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美国人都不想看到这些枪击案的发生，而这些事件都不是单一的孤立事件，”就在两名非洲裔埃尔顿·斯特林和费尔兰多·卡斯提尔近日被射杀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样说道，“这说明在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里，依然存在很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就在总统任期只剩下几个月之时，奥巴马很可能要在这种全国种族骚乱中结束自己的白宫时光。说起来很讽刺，这位非洲裔总统的当选原本给了全体美国人一种信心：美国人将解决种族歧视这一民族原罪;然而当下，这位非洲裔总统却要努力平息白人警察射杀非洲裔美国人所带来的抗议和暴力冲突。

　　如今的美国总统是个深谙传媒之道的总统，智能手机已经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国内种族分裂的现实，刑事司法体系里的种族歧视被曝光，而当务之急就是让这个大问题降降温。但这个节骨眼上却赶上了总统大选，于是就有人提出严正抗议，以此迎合“沉默的大多数”，此人便是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达拉斯枪击案发生之后，特朗普就发表声明说：“我们必须修订法律，重塑秩序，我们必须重塑信心，确保我们的人民在自家门口和大街上安全无虞。”
　　法律和秩序，这个口号可不是特朗普首创。关于种族和警方暴力执法问题早在1968年就已经讨论过，只是当时的政府没能做出任何改变。美国政府深知，种族主义问题在大城市里会变成严重的暴力问题，但选民们却被尼克松的“法律与秩序”的口号所吸引，于是也就变成了一场城市镇压行动，这也就把整个问题留给了后人。原本可以通过协调解决的种族主义问题，演变成了刑事司法制度、遍地成灾的监狱、军事化的警察力量以及周而复始的种族冲突和暴力。
　　科纳报告：一线曙光
　　1967年7月，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和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爆发种族骚乱，事件起因都是白人警察残忍对待非洲裔美国人。事件过后，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成立了国家内乱顾问委员会，即著名的科纳委员会（委员会主席名叫奥托·科纳，故此得名），以调查骚乱根源。跟今天奥巴马的境遇一样，对于约翰逊总统来说，非洲裔人骚乱事件来得可不是时候。彼时南方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1966年的中期选举中结成保守联盟，如泥潭般的越南战争已经消磨掉了总统约翰逊最后的政治资本。另一厢，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风起云涌，非洲裔人为住房、警察滥用职权和失业问题已和政府势同水火。

　　为了捍卫自己的总统宝座，约翰逊决定有所行动，于是便大张旗鼓地搞出了这么一个委员会。约翰逊总统往这个委员会里塞了不少头脸人物，他们大多在政坛久经沙场，又颇有人缘。不过约翰逊还是让委员会的人注意分寸：别玩大了，免得总统下不了台。约翰逊很清楚，经济和种族问题会对城市造成多大影响，但他又觉得这不是他当时的当务之急。
　　1967年11月22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新鲜出炉的种族报告草案。在这份长达176页的报告中，调查委员们表示根深蒂固的种族分化深刻影响着美国社会的形态，并破坏着约翰逊总统一直鼓吹的“大社会”计划;报告把骚乱视为针对种族镇压的政治反应，“相比于甘当二等公民，他们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会轻易妥协”。随后，科纳叫停了这份报告，并解雇了负责撰写这份报告的120位社会科学家。
　　然而，委员会出炉的最终报告依然言辞犀利：“我们的国家正在分化成两个社会，非洲裔人社会和白人社会，这两个社会分裂且不平等。”报告重点谈到了“种族主义制度化”，这就意味着种族主义已经不只是某个白人个体的私人行为，而是成了植根于美国社会结构中的种族等级制度。
　　对于纽瓦克和底特律的骚乱，报告说：“这场骚乱并非是什么阴谋分子所煽动。”参与暴乱的非洲裔人都受过教育，且最近几年找到过工作;他们中大部分都在寻找新工作、寻找新住所的过程中饱受种族歧视，还时不时要被执法警官骚扰。
　　警方成了报告的主要非难对象。报告指出：“在非洲裔人看来，警方在非洲裔人社区滥用职权，肆意骚扰非洲裔人已经司空见惯。”而骚乱的结果也证明，警察力量已经成了种族问题的症结，而非解决手段。报告强调，执法部门不仅仅是“骚乱导火索”，还是“白人权力、白人歧视以及白人镇压”的象征。

