是公共资源的浪费。提高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将助于提升公民对政治信息和政治知识的认知度，培养自主和参与的公共精神、民主与平等的公民意识，由此对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有裨益，而在借助媒体的政治参与机制中，逐步实现张康之先生所言的“合作治理”似乎也不再是理想的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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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焦德武）
关键词：媒体信任； 公民政治参与意识； 合作治理； 南京市； 实证调查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Ａ
一、理论回眸与研究主题
“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政治的历史是企图抑制政治参与的政府同谋求政治参与的公民之间纠缠不休的历史”。[1]公民政治参与源于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模式，因为城邦的地域范围、人口数量有限，所以由公民大会共同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的政治形式能够实行。近代以来，以洛克、卢梭为代表的西方启蒙学者，基本上沿袭了古希腊的民主观念，将民主看作是人民大众的权力。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在近代社会契约论者眼里便成为共识，正如梅里亚姆所言，“人民是一切正当政治权利的基础这个命题在当时简直没有争论。”[2]近代民族国家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代表了代议民主类型，而当代民主的类型是以代议制民主为原则，从霍布斯的学说、功利主义的民主观到今天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都是代议制民主理论。随着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20世纪则出现了一种从代议制民主转向参与式民主的新的趋向。20世纪上半期, 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后期代表道格拉斯·柯尔, 继承了直接民主制的某些思想, 否定了代议制民主论, 提出了体现参与式民主的职能民主制。汉娜·阿伦特则针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代议制弊端，主张用一种参与式民主制度来取而代之，这种制度即联邦制的人民委员会制度：“以基层为起点逐渐向上延伸，最后导致一个议会的组织原则”。[3]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主要代表佩特曼(Pateman)和麦克弗森(Macpherson)则认为对自由的平等权利和自我发展只能在“参与型社会”中才能实现。这个社会培植政治效率感，培养对集体或公共问题的关心，有助于形成一种有足够知识能力的公民，他们对统治过程保持持久的兴趣。[4]
尽管参与式民主理论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质疑，诚如张康之先生所言，“总的说来，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关于参与治理的理论思考可以看作思想的进步，但是，对于社会治理的模式建构来说，它的积极意义是有限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只能被看作是对近代以来政治上的民主治理与行政上的集权治理进行综合的方案，而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又是一个很难落实的方案。”[5]然而这种民主模式毕竟代表了人类对民主的美好理想和期望。张康之教授认为，在人类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在提出了社会治理变革的现实历史进程中，是存在着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可供选择的，那就是合作治理。合作治理是一种不同于参与治理的创造性的治理模式，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而提出的：人类社会正在走向一个重视社会自治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社会中的每一个自治系统都与其他系统共生于一个共有的大环境中，或者说，它们之间互为环境而共生，在这种“共生中，每个系统都要对自己的个体自主性作些牺牲，通过互相交换和互相参与，获得新的自主性层次，在环境中建立起更高的协调系统”。[6]在笔者看来，张康之先生所诠释的“合作治理”是人类所期望的理想民主治理模式的最高境界。
不论是古典民主还是合作治理，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都是参与者能够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并能够表达自己对各类政治事务的观点和见解。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模式遭遇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难题，即随着公民参与规模的扩大，公民直接参与的机会也不断减少。达尔在分析这种城邦民主时曾举例说明：“假定某个村庄总共有200人，其中成年人口共有100，他们都参加全体的公民大会。如果每个人有十分钟时间，那么最保守的估计，会议也需要两个工作日。这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已不那么容易做到了！”[7]而在现代社会，任何普通人都可以通过传媒获得很多难以获取的信息，传媒可以使公民了解政府的工作情况以及各类政治事务，可以使公民就政府决策以及其他政治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建议，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诚如哈贝马斯所言，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的渠道增强了，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8]公民通过在公共领域的沟通、协商与对话，使个体在获得有利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的同时，提升了社会信任水平，构建起密集的公民参与网络，从而实现更大规模的民主治理。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分析了意大利南方和北方在地方治理绩效上的差异。由于北方大量存在着合唱团、互助会、合作社、扶轮社、邻里组织、足球俱乐部等地方社团，形成了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这些网络使得社会信任水平提高，也促进了公民之间为了公共利益的合作，进而在民主治理水平和经济绩效方面要强于缺乏这些横向公民参与网络的南方地区。而大众传媒为在公共领域中提升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储量创造了条件，也为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奠定了基础。
由此观之，从理论层面而言，媒体传播的量大面广，影响力强，对公民政治参与有一定的影响，而在现实层面公民对媒体的信任是否会对公民政治参与产生深远的影响呢？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当前公民政治参与之现状离张康之先生所言的“合作治理”似乎还有些距离。我们不可否认我国公民的政治素质和参与能力经过改革开放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公民政治参与新格局。但是，短短几十年的改革毕竟不可能彻底根除几千年封建专制和几十年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更不可能根本改变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局面，这种不平衡也深深地影响着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使其在显现出逐步成熟、不可逆转之基本趋势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而如果能分析影响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一些主要因素，则可以探索增进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路径，改善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由此本文将通过对南京市公民的抽样调查，对现实生活中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并探讨影响和制约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多种因素及其深层原因。
