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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你听话就自由，不听话就不自由。”
法国媒体对中国就像个时刻提着打狗棍的人，打是一种习惯。虽然不必对中国人出示打的理由，但向自己他们倒有个交代，哪能平白无故打人。而且找理由，历来是为被打的人着想，这也是难以丢掉的传统。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中国在“不自由”的那一边。先不说把世界分成“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占了什么天理，以及“自由的”攻打“不自由的”是得了什么天授神权，只说自由不自由谁来界定，是以结果测量还是嘴大就行？
“自由”和政治正确
一位法国朋友的儿子近年在中国生活，最近回法住了一段，很快发觉不对味。他说:“在中国时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我都知道，回来没多久我就完全不知道世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一点不夸张，这是他的原话，若是没有两地的比较，他也不会有此发现。而没有海外生活经历的本地民众，则上百年来接受了一条死定律:“自由的”媒体说假话也是真的；“不自由的”媒体说真话也是假的。至于自由与不自由谁说了算，对有两千年信教传统的民族则是问都不必问的，既然上帝在他们一边，真理也就在他们一边。这条定律像永远不会松的螺丝一样拧在他们的头脑里，这就让统治者和传媒做什么都比较省心，只要将攻打的国度放进“不自由的”布袋里，一如
两百年以前绑上“异教徒”的火刑架，则来自对方的辩解自动无效，对方的真实也自动成为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因為异教世界的一切都属于“异端邪说”。精英利用基督教民族千百年形成的思维方式，精心设计了这道新的“分水岭”。有了“分水岭”，精英便可根据统治需要设各种思想“闸门”，由他们定义的“闸门”再以隐形宗教的形式，锁定在绝大多数人的脑袋里。我们那位旅华法侨继续道:“我发觉新闻24小时滚动，但信息量很小，国外新闻更少，还有一多半是变相说谎或直接说谎。不想让你知道的严密封锁，而要灌输给你的则铺天盖地，逃都逃不掉。”
我就这个问题去问一个报界朋友，先介绍一下，此友因为结识过几个中国人，偏见的大山被挖掉了一多半，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去了趟西藏，回到法国跟我说西藏完全不是媒体说的那样。我说那你就把看到的写篇文章吧，他眨眼摇手像我让他去犯罪一样:“那怎么行！这么写是政治不正确的。”话说回来，我问他:“你们是不是有个指挥中枢，十家电视台可以关掉九家，留一家就行，因为资讯节目尤其国际新闻都一模一样，何必破费。”
他说:“没有。怎么会有？当然要有也不是我这种普通记者能够知道的。”
我说:“在中国，主编与记者之间不光工资差距不大，分享的秘密也相差不多。”“是吗？那怎么领导？”
“传达文件。”我说。
“传达到每一个人？”
“差不多。”
他笑得前仰后合:“这倒是个平等的办法。”
我说:“中国这样的国家，上千年就已经没有了种姓的筛选，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世界真正最平等的国家。最平等究竟是不是个好果子，我还真怀疑。只不过让我交出我已经得到的平等，我又是不干的。得到这么多平等，是不可能不付出一点自由代价的，哪有免费的午餐。在这里，这是人人接受的交易；但在中国，你若拿了他们想要的自由去交换他们已经到手的平等，那就不再是动嘴了，拿起枪就打仗啦。所以法国人刻在共和国所有公共墙壁上的那六个字:自由、平等、博爱，是最大的心灵骗术，简直就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自由换不来平等，没有平等，谈何博爱。一般来说以平等博得人民欢心的政权最容易收获的是忘恩负义。人性难有奇迹。像传媒这样一个能量足以倾国的权力，既没有资本大财团的行政控制，也没有家族或族群血缘与利益的天然控制，更没有金钱的金字塔型控制，遑论数百年洗脑的无形控制，要想让它做到最起码的胳膊肘不向外拐，因为真正的强权现在是在国境外面而不在里面，你说有什么办法？”
