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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菀猐阳明学界对于王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之教”的时间、地点及其来龙去脉存有分歧，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判定正德十六年王阳明在江西南昌之时“始揭致良知之教”，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则认为“甲戌（正德九年），升南京鸿胪寺卿，（王阳明）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而当今贵州的阳明学研究者则倾向正德三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即提出“良知”说，新近出版的《王阳明年谱长编》考定阳明在正德十四年始悟“良知”之学。本文则以为，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是正德十五年秋在赣州与众弟子论学之时，在场者主要有陈九川、夏良胜、邹守益等江右王门学者。
[关键词]王阳明；致良知之教；赣州通天岩讲学；南昌讲学
[中图分类号] B248.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8）06-0047-06
目前，阳明学界多以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附载《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至三十六）为准，判定王阳明于正德十六年（1521，时年50岁），在江西南昌之时，“始揭致良知之教” ；还有，钱德洪在《刻〈（阳明先生）文录〉叙说》中亦有云：“‘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正德十六年）”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认为：“（正德）甲戌（即正德九年，1514，时年43岁），（王阳明）升南京鸿胪寺卿，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 而今日贵州的阳明学研究者则倾向于正德三年（1508），37岁的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后，即提出“良知”说，理由是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转录王阳明的一句话：“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 近年来，江西赣州的阳明学者提出：“阳明心学至为重要的‘致良知’理念，是在南赣提出的。” 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撰《王阳明年谱长编》，考定正德十四年（1520）是阳明平宸濠之年，也是其“始悟良知之谜”之年 。
不难发现，目前关于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的时间、地点至少有四种提法：正德三年（贵州龙场）、正德九年（南京）、正德十四年（南昌）、正德十六年（南昌）。那么，王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学说的确切时间与地点，到底是何时何地呢？
在考辨这一聚讼不已、悬而未决的史实难题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些基本的学术术语。首先，“良知”二字，并不是王阳明的发明，它的发明权属于孟子 ，这是毫无疑问的；再次，“心即理”这一理学术语，既不是王阳明，也不是陆九渊最早提出来的，它最早见诸唐代的佛教典籍，如禅宗大照和尚在《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空论》中有云：“心即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 此后，宋明理学家将“心即理”作为理学家的学术范畴之一，最早阐述“心即理”观念的理学家，则可能是陆九渊。他在《与李宰书》中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可见，陆九渊所说的“心”，就是具有仁、义、礼、智等价值内涵的道德本体。正德三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自家所体悟出来的“心即理”与唐代佛教禅宗大照和尚以及陆九渊所说的“心即理”，其理论内核、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它是中国传统心性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及价值论的唯一依据。