　　委员们认为，各大城市必须停止给警察部队装备自动步枪和机关枪，而应招募更多的非洲裔警察，并制定更为严苛的行为准则。委员们警告说，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再不有所动作，很多非洲裔人将用“暴力示威予以抗争”。
　　总统约翰逊明白，这份报告会让他很难堪。所以他连续好几个星期都在媒体面前只字不提报告一事，白宫官方也拒绝接收委员会寄来的报告出版物。但是公众没有忘记这份报告。1968年3月，报告一经出版立刻引来举国关注。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维科尔的推介下，这本长达708页的平装书很快冲上畅销榜榜首，卖出了74万本。这份报告不仅在销量上超越了《沃伦委员会报告》（调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报告），还成为自《娃娃谷》以来销售速度最快的书。电影明星马龙·白兰度甚至在美国广播公司的乔伊·毕夏普脱口秀节目上高声朗读了书中的部分章节。 　　法律和秩序：政客们的伎俩
　　约翰逊总统的麻烦就在于，自1964年提出“大社会”构想之后，美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报告建议增加对就业、教育和住房的投资，而总统心里清楚，这些都没法在国会中通过。民调专家理查德·斯卡蒙就直言告诉约翰逊：“如果这时候给国会塞个这样的草案，我打赌肯定没戏。”斯卡蒙相信白人中产阶级选民会在接下来的大选中做出抉择。“如果我来参选，”他告诉约翰逊，“我就会搞一个‘法律和秩序’的口号出来，这样就能缓和一下非洲裔人的‘物质需求’呼声了。”
　　这就是后来一切的关键所在。民调专家对于种族主义问题的分析，诱使美国政府和公众把注意力都转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了。约翰逊没有谋求连任竞选，代表民主党出马竞选总统的是他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尽管此人长期为公民权利摇旗呐喊，并为《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相比于被民主党抛弃，他更害怕右翼保守势力的能量。因此，他与自由草根运动分子一直保持着距离，毕竟这些人一直嚷着要他尽快采纳报告中所提的建议。不过最终在1968年大选中扯出种族冲突议题的却是前任副总统、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以及亚拉巴马州州长、独立党候选人乔治·华莱士。
　　华莱士毫不隐晦：“大家都知道，阻止骚乱的方式就是以牙还牙。”而尼克松的方式则更含蓄：解决这些麻烦，需要依靠“法律和秩序”。这种说法很快赢得了主流民意的共鸣。汉弗莱指责尼克松的观点不过是对华莱士的极端做法的美化和包装。尼克松呼吁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用治安手段来解决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社会可能要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我们看到了日益积聚的憎恨，看到了纵火、炸弹和毁灭;我们已经品尝到了暴乱者带来的痛苦;我们必须要拿出强硬的姿态，在必要的时候亮出我们的肌肉。”
　　事实上早在骚乱之前，也就是在1966年的中期选举时，尼克松就已经抛出这番理论。在大选过程中，他不断反复提起这些理论。他在竞选广告中说：“这是正派守法的美国公民抗击暴力犯罪，捍卫和平和安全的必要手段，是在全社会重塑法律尊严的关键。”在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中，尼克松又表示：“美国的工薪阶层（白人为主）已经成为被遗忘的美国人，当抗议者、示威者和呼喊者抢夺着话语权时，这些美国人却成了最安静的一批人。”
　　谁来打破“法律和秩序”
　　尼克松的“法律和秩序”最终赢得了民意。事实上，在米切尔·亚历山大的《新黑人》一书中，这一理论已经变成了美国刑事司法体系的理论基石，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这一理论体系的影响下，非洲裔人总是成了受害的一方，昂贵的联邦监狱不断被兴建，地方警察愈发军事化，轻罪重判成了一种司法惯例。
　　和1968年不同的是，如今的问题在于政局再度陷入到停滞状态。尽管种族主义问题明摆在那儿，可奥巴马这个“跛脚鸭”总统根本得不到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任何立法支持。如今要想国会在联邦刑事司法改革上出台任何举措都不现实。尽管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强烈支持刑事司法改革，并为种族公平摇旗呐喊，但她并没有处理种族主义的足够经验。就像汉弗莱一样，希拉里在这一问题上最终可能还是会采取更加保守的立场。
　　至于特朗普，去年他就曾这样评价“非洲裔人生存运动”：“我觉得他们就是个麻烦，他们就是在挑事。”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特朗普很可能继续在选战中挑动种族主义的情绪，以此博得白人选民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而不是去挑战美国既有的刑事司法体系。
　　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已经见识到了将种族主义制度化会带来什么后果，而最近三年来的种族主义暴力也历历在目，历史再一次来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即将于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如今这种不堪的局面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