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1日，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书法展，引发公众关注。
　　不满而立之年成为“全国劳模”及电影《青年鲁班》的人物原型，45岁就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48岁担任天津市市长，55岁成为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李瑞环曾是备受关注的“政坛新星”。多年来，他化压力为动力，从“青年鲁班”到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事实上，重视年轻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方针。新形势下，如何让更多的“政坛新星”稳步成长，成为“恒星”，让他们既严于律己，又发挥自身优势，敢于干事，对组织和干部自身而言，都是艰巨的考验。
　　个人修为：要干事，还要学会与人相处
　　年轻干部如何充分发挥出自身优势和才华，在从政的道路上走得既稳又好？
　　上世纪80年代，40岁出头的李长春在沈阳推动了各项改革，试行租赁制，推出全国首个“企业破产办法”，开办第一家证券市场，首次推出劳动合同制……一些公开的讲话，如“要明确政府和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定位，大的方面管住、小的方面放开搞活”，在当时亦是很多领导不敢说的。
　　这些做法曾引发争议。李长春曾回忆，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辩论了，有人说‘搞什么破产’‘破谁的产’，压力也是很大的……”好在最终，时间证明了上述决策的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刀阔斧推动工作的过程中，年轻干部还需处理好与老同志、同事、媒体等的关系，虚心向他们学习，以弥补年纪轻、阅历尚浅的短板。
　　“尊老敬贤”，是习近平一以贯之的做法。据《河北日报》记载，在正定时，习近平在生活上照顾老干部。重大事项决策前，总向老干部代表征求意见。当他召开向老干部告别会议，宣布自己将离开正定时，一些与会者眼圈都红了。
　　与同事真诚相交也很重要。1984年，42岁的胡锦涛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其3年的搭档——时任省长王朝文回忆，胡低调随和，团结同志。每年发表新年祝词，他都谦虚地推让了。
　　上世纪80年代初，王岐山在中央农研室初露头角。有同事回忆，王经常参加农业经济和改革问题的研讨，在事业上帮过很多人。但发文时，他从不署自己的名字。
　　此外，“政坛新星”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多做，少说，是前辈的办法。
　　最后，政坛新星和年轻干部都需增强党性、苦练修为，正确看待个人职务升迁。
　　1982年3月2日，水利、电力两部合并，原电力部部长李鹏改任水电部第一副部长。李鹏回忆，这是考验我的一天。作为共产党员，难道只能上、不能下吗？虚名能值几何？有那么多的工作等待我去做，担子不是轻了。李鹏遂在新部门成立后的党组会上表态：能上能下，当好助手。
　　组织培养：放手锻炼、注重严管
　　培养和重用年轻干部，使得优秀的“政坛新星”不断从中涌现，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方针，组织亦善于使其在实践中锻炼成才。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曾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等主张。“文革”后，以领导干部“第三梯队”建设为标志，干部年轻化被提上议事日程。
　　1982年9月，十二大闭幕第二天，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专门接见了39名新当选的年轻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此举被称为“历史性的握手”。这39人中，包括后来身负重任的胡锦涛、李鹏、李瑞环等，他们随后被安排到不同岗位历练。
　　此后，年轻干部选拔任用一直被决策层视为重中之重。及至十八大召开后，在培养年轻干部方面，中央又有一些新思路、新办法，体现在选拔、历练和严管三方面。
　　中央一直对年轻干部选拔非常重视，习总书记提出“好干部标准”后，中央为选好年轻干部出台了专门的文件，召开了至少两次专门会议，除了要求“五湖四海”，鼓励跨领域跨条块交流外，严控破格提拔亦是一大亮点。
　　“过去的文件中，曾表示要‘探索建立破格提拔制度’。但2014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逐级提拔，并对不能破格提拔的情形做了规定，如‘不得突破基本条件和资格；提拔不满一年的不得破格提拔’等。”有专家表示。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培养不等于照顾。我们不能唯台阶论，但必要的台阶也是要的。破格不能‘出格’，不能借破格提拔之名行谋私之实。”
　　在培养锻炼方面，则更加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一线、急难险重和艰苦地區历练。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这一代人，对此有深刻体会。他在不同场合讲过，“早熟的果子长不大，拔苗助长易夭折”。“年轻干部多‘墩墩苗’没有什么坏处，基础扎实了，后面的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第三个特点是严管。一方面，反腐败聚焦“现在重要岗位、将来还要提拔的干部”，很多曾经的“希望之星”被揪出来；另一方面，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对年轻干部要从严管理，加强监督约束，并特别强调严把思想政治观。
　　不过，年轻干部，乃至“政坛新星”的起落与作为，也与整个环境分不开。现阶段，仍有很多难点需要突破。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