“致良知”作为一个完整、圆融的良知心学体系，既有“道德—本体论”层面的内容，又有“工夫—实践论”的意义。“致良知”之说与“致良知”之教，二者之间也有区别，前者是一种学术主张、理论建构，而后者则有教法（“教化之法”）的工夫论意蕴。再有，即便是王阳明本人明确提出了“致良知”之教，并视之为儒家意义上的“圣门正法眼藏”，但他并不排斥自己早年、中年所提倡与实证的教法，诸如“静坐”、“谨独”（“慎独”）、“知行合一”、“立志”、“立诚”（“诚意”）、“存理遏欲”、“省察克己”、“问思辨行”、“事上磨练”等；即便是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时所宣讲的“万物一体之仁”、“拔本塞源论”、“四句教”云云，也不一定是“致良知”之教的最终范本。王阳明在临终之前，家童问遗言，则是“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引语）云云 。
在明确了以上基本信息之后，拙文認为，王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之说的时间是正德十五年（1520）秋，王阳明在赣州与众弟子论学之时，在场者主要有陈九川、夏良胜、邹守益等江右王门学者。至于“致良知”之说提出的缘起，除却众所周知的“宸濠之乱”“忠泰之变”等“百死千难”的人生砥砺与生死考验之外，正德十五年六月，王阳明离开南昌前往赣州而路经（吉安府）泰和之时，在舟中所成《答罗整庵少宰书》（见《传习录》中 ，成文于正德十五年六月二十日，此书王阳明手迹尚存世 ），也是王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说的一大学术“诱因”。
一、《答罗整庵少宰书》：“致良知”说提出的“诱因”之一
正德十五年夏六月，王阳明离开南昌，沿赣江乘舟南下，前往赣州，路经吉安府泰和县之时，收到了友人泰和籍学者罗钦顺的一封论学书信（见《困知记》附录《论学书信·与王阳明书〈庚辰夏〉》） 。起因是，王阳明先前即是年春天，向罗钦顺呈送了正德十三年七月其门人在赣州刊刻的《大学古本（傍释）》和《朱子晚年定论》两本书。作为朱子学者的罗钦顺，自然不能也不会同意王阳明在《大学古本（傍释）》和《朱子晚年定论》中揭示的“和会朱陆”的主张以及对朱子“格物致知传”中“即物穷理”说的批判。其实，在前一年（即正德十四年，1519）的夏天，罗钦顺在某友人处，也看到了赣州刻本的《传习录》（今通行本《传习录》卷上）一书，对阳明学的理论旨趣有所了解。
对于罗钦顺这封站在朱子学的立场批判阳明心学的书信，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传习录》中）中，与之论辩，逐一加以反驳。其中，由《大学》的古本、改本的问题，到对《大学》“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于自己的心学立场，王阳明均一一做出回应，即站在“心即理”的学术立场上，系统批判了朱子学“心外求理”、“即物穷理”的工夫论路数。这里，我们不妨看王阳明的一段回应：“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王阳明）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乎？”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王阳明秉持“学贵得之心”的基本理念，对自己“求之于心”而怡然自得的心学怀有高度的理论自信和对朱子学批判态度之坚决：“（《大学》）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在阳明这里，《古本大学》作为先秦原始儒家的经典，其文词明白可通，所论修齐治平的工夫更是易简可行，完全没有“改正补缉”的必要。 限于篇幅，拙文不再对罗钦顺、王阳明的学术观点予以绍述 。毋庸置疑的是，王阳明良知心学的提出尤其是“致良知之教”的揭示，正是在与程朱理学家（包括明代中叶的朱子学者，如罗钦顺）以及尤其是朱子文献（《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等）的直接“对话”之中，才逐步酝酿并提出。此外，正德十五年春王阳明赠予罗钦顺的《大学古本》，系正德十三年七月的赣州刊刻本；正德十六年王阳明正式改定《大学古本序》（即《大学古本改序》），罗钦顺则是在阳明先生病卒之后，从《阳明先生文录》中读得，对亡友王阳明的“诚意”尤其是“致良知”说，依旧抱有成见，对此可以参考《困知记三续》第20、21条的相关记载 。
值得留意的是，王阳明与罗钦顺作为学术诤友，其二人学术立场虽然相“左”，但这并不妨碍二人之间所产生的深厚情谊，有研究表明：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由贵州龙场驿丞升任江西吉安府庐陵知县，曾前往泰和县拜会罗钦顺及其父亲罗用俊；正德十年（1515），罗钦顺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而在正德九年（1514）王阳明已在南京鸿胪寺供职，故而正德十、十一年间（1515～1516），王阳明与罗钦顺同在南都供职，二人即就“朱陆之辩”有过学术切磋；而在正德十一年春，即罗用俊八十岁寿辰之时，王阳明赋诗《寿西冈罗老先生尊丈文》 ，谨表祝贺。正德十二年至十六年（1517～1521），王阳明在南赣“破山中贼”、平“宁王之乱”，罗钦顺自然对这位“学术诤友”的一举一动，密切关注。嘉靖六年（1527）冬，王阳明前往广西平乱，路经泰和之时亦有手书与赋闲家居的罗钦顺，并有日后相会、讲学之约；翌年（1528）冬，罗钦顺又作《与王阳明书》 ，希望好友在班师回朝之时，在泰和一会。然而，命运弄人，王阳明病逝于南安府，在泰和论道切磋之约未能实现。