他接过话:“我们报纸是这样运作的，比如我去采访，回来写了篇文章，交上去，电话马上过来，编辑部主任问我为什么跟《世界报》写的不一样，我说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他说那也不行……对于很多报刊来说，《世界报》、《解放报》和法新社的报道，有某种‘定调’的意味，哪怕我在现场写出报道，如果与《世界报》的说法不一，那就要修改。”
“噢！你居然能接受这个？”
“这在我们是很自然的事，早在记者学校就培养我们必须遵守各报的编辑路线。”
由于编辑路线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路线，我便问:“这是新闻自由的一部分吗？”
“这跟自由毫无冲突。每个人遵循任职媒介的编辑路线，正是自由的保证，因为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编辑路线。”
“那怎么针对中国不同的媒介有共同的编辑路线？而且其他事也多半异口同声。”
“的确，我们对内可以有不同的但不可越界的编辑路线，对外则不允许各唱各的调，当然这是不成文的规则。”
“如果你看到的真实与贵报的编辑路线正相反呢？”
“那也不能偏离编辑路线。”
“原来你说的自由就是在面对真相时依然能坚持路线！这么说我们‘文革’时是最自由的！我明白了，自由与不自由在于掌握为自由划线的权力。”
看到我圆瞪的眼睛，他补充道:“一切都在于你接受不接受规则，法律社会就是规则高于一切。”
自觉遵守
我问:“谁管着你们？为什么要跟别的报一样？”
“看上去没人管我们，至少我们的头不会让我知道有没有人给他下指令。但法国媒体有个不成文的政治正确主义，法新社、《世界报》和《解放报》这三家定调，所有人都自觉遵守，没有人敢越界，这叫‘跟随主义’。当《世界报》定了内贾德‘十恶不赦’的调子，全法国无一家媒体不跟随。这是在这个行当做事必须接受的规则，就像法律，有谁去质疑法律自由不自由，法律就是必须遵守的，否则一个社会就无法运转。政治正确就是我们这行的法律，不接受的人不可能在这行混饭吃，而‘跟随主义’是保证政治正确的手段，所以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在这行做下去的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质疑自己的自由。”
“就这样凭什么你们总夸耀自己自由？”
“就凭你们要人管，我们是自觉的。我们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你听话就自由，不听话就不自由。就像我们没有禁书，实际是没有人出版禁书，也就没什么可禁了，从出版商到书店乃至图书馆，每一个环节都自觉为政治正确把关。同样我们也没有被禁的电影，因为没有人投资会遭禁的电影。此外我们没有人敢拿外国人的钱，比如中国政府的钱，来拍异议电影，因为法律严格禁止任何外国人介入法国国内政治。我们也没有政治犯，抓起来就不是政治犯了。”
“原来如此。这么说你们跑到伊朗去游行的女孩如果按法国法律也是犯了法的。”
他沉默。
“既然你们不让自己人做，为什么把拿法国政府的钱拍异议电影的中国人说成是‘伟大艺术家’？据我所知，他们有的实际直接从法国外交部领钱，比如‘南方基金’。你知道中国有个古训:‘己所不欲，匆施予人。’”
“我们有把任何人说成‘伟大艺术家’的自由，不是吗？你们不要这种自由是你们犯傻，别指望法国会因此而手软。”“也许我们真该放弃古训，支持布列塔尼、科西嘉、马提尼克、塔希提、瓜德罗普、安的列斯群岛分离主义运动，谴责法国政府不但不保护他们的民族文化而且消灭了少数民族语言；声援因为落后没有南方高卢人富有的北方什蒂人，如果他们杀高卢人，我们拍手叫好；中国国家领导人来法访问时应带一份名单，上面是关在监狱里的独立分子、反抗政权的‘直接行动’组织的政治犯，以及每年数以百计不堪监狱虐囚而自杀的犯人；还应该资助因言论自由被电影界全面封杀的艺人拍电影，把他们请到上海电影节，给他们颁奖；此外既然法国人把中国不反体制的电影人都从‘艺术家’的名单上抹掉，为什么我们不如法炮制呢？你们不是最不喜欢我们跟你们不一样吗？”
異常开放的出气口
“你们有做这种事的自由吗？”他反问我。
我还真被噎住，不说别的，做这种事心灵这把锁就难突破，而且我们有挑拨离间的胆量吗？只得掉转话头:“既然你们的自由也不过如此，为什么满世界去说别人不自由？”
“嘿嘿，”他窃笑，“你知道我们从1789年就开始信奉自由，自由已经变成了宗教，什么东西一旦变为教条，它的实际意义就被抽空了，而成了思想统一的武器。让不自由的人相信自己是自由的是信仰的魅力。”
