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2013）谢世了。我们不会为一个在地球上活了102年的人的辞别感到悲伤。我自己跟进科斯的病况：几星期前跟他通了电话，知道他的思想清晰依旧，但跟着病情反复，希望与失望几番交替，孤灯挑尽，一个学者可走的路是走完了。我认识的经济学者奇怪地长寿。

终于有点遗憾

　　不悲伤，但非常惋惜：科斯终于没有到中国来。一个热爱着中国九十多年的人，认为炎黄子孙的天赋与文化皆独步天下，但多灾多难，落后贫困那么久，心境难平，听到他期望了那么久的中国奇迹终于出现，怎可以不到中国来看看呢？去年他近百岁的太太谢世，自己可以到中国来了。我对他说，既然没有后人亲属，在哪里谢世都一样。
　　航空公司说没有问题，护照过了期要再办，我太太找到一间很舒适的宾馆套房，也跟一些医生朋友打了招呼。提到科斯，中国的朋友都站起来。我选今年10月大假之后，天气可人，要到哪里漫游，去哪些大学见些学子，到了中国再算吧。我知道他喜欢多见中国的青年，也知道中国不少青年很想见到他。美国的朋友说，每次科斯提到将要到中国，很兴奋。可惜终于还有这点遗憾！

经济学整体需要革新

　　1962年底我才拜读科斯1961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期的学报说是1960年，但为了等科斯的文稿，1961年才面市。科斯说他赶稿赶得要命，但主编戴维德（注：Aaron Director，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弗里德曼的妻兄，享寿102岁）却对我说，他知道那会是百年一见的经济文章，多等几年没有问题。戴老认为绝大部分的文章不值得发表。
　　《社会成本》一文当时使我震撼，因为1962年我读了很多关于外部性（externality）的文章，老是不明白，求教于几位老师，他们怎样解释我也不明白。读到科斯的《社会成本》，我对自己说，怎么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外部性的诸多理论是搞什么鬼的？经济理论的结构岂不是错得一团糟？
　　1968年，在芝加哥，科斯和我成为好朋友。我对他解释为什么我认为他的《社会成本》将会革新经济学的整体。他很高兴，后来1991年在他的诺贝尔演讲中提到我对该文的看法。多年过去了，真的有革新吗？愈革愈差！这是我决定写《经济解释》的一个原因。十多年前我花两年写了三卷本，因为事忙有好些地方写得不称意。目前的大修其实是再写，三卷变为四卷，30万字变为60万字，两年变为四年——是好是坏，经济理论的整体结构终于被我革新了。

不知为不知是大学问

　　科斯是个奇怪的人。我要到认识他之后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外部性”是什么一回事，没有听过“externality”这一词！为此1970年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长的，但内容其实只是说：蠢到死，没有外部性这回事！当然屡受千夫指，但今天该文还在，还可在好些研究院的读物表中见到，而千夫则不知何处去矣！做学问是过瘾的玩意。
　　说到《社会成本》那篇大文，其实我认为科斯早一年发表的、写同一话题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是更好的文章。去年我跟巴泽尔这样说，他读《联邦》后来说我对，天下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经济学文章？同学们要知道什么才算是学问，跪下来拜读该文吧。

主观强有偏爱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科斯对中国那么偏爱，而作为信奉私产与市场的一代大师，他却高举中国的共产党！（我有他的亲笔信为证）我自己不明白的是，行内的朋友喜欢把我和科斯连带在一起。我和科斯相聚的时间其实短暂。1982年科斯荣休，《法律经济学报》要集文作贺，我交去的《公司的合约性质》被放在前头。1987年英国的The New Palgrave经济学辞典（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是经济学最为知名的一套辞书，词条撰写者均为公认的该领域研究最为精湛者》）出版，写《科斯》那项由我执笔。1991年科斯获诺奖，我和太太获邀到瑞典去，要我在一个诺奖得主云集的宴会中，代替需要休息的科斯讲话。害得我和太太花了3万港元造晚礼服，指定要是怎么怎么样的。我投诉，但邀请那方说：“不会是浪费，你们还要再穿的。”到哪里再穿呀？长长的燕尾，古怪的衬衣，一百年后我孙儿的孙儿或可拿去拍卖。
　　1980年12月，美国经济学会在底特律举行年会，科斯约见我，大家在宾馆喝咖啡的地方坐下来，他简单地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这真是突如其来，我无以为对。过了好一阵，他解释，说：“没有人怀疑你在美国的学术成就，但中国要改革，他们不会知道怎样做才对。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改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大。”我也无以为对。咖啡就是那样喝完了。

杨怀康传口信

　　过了几个月，杨怀康说，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嘱他通知我，香港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之位将要空出，要我考虑。科斯知道，促我申请。1982年5月我到港大上任，坐在那里我知道要放弃用英文动笔了，但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怎么办呢？
　　1979年10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用中文，由我口述，朋友执笔，回应孙冶方先生1978年10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我的《千规律》指出，在无数的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而市价只能在资产属私有的情况下才出现。该文没有提到科斯，因为他从来不管租值消散。我自己要到多年后才成功地把租值消散与交易费用画上等号，打开了另一个新天地。