二、本研究概况
（一）抽样、资料收集与样本概况
本文所依据的数据资料来自于笔者2006年5月在南京市所作的调查，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法：第一阶段按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区（县），并按定额（配额）抽样法确定每个区（县）的样本容量，第二阶段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在所抽取的各区（县）中抽取2个街道（镇），第三阶段按系统抽样法抽取居/村委会，第四阶段从各居/村委会中按系统抽样原则抽取家庭户。最后，在从居/村委会中抽取家庭户的样本后，还要进行户内抽样，即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以构成调查对象最终的样本。这一个阶段的抽样则采取“Kish选择法”的方式进行。考虑到样本总体的规模，抽样的精确性，总体的异质性程度以及研究者所拥有的经费、人力和时间等因素，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50份，最后共回收问卷478份，回收率达86.9%；在对原始问卷进行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去掉废问卷11份，还有467份，因此最后的有效回收率为84.9%。
在本次调查的对象中，男性占53.3％，女性占46.7％。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的占27.2％，初中占28.1％，高中占11.1％，中专、中技、职高占11.8％，大专占9.0％，本科占10.3％，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2.4％，缺省的占0.2％。在年龄方面，18～19岁占3.4％，20～29岁占21.8％，30～39岁占23.3％，40～49岁占21％，50～59岁占17.1％，60岁及以上占13.3％。本次调查的样本在性别与文化程度方面都与《南京市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的样本比例比较接近，而其他背景变量的分布也比较合理，因此本次调查的样本对于南京市公民群体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基本变量及其测量
本研究以公民背景变量为控制变量，以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为自变量，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为因变量，分别叙述如下：
1.控制变量：本研究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政治面貌、月收入与居住地区为公民背景变量，以考察这些背景变量不同的公民在对媒体的信任方面是否有显著差异。其中性别、职业、政治面貌与居住地区为定类变量；年龄、文化程度与月收入为连续变量。
2.自变量：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鉴于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比较宽泛，因此本研究中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主要是通过公民对媒体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度来考察。以李克特五点式量表的形式，使用五点法即“非常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测量公民对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与互联网这五种媒介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度，以五子题平均反映。
3.因变量：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本研究主要采用李克特五点式量表来测量公民政治参与意识。量表中具体的问题比如公民是否愿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是否愿意“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听证会”。还有公民对于“我会主动关心南京市政府的重大举措（如构建和谐南京等）”、“为了有效监督公共政策的执行，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公共事务”等说法的认同度。
三、研究分析与研究发现
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社会民主发展的两个尺度，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且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9]公民政治参与促进了公民之间的讨论与协商以及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这对于逐步实现张康之教授所言的“合作治理”的意义十分重要。然而正如张康之教授所言，关于公众参与政府活动的浪漫构想常常在现实中显出非常尴尬的境况，因为现实的公共行政过程并不能经常性地唤起公众参与热情。从总体而言，本研究的分析表明，当前南京市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比以前有所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有所增强，但在某些方面仍表现出不很成熟、不够完善的状况，其总体特征和基本现状表现如下：
对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公民是否愿意“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调查中，有41.6%的公民表示“比较愿意”，3.2%的公民表示“很愿意”。但也有15.2%、37.8%与2.1%的公民对这两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不太愿意”或“很不愿意”。当问到公民“是否愿意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听证会（如价格听证会）”时，有46.4%的公民表示“比较愿意”或 “很愿意”，41%的公民则表示“无所谓”。此外有9.7%与3%的公民则表示“不太愿意”或“很不愿意”。
对于“我会主动关心南京市政府的重大举措（如构建和谐南京等）”这种说法，有54.4%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但也有近一半的公民表示“无所谓”、“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而对于“为了有效监督公共政策的执行，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公共事务”这种说法，则分别有38.1%和12.4%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26.6%、18.4%与4.5%的公民对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
此外，对于“我乐于和我周围熟悉的人，讨论国家和社会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有50.3%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5.1%的公民表示“非常同意”；表示“无所谓”的有18.6%；表示“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的则分别有24%和1.9%。对于“我的意见对当地公共事务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种说法，则只有24.4%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9.2%的公民表示“非常同意”，35.8%的公民表示“无所谓”；表示“不太同意”与“很不同意”的分别有23.8%与6.9%。而当问到公民是否同意“我关心时事的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社会民主化”这种说法时，则有近半数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对于“我是我居住地方的主人，这个地方的大事小事我都得关心”这种说法，也是半数左右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现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参与意识强与参与意识弱并存。在任一国家的政治发展中，民众对政治事务的参与行为都存在参与和不参与并存的局面，对其进行评价的依据是何者居于主体。