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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哀文化作为日本文化中的重要一部分，对日本人的身份建构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定性分析，对物哀视角下日本人的身份建构进行研究，在“物哀”文化的影响下，日本人构建其“弱者”，“友人”与“无畏者”的身份。
关键词：物哀;无常感;身份建构
“物哀”最早是出现在日本江户时代学者本居宣长的《源氏物语玉的小节》一书中，追溯“哀”因素的起源，首先可以从地理环境来看。日本只是太平洋上的小岛，地理位置上相对独立，加上日本南北分别处在热带和寒带之中，气候差异大，这种自然条件使得日本所有的大城市几乎都集中在日本列岛太平洋沿岸，于是生活在那里的日本人将自己称为“里日本”，居民们都带着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加上日本灾害频繁，夏有台风，冬有雪害，最让日本人感到不安的是火山众多，地震频发，在这样的环境里，日本人习惯性地将人生看作蟀蟒一般，轻如草芥、短暂易逝。因此，无论是对于自然还是人生，对外物还是自身，他们都抱有一种悲悯之心，哀切之感。
“物哀”因素一直深深渗透于日本文化及日本民族性格的各个角落，结合Tajfel &Tunner的社会身份理论来看，日本人的“物哀”文化与日本人的自我身份建构是有必然联系的。而提到日本的“物哀”文化，就不得不提到“无常感”这个词。日本人的“物哀”即会对自然和人生产生一种无常感。这种“无常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日本人对自我的认知，从而影响其身份的构建。本文主要结合Tajfel &Tunner的社会身份理论，以定性分析来对日本人构建的身份进行剖析和理解。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日本是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这种地理环境给日本人带来了不可把控的恐惧，对自然的敬畏，形成日本人的“物哀”文化。而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日本人产生了这样的自我认知：人在自然的面前是渺小的，不可相提并论的;面对自然这个强而有力的对手，人是不堪一击的弱者。由于物哀文化的影响，面对强有力的自然，日本人给自己建构了“弱者”这一身份。这一“弱者”身份，在日本人處理很多问题时都有所反映。尤其是在日本如今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的时候，对于日本所犯下的罪行总会轻轻带过甚至不提，而会着重强调日本受到的原子弹爆炸带来的无穷伤害，突出自己受害者的身份。有学者认为这是战后美国和日本政府对日本民众引导的结果。而笔者认为究其根本，一个民族的文化对民众的影响才是深入骨髓的。日本人在“物哀”文化下构建的弱者身份也是一直伴随着日本人的。在二战中的失败，原子弹的爆炸，日本人的弱者身份在此时就会起作用，让其自然的将自己归为弱者，因为是弱者，自然而然就是受到伤害的一方，加上政府的引导，民众就更确信自己是受害者。一直到现在，日本人的这种弱者身份也是一直存在的。
再者，面对自然的弱小，会让日本人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所以大多数日本人一生都在小心翼翼的反省自己，不要犯错，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有情绪和行为上的起伏波动。他们的这种反省和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事实是对自己弱者身份的行为反应。
前面说到日本文化及其国民性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经常出现各种极端的矛盾统一，反映到其身份建构中也是如此。日本人面对强大自然，建构了自己的弱者身份，而与此同时，在这种“物哀”文化的影响下，日本人一方面感叹于自己的弱小，另一方面也会敬畏自然的强大，所以日本人对神秘的大自然又是充满崇敬与向往的，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日本人又构建了自己与自然友人身份。在自然保护方面，日本是环保大国（张钊《简析日本环境保护现状》），日本人对自己与自然的友人身份很坚信的。这种“友人身份”不仅表现在日本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上，也会反映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上，在这方面日本人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恭谦的，待人彬彬有礼的。