“我承认我们缺乏的就是信仰，我们不是个信教民族，何况我们遵信几千年的孔孟之道，先被你们的枪炮打趴下，然后又被你们鼓噪的从左到右各种主义摧毁，现在要图安宁大概只剩下信仰基督了。你们还有什么高级信仰趁早拿出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权、民主，设计出那么多主义，一波一波换个不停，真要把我们弄成神经病了！再这么传教下去，有一天搞得我们腻烦，什么都不信了，再信回孔孟之道，你们这两百年不是白费心机了？”
轮到他瞪眼睛了，我收住话头:“那么具体你们是怎么让自己有自由的自信并且认定别人不自由？”
“秘诀是在核心权力之外自由度大，比如可以批评总统，甚至掀其私生活的裙角，但私生活内容仅限风流韵事，你甚至可以揭到床笫细节，可你不得怀疑让他上台的体制。所有媒体人都知道游戏规则的界限在哪里，规则就是法律，我们这里不存在在行内吃香喝辣但拒绝规则的，拒绝的人没有资格呆在里面。再就是我们有一堆可随意攻打的界外目标，我们的自由感很大一部分来自那里。比如把伊斯兰的上帝讽刺挖苦一番，把损害西方利益的某国元首骂成邪魔，此外除了美英等国，其他国家敢于将我国公民判决入狱，哪怕他真犯了罪也是对方司法的过错。这份自由没有人能剥夺，除非他们拔枪比我们快。这恰恰是你们最被限制的自由之一。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人克制是心善不想挑起仇恨的表现，至少法国人一点都不会领这个情。你知道人的自由感是相对的，在根本问题上给他一点自由，并不一定就给了他自由的感觉。相反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给他过度自由，比如让他看总统夫人的裸照或女总理的乳沟，容他对可欺压的国度发泄对全世界的蔑视，就像高压锅的气阀可以让蒸汽冲到很高，这样里面煮得稀烂，锅都不会崩。控制得越严密的机制，越是要有几个异常开放的出气口。”
“你不觉得这样让自己有自由的自豪感是恶的表现吗？”
“我们从不以善恶判断是非，而且善恶在我们没有衡定标准，善恶标准是随着敌我界线挪动的。所以你这样的问题是完全多余的。”
“那就是说如果你们视我们为敌，则无论我们多么想与人为善，无论我们实际怎么样，我们都是在‘不自由’那一边的，辩都无须辩，我们的命过去是挨打现在是挨骂。曾几何时我们总算有了枪，把你们打我们的自由剥夺了；等有一天我们拔枪比你们快了，把你们骂我们的自由也剥夺了，你们还怎么活？”
他未置可否，只是眼睛里闪过几道光。
我上了一堂难忘的大课。■
法国媒体对中国就像个时刻提着打狗棍的人，打是一种习惯。虽然不必对中国人出示打的理由，但向自己他们倒有个交代，哪能平白无故打人。而且找理由，历来是为被打的人着想，这也是难以丢掉的传统。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中国在“不自由”的那一边。先不说把世界分成“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占了什么天理，以及“自由的”攻打“不自由的”是得了什么天授神权，只说自由不自由谁来界定，是以结果测量还是嘴大就行？
“自由”和政治正确
一位法国朋友的儿子近年在中国生活，最近回法住了一段，很快发觉不对味。他说:“在中国时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我都知道，回来没多久我就完全不知道世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一点不夸张，这是他的原话，若是没有两地的比较，他也不会有此发现。而没有海外生活经历的本地民众，则上百年来接受了一条死定律:“自由的”媒体说假话也是真的；“不自由的”媒体说真话也是假的。至于自由与不自由谁说了算，对有两千年信教传统的民族则是问都不必问的，既然上帝在他们一边，真理也就在他们一边。这条定律像永远不会松的螺丝一样拧在他们的头脑里，这就让统治者和传媒做什么都比较省心，只要将攻打的国度放进“不自由的”布袋里，一如
两百年以前绑上“异教徒”的火刑架，则来自对方的辩解自动无效，对方的真实也自动成为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因為异教世界的一切都属于“异端邪说”。精英利用基督教民族千百年形成的思维方式，精心设计了这道新的“分水岭”。有了“分水岭”，精英便可根据统治需要设各种思想“闸门”，由他们定义的“闸门”再以隐形宗教的形式，锁定在绝大多数人的脑袋里。我们那位旅华法侨继续道:“我发觉新闻24小时滚动，但信息量很小，国外新闻更少，还有一多半是变相说谎或直接说谎。不想让你知道的严密封锁，而要灌输给你的则铺天盖地，逃都逃不掉。”
