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电视纪录片《故宫》上看到和珅当年给乾隆贺寿时所写的那幅表忠心的文字、尤其是落款所写的那个“跪”字时,不由地感叹道:“这家伙生就的一副奴才胚子!”。你看,他能把那个“跪”字书写到如此乖巧卑微的程度,简直就像一个活脱脱的和珅跪伏在地上。极端地出神入化。显然。这个“跪”字绝非是和坤一时的即兴之作,而是他揣摩和迎奉皇帝的一种高超本领。他通过这样一个神形兼备的“跪”字起码表达出这样的思想:他不仅是一个在躯体上跪拜在皇帝脚下的臣子,同时也是一个在精神上拜倒在皇权面前的奴婢。对于这么一个善于揣摩自己而且揣摩得无比舒服的奴才,乾隆帝又怎能不宠爱有加呢?
　　不过,和坤如此过硬的揣摩功夫并不是与生就有的,而是“和大人”后天刻苦训练的结果。早在年少时,和坤就看清了天下不过是一个人的天下、制度也不过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的“大道理”。于是,他就下决心悉心研究乾隆的书法、书画、语录和诗文,他当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在研究中反复揣摩乾隆的心理。大概是书品、画品、诗品里蕴含着人品的缘故,和珅在没有成为乾隆的宠儿之前,就已经成了揣摩乾隆的半个“专家”了。以后的事实证明,和坤果不其然就成了乾隆肚子里的“蛔虫”,乾隆的所思所想和欲所欲为,都会掌控在和珅的揣摩之中。乾隆想要钱,他就到处去弄银两;乾隆想玩女人,他就到处去寻找美女;乾隆郁郁寡欢,他就召集一帮子御用文人在皇帝面前歌功颂德……和珅就是凭借着他那一身娴熟的揣摩功夫变成了乾隆的宠臣。于是,一个原本给乾隆抬轿子的侍卫。一路扶摇直上,最终成了位居首辅、权倾左右、疯狂揽金刨银而又不可一世的人物。
　　和坤当然不是揣摩皇帝揣摩得唯一“优秀”的一个。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人物代不乏人。史书上讲,汉成帝时的丞相翟方进就是一个精于揣摩的高手。他给皇帝的奏折不仅可以达到“奏事亡(无)不当意”的程度,且能“内求人主微指”,准确地揣摩到皇帝没有公开讲出来的思路。其揣摩功夫达到了这么高的境界:自然使得汉成帝高兴不已。如此。翟方进被汉成帝视为自己的“知遇”之才而加以重用也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明朝的严嵩也是一个长于揣摩皇帝的无耻之徒,此人老谋深算,揣摩皇帝的心思往往八九不离十。他的“诀窍”是:一切根据嘉靖心理的变化而变化。嘉靖矫横。他就以谦卑来应对;嘉靖独断,他就沉默着绝不说二话;嘉靖好显才能,他就以拙朴作陪衬。严嵩这一手十分得厉害,弄得嘉靖帝一度连说话、行事都离不开他。瞧瞧,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揣摩到这种程度,是多么恐怖的事情。问题也确实就出在了这里,历代的恶人当道,宦官乱政,都与那些人对揣摩学的运用不无关系。因为他们在掌握皇帝心理的同时,也就给自已大干坏事开辟了道路。和坤、翟方进、严嵩一个个不都是重权在握而又恶贯满盈的家伙?然而,几千年的历史却一再地重演,历朝历代的皇帝几乎没有一个不喜欢善于揣摩自己的臣子,此种心理定势,必然地要给那些投机钻营分子提供充分的条件与空间,从而使得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大都能如愿以偿地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
　　意识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穿透力。在皇权退出历史后,官场揣摩现象作为一种心理考量活动却不能随着皇权的终结而消失,至今仍然是一种官场痼疾。就现实而论,几乎每一桩贪腐案里都浸淫着受贿者与被受贿者相互揣摩的印迹。当年的“卖官大王”马德,其批发官帽子并不是明码标价的,非但如此,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马德都会毫无愧色地唱着廉洁奉公、任人唯贤的高调。马德翻船后。有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如把马德的廉洁语录整理起来,足足可以编成厚厚的两大本书。为何在马德大讲特讲廉洁自律的背景下,还会有那么多人能够从容地从马德那里买得官帽儿?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那些买官的人从马德的言行不一上对他的心理进行了准确地揣摩,马德喜欢什么,兴趣点是什么。甚至哪个官位在马德的心里价位是多少,如何将买官的票子送到马德的手里,都被那些买官的人揣摩得一清二楚。所以,官场上就有一句名言:“不怕有爱好。就怕没爱好”。揣摩就是从“爱好”开始的,一个官员的“爱好”一旦被揣摩到,这个人又不抵制,那就离倒台不远了。那一批批大大小小“前腐后继”的贪官。又有哪一个能够逃脱被人揣摩而自己又非常乐于被揣摩的阴暗心理?
　　官场揣摩现象是封建专制导致的产物,时下官场的揣摩景观多半乃是“人”观念和“官本位”意识催生的结果。愚以为,什么时候官场的揣摩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不是下级揣摩上级,而是一级一级的官员都在揣摩着老百姓,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这种肚皮对肚皮的心理考量活动才能步入良性互动的阶段。我们社会才有可能进入到和谐美好的历史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