现阶段南京市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意识之现状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第一，当前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是毋庸置疑的，表现为：政治参与意识在南京市公民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已涉及到整个政治过程，既有对决策过程的参与意识，也有对执行过程的参与意识，还有对决策和执行进行监督的参与。这些都足以说明，南京市公民对各类政治事务的参与意识在不断地增强，政治参与意识也越来越积极。但另一方面，南京市公民对某些政治事务不参与的行为也仍然存在，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消极与参与意识冷漠现象仍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例如对于“我乐于和我周围熟悉的人，讨论国家和社会最近发生的大事”、“我关心时事的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社会民主化”、“我是我居住地方的主人，这个地方的大事小事我都得关心”这些说法，有半数左右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但仍有半数左右的公民表示“无所谓”、“不太同意”或 “很不同意”。这说明仍有一部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比较消极，它们对民主发展起着消极的甚至是阻碍作用。
而在政治参与意识强与政治参与意识弱并存之外还存在着部分公民自主型政治参与不足的情况，虽然目前正呈现出从动员型政治参与向自主型政治参与转向的发展趋势，但部分公民的自主型政治参与仍不足。但从民主政治的本质来说，公民参政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自主是民主政治参与的本质，离开了自主性这一本质规定性，政治参与也就失去了民主的性质。为保证公民这一权利的实现，促进他们自愿、自主地参与，20多年来，南京市政府着重在制度建设与民主政治改革上作了大量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公民政治参与从动员型向自主型转变。但目前就南京市公民政治参与情况来说，在动员型政治参与和自主型政治参与之间，一部分公民自主型参与仍比较欠缺，参与各类政治事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程度比较低。正是由于有一部分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程度较低乃至有一小部分无政治阶层的存在，决定了南京市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在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之现状进行分析之后，再对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考察。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决定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对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例如就互联网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而言，有学者指出：“互动信息技术使选举和民意测验变得容易简单。任何在线上的人都可以参加。”[10]甚至有学者认为，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代议制民主将会被参与式民主所取代，因为公民们将有机会了解各种各样的重大政治问题，并直接参与对这些问题的决策，而不需要依赖代表。
而本研究也发现公民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有一定的影响。对公民对互联网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程度与公民对于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意愿进行交互分析，如交互分析表1所示，经X2检验发现，对互联网所传播的政治信息信任程度不同的公民在对于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意愿方面有显著差异（P<0.01）。“不太信任”或“非常不信任”互联网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公民，“很不愿意”与“不太愿意”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比例高达62.6%。而“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互联网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公民，“比较愿意”与“很愿意”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比例则高达75.5%。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对互联网所传播的政治信息比较信任的公民，其政治参与意识也更为积极与主动。
进一步综合考察公民对五种媒体的信任程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为此，做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以考察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是否会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产生影响。在做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公民对媒体信任的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分析后结果如下：
媒体信任量表经过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和方差最大旋转法(Varimax)分析后可知：KMO抽样适度测定值（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是0.685>0.6，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的显著性水平Sig=0.000<0.01，适合做因子分析。抽取两个主成分因子，且这两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74.08%，解释效果比较好。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得到两个因子：从模型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因子F1基本上支配了“报纸”、 “杂志”、 “因特网”；第二个公因子F2基本上支配了 “电视”、“广播”。接着以媒体信任量表的两个因子F1和F2为自变量,以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均值为因变量作多元回归分析，分析后得到以下结果:
由表3可知，回归模型的解释力R2为31.8%，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31.8%。F值为97.074，对应的概率P值等于0.000，说明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1水平下统计显著。从具体变量的影响来看，媒体信任量表的两个因子对因变量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的。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值）均为正值，这说明公民对媒体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度越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也相对越积极主动。而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eta值）则表明，第一个因子F1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相对比较大（.477），而第二个因子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相对小一些（.304）。这表明报纸、杂志与因特网这三种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相对比电视和广播这两种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要更显著一些。
