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刀的红色基因:延安《解放日报》的抗战社会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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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抗战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抗战社会动员,形成“万众瞩目清凉山”的宣传态势。中共中央以延安《解放日报》指导全党工作,充分发挥了抗战社会动员的功效,形成了以笔为刀的革命传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赓续党报红色基因,有利于党的舆论信息的传播和话语权建设。
  关键词:《解放日报》 红色基因 抗战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即特定的社会群体为组织和凝聚民众以达成政治目的而开展的政治宣传和政治鼓舞工作,动员方法的有效性是社会运动成功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的奋斗历程中,宣传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一直把社会动员作为关键政治任务来抓,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陆定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目前宣传工作的四个问题》的专论中提出,宣传工作是“动员一切生动力量”的保证,是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抗战的重要手段。抗战时期,党的宣传机构在社会动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在抗战社会动员上功勋卓著。
  一、动员维度:全方位的社会总动员
  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社会总动员要求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为抗战而用,一切为了抗战的救亡图存。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拟就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宣传提纲中指出:“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也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日报,始终坚持全方位的社会总动员策略,宣传了中华民族抗战的正义性和必胜性。
  1.政治动员。政治动员在于启迪民众提高政治觉悟,《解放日报》积极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政策和策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发刊词中写道:“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1941年7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标题为《晋察冀我反“扫荡”胜利,冀中我军大规模出击》的综合消息。在1943年,日军以三万兵力“扫荡”太行八路军,这一次较大的敌后“扫荡”被我军十天就予以粉碎,《解放日报》刊发《欣闻太行大捷》社论予以讴歌,阐述了此次胜利的重要意义。
  2.经济动员。经济动员的目的是对物资予以整合和提高,包括前方的物资调配和后方的生产提振,以此对抗战胜利进行充分的保障。1939年2月2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呼吁边区社会全体成员展开“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面对边区紧张的经济形势,《解放日报》不仅在1943年成立了生产委员会,践行“既能办好报纸,又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方针,更全方位地进行经济发展的宣传。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边区农业劳模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的新闻和《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成为边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生产自救的重要标志。
  3.文化动员。文化是影响力最深远的一种力量,文化动员在于宣传和传播文艺作品和文化知识,以感召和激发民众的精神力量。1942年《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提出,“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是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是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在《解放日报》改版前,《解放日报》开辟《文艺》副刊,专门发表文艺作品,共出111期。《解放日报》改版后,文艺副刊停刊变成综合性副刊,保留了不定期出版的文艺栏目,建立文化阵地,以此来宣传、教育和组织民众。《解放日报》刊发的代表性文艺作品有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马可的《夫妻识字》、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这些作品流传甚广,影响深远。
  4.军事动员。军事斗争中武装力量的对抗具有暴力性,其结果决定着战争的走向,军事动员为整个动员工作的核心。中国的抗战需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全国军事总动员。抗战时期,《解放日报》利用人物通讯和战地通讯等体裁大量报道军民英勇斗争的事迹,同时揭露日军残忍暴虐的行为,控诉日寇暴行。《解放日报》在抗战军事新闻报道中,还创造性地利用图文结合、新闻漫画等方式让更多社会成员看懂战争报道,了解抗战信息。在1942年至1944年期间,《解放日报》刊登了根据地“反扫荡”斗争的英雄事迹,如《晋察冀子弟兵毁坦克二辆》《晋察冀军区发言人谈北岳区反“扫荡”胜利过程》等报道,提振了军队的士气和民众的信心。
  二、精神总动员:救亡图存的社会共识
  精神力量的重要性与持久性不可小觑,唤醒民众觉醒的精神动员是抗日战争获得成功的有力保障。1939年5月1日,在“延安各界精神总动员宣誓及五一劳动节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提及只有全国精神总动员,才能奋勇而起,抗战到底。抗战期间,《解放日报》以精神总动员作为抗战社会动员的基础性工作。
  1.激发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战争的烽火,唤醒了中华儿女爱国的热情,点燃了民众救亡图存的决心。“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些义正词严的宣传口号都在告诫人们,只有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才能使古老中国迈向涅槃重生的新征程。为了激发民众的危机意识和爱国情怀,《解放日报》报道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譬如在沦陷区烧杀抢夺和使用毒气细菌的罪行,在国统区轮番轰炸的恶行等。1942年6月7日,《解放日报》刊发评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殘酷斗争中》,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的“扫荡”政策。