二、赣州通天岩讲学：正式提出“致良知”之说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正德十五年秋（七月、八月、闰八月）间，王阳明在赣州，主要是与陈九川、夏良胜、邹守益等弟子门人辈，进行讲学布道活动。
八月，王阳明与陈九川、夏良胜、邹守益等人，来到赣州城郊外的通天岩进行游学活动。通天岩位于赣州市西北十公里外的大和山，三面绝壁环绕，周围有大小不一的十几个石窟，总称为“通天岩”。石窟中分为“忘归岩”“观心岩”“洞心岩”“翠微岩”“通天岩”等。在通天岩之时，王阳明赋诗多首，《王阳明全集》卷二十“赣州诗”“江西诗”中就有九首。其中有《通天岩》诗一首：“青山随地佳，岂必故园好？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西林日初暮，明月来何早！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未扫。” 此诗，今有石刻传世，落款处写有“正德庚辰八月八日，访邹（守益）陈（明水）诸子于玉岩题壁。阳明山人王守仁书”的字样 。在这里，王阳明还作有《游通天岩次邹谦之韵》《又次陈惟濬韵》《忘言岩次谦之韵》《圆明洞次谦之韵》《潮头岩次谦之韵》《坐忘言岩问二三子》等诗篇 。
通行本《传习录下》“陈九川录”“阳明语录”中，较为详细地揭示了正德十五年秋王阳明与陈九川、邹守益等门人在赣州讲学论道时，提出“致良知”之说的详细经过：
庚辰（正德十五年，1520），（陈九川）往虔州（赣州），再见（阳明）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
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
曰：“请问如何？”
曰：“只是致知。”
曰：“如何致？”
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阙。”
通过陈九川记载、流传下来的这则“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的问答语录，足以坐实：“致良知”说系王阳明本人“近年体贴出来”的。而“近年”云云显系正德十五年秋以前的正德十四、十三、十二年。尽管“致良知”的“体贴”需要一个过程，然而我们可以明确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致良知”说，是正德十五年秋，王阳明第一次正式提出来并与自己的门人辈分享。再看《传习录》下“陈九川录”陈九川、邹守益、夏良胜于正德十五年秋侍从阳明先生在赣州论学的一个场景：
（陈九川）在虔（赣州），与于中（夏良胜）、谦之（邹守益）同侍（阳明先生）。
（阳明）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
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
于中又曰：“不敢。”
先生曰：“眾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乃笑受。
又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
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
先生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见不及此。”
这年秋八月，陈九川在赣州（通天岩）生病，《传习录》下记有“九川卧病虔州”云云 ，将回家（临川）养病，《传习录》下又有“虔州将归”云云。陈九川因在赣州详细听闻了业师阳明先生“近年体贴出来”的“致良知”说，受益颇多，故而在与乃师道别时，即以“良知”为题赋诗：
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
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