从以上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关联性分析中，可以发现媒体是现代社会传播政治知识，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社会力量。各种媒体是公民获得政治知识的基本途径，媒体的作用与公民政治参与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新闻自由以及媒体对市场的依赖使得各种媒体为了取悦公众，不得不尽量把民众所关心的政治事件、主要政治人物的活动、政治内部运作机制甚至关于政府官员的具体琐事揭露出来。通过各种媒体引导的公民政治参与往往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形成的，这有利于限制所谓理性的自负和狂妄。当然，各种媒体也可能成为专制权力的简单传声筒，可能成为商业财团的广告商，成为煽动家的助手，从而对形成理性的公民参与起消极作用。但是，从以上对公民对媒体的信任情况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之间关联性的具体分析，以及从西方和我国民主制度的实践来看，媒体在形成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中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
鉴于理论与实证层面的分析均表明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改善公民对媒体信任的现状将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而公民对媒体信任的现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次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媒介接触频率与职业、经济收入水平以及文化教育程度等多种因素都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本研究也将对影响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剖析影响和制约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各种因素和深层原因。
首先对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信任的现状进行简要的分析。由表4可知，通过对五种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程度的频数统计，可以看出公民对这五种媒体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程度：公民对电视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最高，对广播和报纸这两种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相对也比较高，而对杂志和互联网这两种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则相对较低。
究竟哪些因素会对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现状产生影响呢？这里以公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信任的均值为因变量做多元回归分析，以找出对公民的媒体信任度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分析后得到以下结果：
由表5可知，回归模型调整后的确定系数即模型的解释力R2=35.5%，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的35.5%。F值为12.735，对应的概率P值等于0.000，说明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1水平下统计显著。比较回归系数，由上表可见，选择显著性水平为0.05，在各背景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工人、农林牧渔劳动者与下岗失业人员这些背景变量对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不断地下降。收入有正向的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则不断提高。在学历方面，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程度也不断提高。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在职业方面，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和工人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信任的均值分别比党政机关干部低0.354分和0.331分；而农林牧渔劳动者与下岗失业人员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信任的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分别低0.461分与0.429分。因此在各公民背景变量中，年龄、收入、文化程度与职业对公民对媒体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度有显著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思考
诚如张康之教授所言，在参与治理理论所构想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治理体系中，即便政府官员有着积极渴望公众参与的愿望，除了在那些直接关系到公众个人切身利益的无关宏旨的事务上能够获得公众参与之外，绝大多数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性的公共事务都不会引起公众的关注，无论他们对公众参与抱着怎样的殷切渴望，也会在动员公众参与的问题上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状况。由本次调查可知，在离参与治理模式还相差甚远的“管理型”治理体系中，当前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孱弱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本研究的分析也表明，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有一定的影响。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被调查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基本现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政治参与意识强与政治参与意识弱并存。一方面，公民对各类政治事务的参与意识在不断地增强；但同时，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冷漠的现象仍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仍有一部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比较消极，它们对民主政治发展起着消极的甚至是阻碍作用。第二，在政治参与意识强与政治参与意识弱并存之外还存在着部分公民自主型参与不足的情况。虽然目前正呈现出从动员型政治参与向自主型政治参与转向的发展趋势，但部分公民的自主型政治参与仍不足，参与各类政治事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程度比较低仍是当前南京市部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对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进行分析之后，接着对公民对媒体信任的程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进行分析。首先对公民对互联网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程度与公民对于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意愿进行交互分析，分析后可以发现对互联网所传播的政治信息比较信任的公民，其政治参与意识也更为积极与主动。进一步对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分析表明，公民对媒体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度越高，则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也相对越积极主动。其中，报纸、杂志与因特网这三种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相对比电视和广播这两种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最后，对影响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因素进行综合回归分析。