我就这个问题去问一个报界朋友，先介绍一下，此友因为结识过几个中国人，偏见的大山被挖掉了一多半，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去了趟西藏，回到法国跟我说西藏完全不是媒体说的那样。我说那你就把看到的写篇文章吧，他眨眼摇手像我让他去犯罪一样:“那怎么行！这么写是政治不正确的。”话说回来，我问他:“你们是不是有个指挥中枢，十家电视台可以关掉九家，留一家就行，因为资讯节目尤其国际新闻都一模一样，何必破费。”
他说:“没有。怎么会有？当然要有也不是我这种普通记者能够知道的。”
我说:“在中国，主编与记者之间不光工资差距不大，分享的秘密也相差不多。”“是吗？那怎么领导？”
“传达文件。”我说。
“传达到每一个人？”
“差不多。”
他笑得前仰后合:“这倒是个平等的办法。”
我说:“中国这样的国家，上千年就已经没有了种姓的筛选，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世界真正最平等的国家。最平等究竟是不是个好果子，我还真怀疑。只不过让我交出我已经得到的平等，我又是不干的。得到这么多平等，是不可能不付出一点自由代价的，哪有免费的午餐。在这里，这是人人接受的交易；但在中国，你若拿了他们想要的自由去交换他们已经到手的平等，那就不再是动嘴了，拿起枪就打仗啦。所以法国人刻在共和国所有公共墙壁上的那六个字:自由、平等、博爱，是最大的心灵骗术，简直就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自由换不来平等，没有平等，谈何博爱。一般来说以平等博得人民欢心的政权最容易收获的是忘恩负义。人性难有奇迹。像传媒这样一个能量足以倾国的权力，既没有资本大财团的行政控制，也没有家族或族群血缘与利益的天然控制，更没有金钱的金字塔型控制，遑论数百年洗脑的无形控制，要想让它做到最起码的胳膊肘不向外拐，因为真正的强权现在是在国境外面而不在里面，你说有什么办法？”
他接过话:“我们报纸是这样运作的，比如我去采访，回来写了篇文章，交上去，电话马上过来，编辑部主任问我为什么跟《世界报》写的不一样，我说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他说那也不行……对于很多报刊来说，《世界报》、《解放报》和法新社的报道，有某种‘定调’的意味，哪怕我在现场写出报道，如果与《世界报》的说法不一，那就要修改。”
“噢！你居然能接受这个？”
“这在我们是很自然的事，早在记者学校就培养我们必须遵守各报的编辑路线。”
由于编辑路线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路线，我便问:“这是新闻自由的一部分吗？”
“这跟自由毫无冲突。每个人遵循任职媒介的编辑路线，正是自由的保证，因为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编辑路线。”
“那怎么针对中国不同的媒介有共同的编辑路线？而且其他事也多半异口同声。”
“的确，我们对内可以有不同的但不可越界的编辑路线，对外则不允许各唱各的调，当然这是不成文的规则。”
“如果你看到的真实与贵报的编辑路线正相反呢？”
“那也不能偏离编辑路线。”
“原来你说的自由就是在面对真相时依然能坚持路线！这么说我们‘文革’时是最自由的！我明白了，自由与不自由在于掌握为自由划线的权力。”
看到我圆瞪的眼睛，他补充道:“一切都在于你接受不接受规则，法律社会就是规则高于一切。”
自觉遵守
我问:“谁管着你们？为什么要跟别的报一样？”
“看上去没人管我们，至少我们的头不会让我知道有没有人给他下指令。但法国媒体有个不成文的政治正确主义，法新社、《世界报》和《解放报》这三家定调，所有人都自觉遵守，没有人敢越界，这叫‘跟随主义’。当《世界报》定了内贾德‘十恶不赦’的调子，全法国无一家媒体不跟随。这是在这个行当做事必须接受的规则，就像法律，有谁去质疑法律自由不自由，法律就是必须遵守的，否则一个社会就无法运转。政治正确就是我们这行的法律，不接受的人不可能在这行混饭吃，而‘跟随主义’是保证政治正确的手段，所以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在这行做下去的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质疑自己的自由。”
“就这样凭什么你们总夸耀自己自由？”