王阳明接着陈九川的话头，说道：“若未来讲此学。不知说‘好恶从之’从个甚么？”王阳明的“来讲此学”的“此学”，显然就是“良知”之学。陈九川离开赣州返家（抚州府临川县）之时，王阳明赋诗《留陈惟濬》：“闻说东归欲问舟，清游方此复离忧。却看阴雨相淹滞，莫道山灵独苦留。薜荔岩高兼得月，桂花香满正宜秋。烟霞到手休轻掷，尘土驱人易白头。” 此处“薜荔岩高兼得月”之“岩高”显然就是“通天岩”，而“兼得月”之“月”，以及下句“桂花香满正宜秋”之时，正好是（正德十五年）仲秋八月十五日左右。 此外，王阳明在嘉靖癸未二年（1523）所成的《寄薛尚谦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向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彻。” 此处的“向在虔时，终日论此”云云，也可以佐证，正德十五年秋王阳明于赣州讲学之时，正式提出“致（良）知”之说。陈九川在《寿大司成东廓邹公七十序》文中也有王阳明在赣州通天岩向邹守益、陈明水等“同志”传授“良知”之训的记载：“正德庚辰（十五年），余与东廓邹子再见阳明先生于虔，进授良知之训，遁居通天岩中，久之，咸若有得。” 民国九年（1920），赣南道尹邵启贤编纂《赣石录》，其中录有邹守益、陈九川二人的《游通天岩记》（摩崖石刻，今尚存世）一文，记载了“正德庚辰八月”的这次通天岩游学场景：“安城邹守益、临汝陈九川，受学阳明先生，闲坐通天岩。阴晴变态，林霏异观，相与历览往古之踪，穷尽岩谷之胜。发秘扁名，升高望远，逸兴不穷。客至，坐石咏觞，刻之石洞，陶然自适，不知天地之为大而岩谷之非家也。凡浃旬而归。先是游访者宪副王度，郡守丞盛茂、夏克义，邑令宋瑢；同游者盱江夏良胜；游而信宿者刘寅、周仲、刘魁、黄弘纲、王可旦、王学益、欧阳德、刘琼治、王一峰也。正德庚辰八月八日。” 根据邹守益、陈九川提供的这份游访者名单，除却邹守益、陈九川、夏良胜之外，可以判定刘寅、周仲、刘魁、黄弘纲、王可旦、王学益、欧阳德、刘琼治、王一峰等门人，也是最早一批听闻阳明先生“良知之训”的阳明学者。
三、南昌讲学：系统阐绎“致良知”之教
是年暮秋即正德十五年九月，王阳明由赣州还南昌。
先前，邹守益返家安福，王阳明即有书函召邹守益前来南昌，继续讲论良知之学：“自到省城（南昌），政务纷错，不复有相讲习如虔中（赣州）者。虽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滩流悍急，须仗有力如吾谦之（邹守益）者持篙而来，庶能相助更上一滩耳。” 据此可知，王阳明“致良知”之教的提出、阐绎，是在与弟子门人辈讲学论道过程中进行的，而“良知”本体的护持、“保任”则是一个漫长的修炼与实证过程。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泰州王银（王艮）、进贤舒芬亦前来南昌，向阳明请益，均被阳明的“良知”之训所折服，跃然执弟子礼。
为了亲炙阳明先生而启悟“良知”之旨，是时，陈九川、夏良胜、万潮、欧阳德、魏良弼、李遂、舒芬、裘衍等门人，日侍讲席。而时任江西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锐，守程朱旧学、质疑良知心学，唐龙还以撤讲择交相劝。阳明先生答曰：“吾真见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学者未得启悟，故甘随俗习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为一身疑谤，拒不与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为也。” 当唐龙、邵锐等学术诤友对“良知”之训大加质疑时，人多畏避，见阳明门人中有方巾中衣而来者，俱指为异物；唯独王臣、魏良政、魏良器、钟文奎、吴子金等挺然不变，极力维护师说。
通过以上辨证，足以说明，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是正德十五年秋，在赣州（通天岩）与陈九川、邹守益、夏良胜等门人讲学之时；而较为系统地宣讲、阐绎“致良知之教”，则是正德十五年冬在南昌，乃至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所说的正德“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岁，在江西。正月，居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云云 。
总之，王阳明正是经历了“宸濠之乱”“忠泰之变”的生死砥砺，益发相信：“良知”足以使人“明心见性”，忘却患难，超越生死。于是乎，他在正德十六年写给弟子杨鸾的书信（《与杨仕鸣书》）中提到：“区区所论‘致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于此见得真的，直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以“致良知”之“理”为宗旨，在王阳明这里，宋儒所谓的“格物穷理”（“即物穷理”）极其简易，皆因宋儒从“知解上”（“闻见之知”）求之，故而头绪纷繁，难以穷尽。一日，阳明先生独自喟然叹息，侍坐一旁的陈九川问其何故如此，阳明先生说：“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陈九川接着说：“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阳明先生总结道：“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骨血也。” 在阳明学中，以“致良知”为宗旨，就可以打通“心体”与“性体”的分疏，达致“万物一体之仁”的圆满境界。而“致良知”之教的揭橥，也标志着王阳明良知心学体系建构的基本完成。