回归模型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不断地下降。收入有正向的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则不断提高。在学历方面，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程度也不断提高。在职业方面，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和工人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信任的均值分别比党政机关干部低0.354分和0.331分；而农林牧渔劳动者与岗失业人员对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信任的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分别低了0.461分与0.429分。因此在各公民背景变量中，年龄、收入、文化程度与职业对公民对媒体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信任度有显著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关联性分析中，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有很显著的影响。这表明公民的知情权颇为重要，公民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障是公民政治参与态度积极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政府要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首先应重视其知情权，使公民的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针对公民对媒体信任的现状以及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建议政府在扩宽信息渠道以提升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方面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公民对电视所传播的政治信息是最信任的，而对广播所传播政治信息的信任度其次。因此，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的参与节目，尽可能地提供有关政治事件和政治问题的探讨，多开设谈话性节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广播电视传媒相继开设了谈话性节目，比较知名的有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市民与社会》、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今日新话题》、东方电视台的《东方直播室》、广东电视台的《岭南直播室》等。其中，广播类谈话节目要早于电视谈话节目，比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名牌栏目《市民与社会》。政府官员与市民的对话交流是《市民与社会》节目的重要特色，它起到了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沟通与互动的作用。而东方电视台的《东方直播室》则被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称为“营造了民间的公共空间”。不过，从总体上说，媒介以公众政治参与的形式所提供的民间公共空间还有很多的不足。而从现实层面来看，传统媒介仍然有着比较严格的“把关”。这种把关在某些时候是必要的，比如涉及重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但很多时候，公共论坛对意见表达的限制却是出于不必要观念障碍或者体制的弊端。比如，在话题的选择上，这类节目不敢触及某些重要的、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新闻性话题。公共空间需要的是一种自由而开放的辩论，今后还需进一步扩宽这类对话节目的内容，在话题的选择上除了关于民生的市政建设、城市改造、经济消费、青少年教育、家庭关系、社会公德、法律法规之外，更应该加强对涉及一些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与政策问题的探讨，由此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其次，根据公民对五种媒体所传播政治信息信任的顺序，即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杂志，对于重要的政策或政治信息首选电视进行告知，其次选择广播，再次选择报纸，最后选择互联网或杂志。这样将有利于增加公民对各种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的认知度。
再次，积极引导公民利用互联网，同时注重多渠道发布信息。互联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变革潜质的技术。从个人层面上看，互联网经常被认为能使人们超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和生理的障碍，而有更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11]但是部分公民没有能力使用互联网或使用互联网时并不是用来了解各类政治信息。诚如史蒂文·拉克斯所言：“一个政府如果拒绝人民对表达工具的接近权——普遍地不论在社区、在工作场所还是在社会——就拒绝了要发挥民主作用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因特网不应被电子商务所主宰。在民主化社会，不管实际上有多么困难，因特网必须坚持强化参与性的志向。”[12]目前电子政务已是各国政府发展的趋势所在，因此建议政府积极引导公众利用互联网了解更多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以提高公民参与各类政治事务和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最后，将新闻、评论类的政治信息放在公民最易接触的位置。对于各种媒体而言，都应将新闻、评论类的信息放在公民最易接触到的时间段或位置。比如，在报纸上放在公众一打开可能首先见到的位置；对电视和广播而言，则应排在公众最可能收看电视和收听广播的时段；对因特网而言，则应放在一打开网页可能首先看到的位置。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公民更多地接触到新闻、评论类信息，有助于其了解各种政治信息与政治知识。
正如托夫勒所言，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可以运用今天高度发达的电脑、卫星、电话、电缆、民意调查技术和其他工具，以及电脑国际网络和其他通讯系统，在历史上首次开始参与和自身有关的政治决策。[13]影响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因素的回归模型向我们昭示，政府还必须特别关注影响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各种重要的公民背景因素，针对不同年龄、收入、文化程度与职业的公民，采取不同的提升公民对媒体信任的策略，尤其应进一步改善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工人、农林牧渔劳动者与下岗失业人员这几类公民的收入、就业以及受教育状况，努力改善这些客观的公民背景条件，逐渐消除部分公民对媒体信任度较低的现状，以促进公民对媒体的信任进而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概而言之，媒体是现代社会传播政治知识，促进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促进公民参与政治事务重要社会力量。媒体是一种公共资源，理应最大限度地为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和增进公共福利而发挥最大效益，否则，就是公共资源的浪费。提高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将助于提升公民对政治信息和政治知识的认知度，培养自主和参与的公共精神、民主与平等的公民意识，由此对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有裨益，而在借助媒体的政治参与机制中，逐步实现张康之先生所言的“合作治理”似乎也不再是理想的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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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