“就凭你们要人管，我们是自觉的。我们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你听话就自由，不听话就不自由。就像我们没有禁书，实际是没有人出版禁书，也就没什么可禁了，从出版商到书店乃至图书馆，每一个环节都自觉为政治正确把关。同样我们也没有被禁的电影，因为没有人投资会遭禁的电影。此外我们没有人敢拿外国人的钱，比如中国政府的钱，来拍异议电影，因为法律严格禁止任何外国人介入法国国内政治。我们也没有政治犯，抓起来就不是政治犯了。”
“原来如此。这么说你们跑到伊朗去游行的女孩如果按法国法律也是犯了法的。”
他沉默。
“既然你们不让自己人做，为什么把拿法国政府的钱拍异议电影的中国人说成是‘伟大艺术家’？据我所知，他们有的实际直接从法国外交部领钱，比如‘南方基金’。你知道中国有个古训:‘己所不欲，匆施予人。’”
“我们有把任何人说成‘伟大艺术家’的自由，不是吗？你们不要这种自由是你们犯傻，别指望法国会因此而手软。”“也许我们真该放弃古训，支持布列塔尼、科西嘉、马提尼克、塔希提、瓜德罗普、安的列斯群岛分离主义运动，谴责法国政府不但不保护他们的民族文化而且消灭了少数民族语言；声援因为落后没有南方高卢人富有的北方什蒂人，如果他们杀高卢人，我们拍手叫好；中国国家领导人来法访问时应带一份名单，上面是关在监狱里的独立分子、反抗政权的‘直接行动’组织的政治犯，以及每年数以百计不堪监狱虐囚而自杀的犯人；还应该资助因言论自由被电影界全面封杀的艺人拍电影，把他们请到上海电影节，给他们颁奖；此外既然法国人把中国不反体制的电影人都从‘艺术家’的名单上抹掉，为什么我们不如法炮制呢？你们不是最不喜欢我们跟你们不一样吗？”
異常开放的出气口
“你们有做这种事的自由吗？”他反问我。
我还真被噎住，不说别的，做这种事心灵这把锁就难突破，而且我们有挑拨离间的胆量吗？只得掉转话头:“既然你们的自由也不过如此，为什么满世界去说别人不自由？”
“嘿嘿，”他窃笑，“你知道我们从1789年就开始信奉自由，自由已经变成了宗教，什么东西一旦变为教条，它的实际意义就被抽空了，而成了思想统一的武器。让不自由的人相信自己是自由的是信仰的魅力。”
“我承认我们缺乏的就是信仰，我们不是个信教民族，何况我们遵信几千年的孔孟之道，先被你们的枪炮打趴下，然后又被你们鼓噪的从左到右各种主义摧毁，现在要图安宁大概只剩下信仰基督了。你们还有什么高级信仰趁早拿出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权、民主，设计出那么多主义，一波一波换个不停，真要把我们弄成神经病了！再这么传教下去，有一天搞得我们腻烦，什么都不信了，再信回孔孟之道，你们这两百年不是白费心机了？”
轮到他瞪眼睛了，我收住话头:“那么具体你们是怎么让自己有自由的自信并且认定别人不自由？”
“秘诀是在核心权力之外自由度大，比如可以批评总统，甚至掀其私生活的裙角，但私生活内容仅限风流韵事，你甚至可以揭到床笫细节，可你不得怀疑让他上台的体制。所有媒体人都知道游戏规则的界限在哪里，规则就是法律，我们这里不存在在行内吃香喝辣但拒绝规则的，拒绝的人没有资格呆在里面。再就是我们有一堆可随意攻打的界外目标，我们的自由感很大一部分来自那里。比如把伊斯兰的上帝讽刺挖苦一番，把损害西方利益的某国元首骂成邪魔，此外除了美英等国，其他国家敢于将我国公民判决入狱，哪怕他真犯了罪也是对方司法的过错。这份自由没有人能剥夺，除非他们拔枪比我们快。这恰恰是你们最被限制的自由之一。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人克制是心善不想挑起仇恨的表现，至少法国人一点都不会领这个情。你知道人的自由感是相对的，在根本问题上给他一点自由，并不一定就给了他自由的感觉。相反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给他过度自由，比如让他看总统夫人的裸照或女总理的乳沟，容他对可欺压的国度发泄对全世界的蔑视，就像高压锅的气阀可以让蒸汽冲到很高，这样里面煮得稀烂，锅都不会崩。控制得越严密的机制，越是要有几个异常开放的出气口。”
“你不觉得这样让自己有自由的自豪感是恶的表现吗？”
“我们从不以善恶判断是非，而且善恶在我们没有衡定标准，善恶标准是随着敌我界线挪动的。所以你这样的问题是完全多余的。”
“那就是说如果你们视我们为敌，则无论我们多么想与人为善，无论我们实际怎么样，我们都是在‘不自由’那一边的，辩都无须辩，我们的命过去是挨打现在是挨骂。曾几何时我们总算有了枪，把你们打我们的自由剥夺了；等有一天我们拔枪比你们快了，把你们骂我们的自由也剥夺了，你们还怎么活？”
他未置可否，只是眼睛里闪过几道光。
我上了一堂难忘的大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