林山木拍心口

　　1982年我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有中译，但不是我译的。该文多处提到科斯，介绍了他的交易费用观与权利界定观，但我还是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后来决定试以中文动笔，是因为《信报》的林山木（注：即《信报》创始人林行止）“拍心口”，说每篇的文字他会亲自过目。 　　有山木站在旁边，说不得笑，我一口气写下足以结集为3本书的文章：《卖桔者言》（1984）、《中国的前途》（1985）、《再论中国》（1986），都写得用心。令我高兴的是北京“盗版”，把《前途》与《再论》每本复印了2000册，盖上印章说“内部阅读”。《从科斯定律看共产政制》1984年1月发表，结集于《卖桔》。那3本结集的大部分文章皆或明或暗地牵涉到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1985年，今天变为律师的侯运辉终于看出了玄机，说：“其实你的文章来来去去都是说同样的话，是吗？”我回应：“那是绝技，不要把我的秘密说出去。”

推销思想要讲法门

　　这就是问题。把市场经济的运作正确地介绍给中国的同胞，有如把一种物品向他们推销，要选哪个牌子及怎么样的包装才有成效呢？整个20世纪信奉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知道他们乐意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影响中国的思想家差不多全部是西方名字。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
　　我的老师阿尔钦（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名经济学家，享寿99岁）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革的命脉。弗里德曼（注：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奖得主，享寿94岁）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北京会说“我们也有”，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看，解释很麻烦。“私产”一词当然不能用，就是“资本主义”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科斯呢？他提出的观点与角度够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当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于是集中从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家本领入手。

私有产权换了包装

　　2008年我为科斯写《中国的经济制度》，其中有如下的回忆：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80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1982年5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科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科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1979年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着。”
　　“在这重要关键上，科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1988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科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

思想影响难以肯定

　　上述几段文字是写给科斯读的，当然要让他老人家开心。虽然说的是实情，但究竟科斯的思想有没有真的影响了中国改革的策划我不能肯定。
　　1985年我从上述的科斯路线指出，资产的所有权不重要，但资产的使用权与收入权重要，建议北京要让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后者要清楚地界定权利谁属。1986年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作了“两权分离”的建议及解释的讲话，后来知道我离开后给干部们骂个半死。但再过一年邓小平先生又推出同样的两权分离的建议，说那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受到我的影响吗？天晓得！
　　我不相信经济学者有本领改进社会，更不同意改进社会是他们的责任。我认为经济学者的职责只是解释世事或现象，或者解释什么样的政策会导致什么样的效果。这些，原则上经济学可以推得很准确。这是科学。
　　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日战争时在广西差不多饿死，死不掉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30年来我写下无数的政策批评或建议，也只不过是为了这点关心。如果我着重于北京的朋友接受我的建议，不会活到今天。我绝对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说什么政治狂人只不过是一些死去了的经济学者的思想奴隶。
　　一些北京朋友说8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干部凡事收费是源于我1979年发表的《千规律》。你相信吗？干部收钱需要我教你信不信！马克思有影响昔日的中国吗？我认为影响了采用“共产”一词，但只此而已。我看不到毛泽东的思想与政策跟《资本论》有明显的关系。是凯恩斯影响了政府大手花钱吗？还是政府要大手花钱才捧出凯恩斯？

一个首选的实例

　　写了这些近于题外话的话，为的只是要说一句中肯的判断：如果历史上真的有一个经济学者曾经影响了一个重要国家的经济——如果真的有——那么科斯影响了中国是我首选的实例！他提出的使用权利要有明确界定的原则，在土地的使用上这些年在神州大地随处可见，比我知道的所有其他地区都要明确。法律怎样说是一回事，实践如何是另一回事。不要忘记，人民公社的日子还算不上是历史，如果依照历史的时间表，中国的使用权利界定的转变恐怕要用上两百年！

渺茫的希望见到光了

　　今年6月，港大成立不久的“科斯产权研究中心”的几位朋友飞到芝加哥去拜访科斯，102岁的老人家还有魄力与智力跟他们倾谈了4个小时。倾谈中该中心的主事朋友问科斯：“你对我们这中心有什么期望呢？”科斯想了一阵，说：“希望你们能产出几个张五常。”
　　科斯很不满意30年来经济学的发展，这几年他屡次要求我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希望渺茫。然而，这些日子我觉得机会不是零。几天前遇到一位在北京大学念经济本科第四年的17岁的女孩子，对我的论著读得很熟，提问有水平。她说同学们都在读我的《经济解释》。其他一些内地的大学都出现了类同的情况。只要中国的同学乐意读，细心地读，互相研讨、争议，坚持下去，科斯的希望会达到。我是用尽心机来写《经济解释》的。

以爱传世将成佳话

　　科斯谢世后，跟了他15年作为助手的王宁给我太太电话，说科斯死前说他的遗物——书籍、书信、文稿之类吧——要全部交给我。但过了两天王宁说，法律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拿到这些遗物，我会请人整理好，找一间适当的博物馆放进去。
　　中国的文化传统说盖棺可以论定。以我之见，一个明显的定论是科斯的名字会写进中国将来的史册上。一定的，但不一定是因为科斯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思想贡献永远有问号。我肯定科斯会名留中国青史的原因，是他对中国衷心的爱，对中国人的真诚关怀，很多中国的青年学者知道，今天变得有口皆碑了。中国将来的历史是由这些青年学者或他们的子子孙孙写出来的。
　　以爱传世是多么美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