一代哲人王阳明正是经历了諸如贬谪龙场、南赣征战、宁王之乱、忠泰之变等“百死千难”，才“体贴出来”“良知”本体，视之为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圣门正法眼藏”而信奉与践行。缘此之故，如果不了解王阳明这一独特的心路历程，而轻易随便地去口传“良知”、空谈本体、故弄玄虚，“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反倒会产生诸多弊端。比照一下阳明后学“良知现成派”，自然明了。为此，王阳明在生前便谆谆告诫门人：“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阳明先生在五百年前发出的告诫之语，在五百年后的今天，尤其对于当下这股方兴未艾但又喧嚣聒噪的“阳明热”而言，无疑是一剂清醒剂！
[ 注 释 ]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简体版，下引版本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0页。
《王阳明全集》，第1306页。
（明）黄绾著；张宏敏编校整理：《黄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61页。
《王阳明全集》，第1307页。
张可、申欣、路榕、黄震、赵越洋：《“知行之旅·发现阳明”走进南赣：穿越500年，寻根“致良知”》，《贵阳晚报》2016年10月24日。
束景南撰：《王阳明年谱长编·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8页。 《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在孟子这里，“良知”就是一种具有先验属性的道德判断力。
转引自余海：《论王阳明对“禅”的吸收与排斥》，载《新东方》2006年第2期。
（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9页。
《黄绾集》，第481页。
（明）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简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155页。
计文渊编著：《王阳明法书研究》，中国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120页。
（明）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1～146页。
《传习录注疏》（简体本），第151页。
《传习录注疏》（简体本），第151～152页。
罗钦顺、王阳明的学术观点之异同，读者朋友可以参阅：蔡家河著《罗整庵哲学思想研究》第四章《罗整庵与王阳明的论辩：心学与理学之比较》（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180页），赵忠祥著《归一与证实：罗钦顺哲学思想研究》第二章“与王阳明的争辩”（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7～97页）中的相关论述。
《困知记》，第125～126页。
束景南撰：《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增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5页。
《困知记》，第146～148页。
《王阳明全集》，第1044～1049页。
《王阳明全集》，第621页。
朱思维著：《王阳明巡抚南赣诗文墨迹题刻》，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王阳明全集》，第621～623页。
《传习录注疏》（简体本），第186～187页。
《传习录注疏》（简体本），第187页。
《传习录注疏》（简体本），第191页。
《传习录注疏》（简体本），第194页。
《王阳明全集》，第623页。
《王阳明全集》，第169页。
（明）陳九川撰：《明水陈先生文集》（江西省图书馆藏清抄本），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23页。
转引自朱思维著：《王阳明巡抚南赣诗文墨迹题刻》，第67页。
《王阳明全集》，第1049页。
《王阳明全集》，第1049页。
《王阳明全集》，第150～151、1050页。
《王阳明全集》，第1050页。
《王阳明全集》，第157页。
《王阳明全集》，第1050页。
《王阳明全集》，第1050页。
责任编辑：郭美星
[关键词]王阳明；致良知之教；赣州通天岩讲学；南昌讲学
[中图分类号] B248.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8）06-0047-06