本尼迪克在《菊与刀》中有这样的论述“日本的心理机制有一条公认的原则，即意志应该超越身体。”所以对一个日本人来说，无论他的一生是如何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当他垂垂老去，不再有工作能力之时，还是会被无情地称为“大号垃圾”，因为他的意志已经无法控制身体。在很多日本人的观念中，丧失了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能力，就丧失了存活的意义，这也是日本老年人自杀率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所以日本人无时无刻不在感怀哀伤，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唱叹着时光飞逝、青春易老，感叹着时刻临近的死亡。一朵花的盛开是它凋谢的开始，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它结束的预言。日本人对待牺牲的态度是肯定的。他们不把“牺牲”当作是一种失去、一件坏事，而将它当作是一件好事。他们认为牺牲会从精神上提高自己，他们会因此而得到“回报”。但是不论他们怎样强调“牺牲”带来的好处，都不意味着他们为此采取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严重的折磨，不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伤害。日本人认为最大的牺牲莫过于自我毁灭，于是他们将死渲染得正大清明，无比崇高，并不惧死亡。正是有这种“物哀”文化的基底，日本才构建起其面对死亡无畏者的身份。
本文以定性分析法对“物哀”文化视角下日本人的身份建构进行了讨论，发现日本人的身份建构是具有矛盾和统一性的，在“物哀”文化的影响下，日本人构建其“弱者”，“友人”与“无畏者”的身份，这些身份对其日常行为也具有很大影响，“弱者”身份使日本人时刻提醒反省自己，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友人”身份让日本人保持恭谦的态度对待自然和和周围的人与事物;“无畏者”的身份则让日本人拥有面对死亡不同的勇气与对待死亡无畏态度。不过本文仅仅是进行了定性分析，后续可以考虑与语料库结合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参考文献
[1]陈建平.王加林：互文性与身份建构话语策略[J].中国外语. 2014年第2期. 32-38.
[2]翁丽霞：试论日本文化的源与流.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52-55.
[3]涂有明：社会身份理论概述.延边党校学报.2009年.第24卷第5期.68-69.
[4]刘然：浅析日本文化中的“哀”因素.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作者简介：李莹萌，女，1993年6月，汉族，湖北宜城人，助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语言学。
关键词：物哀;无常感;身份建构
“物哀”最早是出现在日本江户时代学者本居宣长的《源氏物语玉的小节》一书中，追溯“哀”因素的起源，首先可以从地理环境来看。日本只是太平洋上的小岛，地理位置上相对独立，加上日本南北分别处在热带和寒带之中，气候差异大，这种自然条件使得日本所有的大城市几乎都集中在日本列岛太平洋沿岸，于是生活在那里的日本人将自己称为“里日本”，居民们都带着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加上日本灾害频繁，夏有台风，冬有雪害，最让日本人感到不安的是火山众多，地震频发，在这样的环境里，日本人习惯性地将人生看作蟀蟒一般，轻如草芥、短暂易逝。因此，无论是对于自然还是人生，对外物还是自身，他们都抱有一种悲悯之心，哀切之感。
“物哀”因素一直深深渗透于日本文化及日本民族性格的各个角落，结合Tajfel &Tunner的社会身份理论来看，日本人的“物哀”文化与日本人的自我身份建构是有必然联系的。而提到日本的“物哀”文化，就不得不提到“无常感”这个词。日本人的“物哀”即会对自然和人生产生一种无常感。这种“无常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日本人对自我的认知，从而影响其身份的构建。本文主要结合Tajfel &Tunner的社会身份理论，以定性分析来对日本人构建的身份进行剖析和理解。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日本是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这种地理环境给日本人带来了不可把控的恐惧，对自然的敬畏，形成日本人的“物哀”文化。而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日本人产生了这样的自我认知：人在自然的面前是渺小的，不可相提并论的;面对自然这个强而有力的对手，人是不堪一击的弱者。由于物哀文化的影响，面对强有力的自然，日本人给自己建构了“弱者”这一身份。这一“弱者”身份，在日本人處理很多问题时都有所反映。尤其是在日本如今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的时候，对于日本所犯下的罪行总会轻轻带过甚至不提，而会着重强调日本受到的原子弹爆炸带来的无穷伤害，突出自己受害者的身份。有学者认为这是战后美国和日本政府对日本民众引导的结果。而笔者认为究其根本，一个民族的文化对民众的影响才是深入骨髓的。日本人在“物哀”文化下构建的弱者身份也是一直伴随着日本人的。在二战中的失败，原子弹的爆炸，日本人的弱者身份在此时就会起作用，让其自然的将自己归为弱者，因为是弱者，自然而然就是受到伤害的一方，加上政府的引导，民众就更确信自己是受害者。一直到现在，日本人的这种弱者身份也是一直存在的。
