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斯蒙德·莫里斯1928年出生于英国的威尔特郡，1951年以优等生资格毕业于伯明翰大学动物学系，1954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59年，莫里斯出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8年后卸任。1967年，莫里斯出版了《裸猿》(The Naked Ape)，这本著作比较了人类与祖先猿类的相似性，揭示出人类行为中的动物性因素，迄今为止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一千万册。此后，莫里斯还发表过《亲密行为》(Intimate Behaviour 1971)、《手势：它们的起源和分布》(Gestures：Their Origin and Distribution 1979)、《足球部落》(The SOCcer Tribe 1981)等从动物学角度研究人类行为的著作，并参与制作和主持了一系列研究人类与动物行为的电视节目与纪录片。莫里斯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动物学家，同时也是英国当代重要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之一，曾经于20世纪60年代担任过英国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
　　
　　领土是受到保卫的空间。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看，人类的领土有三种部落领土、家庭领土、个人领土。
　　人们很少需要为保卫“专属”的空间而动用武力，不过如果被逼迫到了极限，他们也会奋起而战。蚕食他国领土的侵略军、侵占对手地盘的敌对团伙、爬进果园的入侵者，闯入家宅的小偷、强行插队的恶霸、盗用停车位的司机，所有这些闯入者都可能会遭到从激烈到凶猛狂暴的程度不等的抵抗。即便法律站在侵入者一边，人们保卫领土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其他方面一向温和平静的公民也会放弃所有常态的自制和约束。想要把人们驱逐出家园，无论有多么正当的社会理由，都会引起围攻，这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堡垒保卫战。
　　这些冲突相当罕见，这一事实证明“领土信号”是十分有效的争端防御机制。有时人们会愤世嫉俗地说：“房产都是偷来的。”事实恰恰相反。房产是专属领地，被表现为个人所有，这是一种特殊的划分制度，能够减少而不是激发争斗。人是合作性的物种，但是也富有竞争性，如果想要避免混乱，就必须用某种方式将人的控制权之争进行结构化。标定领土权利就是这样一种结构。它从地理上限制了控制权。我的领地我做主，你的领地你做主。换而言之，控制权以空间的方式得到分配，我们每个人都享有其中的一部分。即便我软弱愚钝，在中立区域你可以凌驾于我之上，一旦退回私人领地，我仍然可以享受绝对的控制权。再卑微的家，也是无以伦比的。
　　当然，我仍然有可能受到威胁，会有控制欲极强的个体闯入我的家园，但对他来说，这种侵犯风险很大，需要三思而行，因为他知道我在此地会生出激烈的反抗之心，平日的驯服顺从一扫而光。在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侮辱，我很可能会愤然而战——无论战斗是象征性的还是真实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
　　要想使“领地信号”发挥作用，每块领地都需要广而告之。就像狗在自己领地的树木旁翘起腿、留下气味一样，人类作为动物，也在自己的家园周围象征性地翘起腿。但因为我们是以视觉为主的动物，我们主要采用视觉信号。为此值得追问我们是如何在部落领地、家庭领地、个人领地这三个层面做到这一点的。
　　首先是部落领地。我们由部落动物进化而来，生活在比较小的群体里，人数可能还不足百人。我们就像这样生活了数百万年。部落是我们的基本社会单位，在这个群体里，人们彼此相识。部落领地主要由大本营组成，四周是绵延的猎场。相邻的部落一旦侵入我们的社会空间，都会遭到抵抗，被驱逐出境。这些早期的部落发展成了大型农业部落，最终发展成为工业国家，领土防御系统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狩猎部落古老的小家园变成了伟大的都城，原始的战斗油彩变成了旗帜、徽章、制服和军兵种符号，战歌变成了国歌、进行曲和军号。领地问的界限固定为明确的国界，人们大张旗鼓地巡逻，穿插修建防御工事——堡垒和瞭望哨、检查站和长城、以及今天的关税壁垒。
　　今天，每个国家都有飞扬的国旗，这是它的领土地位的象征。但是仅有爱国主义精神是不够的。每个公民的体内都潜藏着一位原始部落的猎人，他不喜欢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无数个体所组成的庞大群体中，因为他和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相识。他尽力让自己相信他和所有人一起共同保卫着领土，但是这种行动的规模不够人性化。人们很难在一个拥有五千多万名成员的部落里找到归属感。为此，人们的解决方式是形成亚团体，这些团体形式上更接近于古代部落，更小，更私人化，更熟悉——本地俱乐部、青少年团伙、工会、专业协会、运动组织、政治团体、大学联谊会、社会派系、抗议团体，等等。事实上，绝大多数人至少隶属于一个这样的小团体，并从中体会到了对部落的忠诚感和兄弟情。这些团体的典型特点是发展领土信号徽标、服装、总部、旗帜、标语和其他能够体现团体身份的标识。这是部落领土主义意义上的行为。只有当大规模战争爆发的时候，重点才会调整上升到国家这一更高一级的群体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