目前，阳明学界多以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附载《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至三十六）为准，判定王阳明于正德十六年（1521，时年50岁），在江西南昌之时，“始揭致良知之教” ；还有，钱德洪在《刻〈（阳明先生）文录〉叙说》中亦有云：“‘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正德十六年）”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认为：“（正德）甲戌（即正德九年，1514，时年43岁），（王阳明）升南京鸿胪寺卿，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 而今日贵州的阳明学研究者则倾向于正德三年（1508），37岁的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后，即提出“良知”说，理由是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转录王阳明的一句话：“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 近年来，江西赣州的阳明学者提出：“阳明心学至为重要的‘致良知’理念，是在南赣提出的。” 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撰《王阳明年谱长编》，考定正德十四年（1520）是阳明平宸濠之年，也是其“始悟良知之谜”之年 。
不难发现，目前关于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的时间、地点至少有四种提法：正德三年（贵州龙场）、正德九年（南京）、正德十四年（南昌）、正德十六年（南昌）。那么，王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学说的确切时间与地点，到底是何时何地呢？
在考辨这一聚讼不已、悬而未决的史实难题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些基本的学术术语。首先，“良知”二字，并不是王阳明的发明，它的发明权属于孟子 ，这是毫无疑问的；再次，“心即理”这一理学术语，既不是王阳明，也不是陆九渊最早提出来的，它最早见诸唐代的佛教典籍，如禅宗大照和尚在《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空论》中有云：“心即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 此后，宋明理学家将“心即理”作为理学家的学术范畴之一，最早阐述“心即理”观念的理学家，则可能是陆九渊。他在《与李宰书》中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可见，陆九渊所说的“心”，就是具有仁、义、礼、智等价值内涵的道德本体。正德三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自家所体悟出来的“心即理”与唐代佛教禅宗大照和尚以及陆九渊所说的“心即理”，其理论内核、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它是中国传统心性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及价值论的唯一依据。
“致良知”作为一个完整、圆融的良知心学体系，既有“道德—本体论”层面的内容，又有“工夫—实践论”的意义。“致良知”之说与“致良知”之教，二者之间也有区别，前者是一种学术主张、理论建构，而后者则有教法（“教化之法”）的工夫论意蕴。再有，即便是王阳明本人明确提出了“致良知”之教，并视之为儒家意义上的“圣门正法眼藏”，但他并不排斥自己早年、中年所提倡与实证的教法，诸如“静坐”、“谨独”（“慎独”）、“知行合一”、“立志”、“立诚”（“诚意”）、“存理遏欲”、“省察克己”、“问思辨行”、“事上磨练”等；即便是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时所宣讲的“万物一体之仁”、“拔本塞源论”、“四句教”云云，也不一定是“致良知”之教的最终范本。王阳明在临终之前，家童问遗言，则是“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引语）云云 。
在明确了以上基本信息之后，拙文認为，王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之说的时间是正德十五年（1520）秋，王阳明在赣州与众弟子论学之时，在场者主要有陈九川、夏良胜、邹守益等江右王门学者。至于“致良知”之说提出的缘起，除却众所周知的“宸濠之乱”“忠泰之变”等“百死千难”的人生砥砺与生死考验之外，正德十五年六月，王阳明离开南昌前往赣州而路经（吉安府）泰和之时，在舟中所成《答罗整庵少宰书》（见《传习录》中 ，成文于正德十五年六月二十日，此书王阳明手迹尚存世 ），也是王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说的一大学术“诱因”。
一、《答罗整庵少宰书》：“致良知”说提出的“诱因”之一
正德十五年夏六月，王阳明离开南昌，沿赣江乘舟南下，前往赣州，路经吉安府泰和县之时，收到了友人泰和籍学者罗钦顺的一封论学书信（见《困知记》附录《论学书信·与王阳明书〈庚辰夏〉》） 。起因是，王阳明先前即是年春天，向罗钦顺呈送了正德十三年七月其门人在赣州刊刻的《大学古本（傍释）》和《朱子晚年定论》两本书。作为朱子学者的罗钦顺，自然不能也不会同意王阳明在《大学古本（傍释）》和《朱子晚年定论》中揭示的“和会朱陆”的主张以及对朱子“格物致知传”中“即物穷理”说的批判。其实，在前一年（即正德十四年，1519）的夏天，罗钦顺在某友人处，也看到了赣州刻本的《传习录》（今通行本《传习录》卷上）一书，对阳明学的理论旨趣有所了解。