再者，面对自然的弱小，会让日本人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所以大多数日本人一生都在小心翼翼的反省自己，不要犯错，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有情绪和行为上的起伏波动。他们的这种反省和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事实是对自己弱者身份的行为反应。
前面说到日本文化及其国民性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经常出现各种极端的矛盾统一，反映到其身份建构中也是如此。日本人面对强大自然，建构了自己的弱者身份，而与此同时，在这种“物哀”文化的影响下，日本人一方面感叹于自己的弱小，另一方面也会敬畏自然的强大，所以日本人对神秘的大自然又是充满崇敬与向往的，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日本人又构建了自己与自然友人身份。在自然保护方面，日本是环保大国（张钊《简析日本环境保护现状》），日本人对自己与自然的友人身份很坚信的。这种“友人身份”不仅表现在日本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上，也会反映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上，在这方面日本人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恭谦的，待人彬彬有礼的。
本尼迪克在《菊与刀》中有这样的论述“日本的心理机制有一条公认的原则，即意志应该超越身体。”所以对一个日本人来说，无论他的一生是如何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当他垂垂老去，不再有工作能力之时，还是会被无情地称为“大号垃圾”，因为他的意志已经无法控制身体。在很多日本人的观念中，丧失了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能力，就丧失了存活的意义，这也是日本老年人自杀率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所以日本人无时无刻不在感怀哀伤，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唱叹着时光飞逝、青春易老，感叹着时刻临近的死亡。一朵花的盛开是它凋谢的开始，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它结束的预言。日本人对待牺牲的态度是肯定的。他们不把“牺牲”当作是一种失去、一件坏事，而将它当作是一件好事。他们认为牺牲会从精神上提高自己，他们会因此而得到“回报”。但是不论他们怎样强调“牺牲”带来的好处，都不意味着他们为此采取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严重的折磨，不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伤害。日本人认为最大的牺牲莫过于自我毁灭，于是他们将死渲染得正大清明，无比崇高，并不惧死亡。正是有这种“物哀”文化的基底，日本才构建起其面对死亡无畏者的身份。
本文以定性分析法对“物哀”文化视角下日本人的身份建构进行了讨论，发现日本人的身份建构是具有矛盾和统一性的，在“物哀”文化的影响下，日本人构建其“弱者”，“友人”与“无畏者”的身份，这些身份对其日常行为也具有很大影响，“弱者”身份使日本人时刻提醒反省自己，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友人”身份让日本人保持恭谦的态度对待自然和和周围的人与事物;“无畏者”的身份则让日本人拥有面对死亡不同的勇气与对待死亡无畏态度。不过本文仅仅是进行了定性分析，后续可以考虑与语料库结合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参考文献
[1]陈建平.王加林：互文性与身份建构话语策略[J].中国外语. 2014年第2期. 32-38.
[2]翁丽霞：试论日本文化的源与流.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52-55.
[3]涂有明：社会身份理论概述.延边党校学报.2009年.第24卷第5期.68-69.
[4]刘然：浅析日本文化中的“哀”因素.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作者简介：李莹萌，女，1993年6月，汉族，湖北宜城人，助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