  2.阐明战争和国际形势。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了解战争本身和世界形势有助于形成正确的战争观,促使抗战取得最后胜利。《解放日报》通过发布战事信息、战地通讯等作品,描写了中国抗战和世界大战的形势发展。1943年《解放日报》第四版出了八期《七一——中共廿二周年 七七——抗战第六周年纪念特刊》,分析了中国抗战和国际形势。实际上,《解放日报》关于战争形势的许多报道是由党的领导人撰写的,如《我们怎么怎样坚持华北六年的抗战》(彭德怀)、《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刘伯承)、《加强团结准备反攻》(贺龙)等。   3.赞扬抗战民众的爱国热情。正面鼓励成为精神总动员的有机部分,民众参与抗战的程度对抗战的结果影响巨大,必须要讴歌先进、鞭策落后。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写道,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能使敌人处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中。1942年《解放日报》新闻述评《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指出,“参加斗争的成员,必须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单是某些少数人,尤其不只是军人。”“青壮年从军风起云涌,年迈者亦坚持报名要求入伍”,这样的状况值得肯定和讴歌。1943 年 7 月,《解放日报》刊发通讯《北岳区的童子军》,叙述了许多中国儿童在抗战中成长的故事,他们不仅参加劳动生产,还进行慰劳军队、放哨、站岗、除奸等工作。
  三、动员手段:灵活多样的宣传方法
  报纸作为一种媒介,是以印刷为特征的视觉传播,文字和图画成为其宣传的主要载体。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笔风格因其活泼有趣、创新有力,为群众所喜爱,它有着普遍的、民族的、科学的优点。《解放日报》不断探索,在改版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抗战社会动员方式,真正成为“党的喉舌”,为抗战的最后成功奠定了宣传的基石。
  1.刊发导向性的社论。报纸的旗帜和命脉是社论,社论是舆论场的生力军,社论是媒体动员武器库中的重器。《解放日报》改版前完全按照所谓大报的办报模式,基本每天都要刊发社论,却不是有的放矢,流于形式主义。改版后《解放日报》的社论对于党的方针、重点新闻、战区设置等均有所涉及,虽然频率有所降低却提高了宣传效率和社论质量,社论的主要内容变为了“团结一心”“坚持抗战”等主题,以此来鼓舞民众的抗战信心。
  2.采写典型报道。模范的力量是巨大的,媒体通过典型的宣传报道可能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延安《解放日报》时期是我国典型报道发展的成熟时期,在中国新闻业务发展史上增添了绚丽多彩的笔墨。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等在给新四军、八路军各政治机关的电报中提出,搜索和宣扬军队中的民族英雄故事,有利于对外宣传与对内教导。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刊登了600多位英雄榜样,其中包括359旅旅长王震、385旅旅长王维舟、保安司令员王世泰、三边司令员贺晋年和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名生产劳动模范。与此同时,《解放日报》亦有对反面现象的批评文章,展示了媒体的监督、批评功能。1943年3月17日,《杨朝臣张万库受奖 二流子数人当众受罚》等在《解放日报》刊载,文章批评了“二流子”现象,对落后分子进行了敲打。
  3.开拓读报小组。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的延安文盲率很高,《解放日报》作为一种识字阶层的媒介代表,有一定的接受门槛,很难传播到穷乡僻壤。为了破解这个传播困境,《解放日报》在陕甘宁边区的许多乡镇、村庄都建起了读报小组,由工农兵通讯员、各级工作人员与知识分子带领村民尤其是文盲进行读报,从而使党和边区政府的思想与主张及时被广大民众了解。1944年边区有1万多群众加入读报组,有效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觉悟。除此之外,读报小组还通过跳秧歌舞、演讲、歌曲等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动员,如《南泥湾》《生产大合唱》等歌曲,《动员起来》和《二流子转变》等戏剧,使动员社会成员的触角伸到社会最基层。
  四、延安经验:党报社会动员的红色基因
  延安《解放日报》抗战社会动员方式非常成功,所凝聚的红色基因值得赓续和继承。
  1.党性原则。强化党性是《解放日报》改版的焦点,把不完全党报变成真正战斗的党报是改版的目的。改版社论《致读者》强调,只有坚持报纸的党性,才可以使党报变为最锋利、最有用的“刀枪”, “不仅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关,呼吸相通”。1942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提出:“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2.“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开门办报”,号召党员和人民都参加到办报中来,动员干部们和人民大众进行撰稿,使得通讯员群体发展和壮大。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提出,需要与党和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特约撰稿人或通讯员,并且相关负责人需时常为党报供稿。《解放日报》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中提到:“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这个方针对我们现在的党媒宣传也没有过时。
  3.传播语境的在地化。延安处在中国西北边境,土地瘠薄,沟壑纵横,梁峁交织。延安时期,党采用的宣传语言力求鲜活、生动,为群众喜闻乐见,契合延安当地民众的需求,《解放日报》也为之而努力。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社论中提到,“我们是在农村办报,这与大城市里办报又大不相同”。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义。”报纸的报道需要直白简单,满足读者的偏好,报纸才能变为社会成员乐于阅读的精神食粮,拥有感召力。
  五、结语
  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作为当时代表性的党媒,号召“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注重报纸文风的转变,采用社论、典型报道等方式,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角度进行了抗战社会动员,形成了可资借鉴的红色基因。如今,进入数字化时代,媒介生态急剧变迁,媒体社会动员的方法、策略与路径已和延安时期大不相同,但延安抗战社会动员的优良传统仍未过时,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传播思想,需要认真借鉴和学习。
  作者许加彪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悦言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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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孙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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