对于罗钦顺这封站在朱子学的立场批判阳明心学的书信，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传习录》中）中，与之论辩，逐一加以反驳。其中，由《大学》的古本、改本的问题，到对《大学》“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于自己的心学立场，王阳明均一一做出回应，即站在“心即理”的学术立场上，系统批判了朱子学“心外求理”、“即物穷理”的工夫论路数。这里，我们不妨看王阳明的一段回应：“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王阳明）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乎？”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王阳明秉持“学贵得之心”的基本理念，对自己“求之于心”而怡然自得的心学怀有高度的理论自信和对朱子学批判态度之坚决：“（《大学》）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在阳明这里，《古本大学》作为先秦原始儒家的经典，其文词明白可通，所论修齐治平的工夫更是易简可行，完全没有“改正补缉”的必要。 限于篇幅，拙文不再对罗钦顺、王阳明的学术观点予以绍述 。毋庸置疑的是，王阳明良知心学的提出尤其是“致良知之教”的揭示，正是在与程朱理学家（包括明代中叶的朱子学者，如罗钦顺）以及尤其是朱子文献（《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等）的直接“对话”之中，才逐步酝酿并提出。此外，正德十五年春王阳明赠予罗钦顺的《大学古本》，系正德十三年七月的赣州刊刻本；正德十六年王阳明正式改定《大学古本序》（即《大学古本改序》），罗钦顺则是在阳明先生病卒之后，从《阳明先生文录》中读得，对亡友王阳明的“诚意”尤其是“致良知”说，依旧抱有成见，对此可以参考《困知记三续》第20、21条的相关记载 。
值得留意的是，王阳明与罗钦顺作为学术诤友，其二人学术立场虽然相“左”，但这并不妨碍二人之间所产生的深厚情谊，有研究表明：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由贵州龙场驿丞升任江西吉安府庐陵知县，曾前往泰和县拜会罗钦顺及其父亲罗用俊；正德十年（1515），罗钦顺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而在正德九年（1514）王阳明已在南京鸿胪寺供职，故而正德十、十一年间（1515～1516），王阳明与罗钦顺同在南都供职，二人即就“朱陆之辩”有过学术切磋；而在正德十一年春，即罗用俊八十岁寿辰之时，王阳明赋诗《寿西冈罗老先生尊丈文》 ，谨表祝贺。正德十二年至十六年（1517～1521），王阳明在南赣“破山中贼”、平“宁王之乱”，罗钦顺自然对这位“学术诤友”的一举一动，密切关注。嘉靖六年（1527）冬，王阳明前往广西平乱，路经泰和之时亦有手书与赋闲家居的罗钦顺，并有日后相会、讲学之约；翌年（1528）冬，罗钦顺又作《与王阳明书》 ，希望好友在班师回朝之时，在泰和一会。然而，命运弄人，王阳明病逝于南安府，在泰和论道切磋之约未能实现。
二、赣州通天岩讲学：正式提出“致良知”之说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正德十五年秋（七月、八月、闰八月）间，王阳明在赣州，主要是与陈九川、夏良胜、邹守益等弟子门人辈，进行讲学布道活动。
八月，王阳明与陈九川、夏良胜、邹守益等人，来到赣州城郊外的通天岩进行游学活动。通天岩位于赣州市西北十公里外的大和山，三面绝壁环绕，周围有大小不一的十几个石窟，总称为“通天岩”。石窟中分为“忘归岩”“观心岩”“洞心岩”“翠微岩”“通天岩”等。在通天岩之时，王阳明赋诗多首，《王阳明全集》卷二十“赣州诗”“江西诗”中就有九首。其中有《通天岩》诗一首：“青山随地佳，岂必故园好？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西林日初暮，明月来何早！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未扫。” 此诗，今有石刻传世，落款处写有“正德庚辰八月八日，访邹（守益）陈（明水）诸子于玉岩题壁。阳明山人王守仁书”的字样 。在这里，王阳明还作有《游通天岩次邹谦之韵》《又次陈惟濬韵》《忘言岩次谦之韵》《圆明洞次谦之韵》《潮头岩次谦之韵》《坐忘言岩问二三子》等诗篇 。
通行本《传习录下》“陈九川录”“阳明语录”中，较为详细地揭示了正德十五年秋王阳明与陈九川、邹守益等门人在赣州讲学论道时，提出“致良知”之说的详细经过：
庚辰（正德十五年，1520），（陈九川）往虔州（赣州），再见（阳明）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
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
曰：“请问如何？”
曰：“只是致知。”
曰：“如何致？”
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阙。”
通过陈九川记载、流传下来的这则“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的问答语录，足以坐实：“致良知”说系王阳明本人“近年体贴出来”的。而“近年”云云显系正德十五年秋以前的正德十四、十三、十二年。尽管“致良知”的“体贴”需要一个过程，然而我们可以明确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致良知”说，是正德十五年秋，王阳明第一次正式提出来并与自己的门人辈分享。再看《传习录》下“陈九川录”陈九川、邹守益、夏良胜于正德十五年秋侍从阳明先生在赣州论学的一个场景：
（陈九川）在虔（赣州），与于中（夏良胜）、谦之（邹守益）同侍（阳明先生）。
（阳明）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
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
于中又曰：“不敢。”
先生曰：“眾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乃笑受。
又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
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
先生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见不及此。”
这年秋八月，陈九川在赣州（通天岩）生病，《传习录》下记有“九川卧病虔州”云云 ，将回家（临川）养病，《传习录》下又有“虔州将归”云云。陈九川因在赣州详细听闻了业师阳明先生“近年体贴出来”的“致良知”说，受益颇多，故而在与乃师道别时，即以“良知”为题赋诗：
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
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
王阳明接着陈九川的话头，说道：“若未来讲此学。不知说‘好恶从之’从个甚么？”王阳明的“来讲此学”的“此学”，显然就是“良知”之学。陈九川离开赣州返家（抚州府临川县）之时，王阳明赋诗《留陈惟濬》：“闻说东归欲问舟，清游方此复离忧。却看阴雨相淹滞，莫道山灵独苦留。薜荔岩高兼得月，桂花香满正宜秋。烟霞到手休轻掷，尘土驱人易白头。” 此处“薜荔岩高兼得月”之“岩高”显然就是“通天岩”，而“兼得月”之“月”，以及下句“桂花香满正宜秋”之时，正好是（正德十五年）仲秋八月十五日左右。 此外，王阳明在嘉靖癸未二年（1523）所成的《寄薛尚谦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向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彻。” 此处的“向在虔时，终日论此”云云，也可以佐证，正德十五年秋王阳明于赣州讲学之时，正式提出“致（良）知”之说。陈九川在《寿大司成东廓邹公七十序》文中也有王阳明在赣州通天岩向邹守益、陈明水等“同志”传授“良知”之训的记载：“正德庚辰（十五年），余与东廓邹子再见阳明先生于虔，进授良知之训，遁居通天岩中，久之，咸若有得。” 民国九年（1920），赣南道尹邵启贤编纂《赣石录》，其中录有邹守益、陈九川二人的《游通天岩记》（摩崖石刻，今尚存世）一文，记载了“正德庚辰八月”的这次通天岩游学场景：“安城邹守益、临汝陈九川，受学阳明先生，闲坐通天岩。阴晴变态，林霏异观，相与历览往古之踪，穷尽岩谷之胜。发秘扁名，升高望远，逸兴不穷。客至，坐石咏觞，刻之石洞，陶然自适，不知天地之为大而岩谷之非家也。凡浃旬而归。先是游访者宪副王度，郡守丞盛茂、夏克义，邑令宋瑢；同游者盱江夏良胜；游而信宿者刘寅、周仲、刘魁、黄弘纲、王可旦、王学益、欧阳德、刘琼治、王一峰也。正德庚辰八月八日。” 根据邹守益、陈九川提供的这份游访者名单，除却邹守益、陈九川、夏良胜之外，可以判定刘寅、周仲、刘魁、黄弘纲、王可旦、王学益、欧阳德、刘琼治、王一峰等门人，也是最早一批听闻阳明先生“良知之训”的阳明学者。
三、南昌讲学：系统阐绎“致良知”之教
是年暮秋即正德十五年九月，王阳明由赣州还南昌。
先前，邹守益返家安福，王阳明即有书函召邹守益前来南昌，继续讲论良知之学：“自到省城（南昌），政务纷错，不复有相讲习如虔中（赣州）者。虽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滩流悍急，须仗有力如吾谦之（邹守益）者持篙而来，庶能相助更上一滩耳。” 据此可知，王阳明“致良知”之教的提出、阐绎，是在与弟子门人辈讲学论道过程中进行的，而“良知”本体的护持、“保任”则是一个漫长的修炼与实证过程。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泰州王银（王艮）、进贤舒芬亦前来南昌，向阳明请益，均被阳明的“良知”之训所折服，跃然执弟子礼。
为了亲炙阳明先生而启悟“良知”之旨，是时，陈九川、夏良胜、万潮、欧阳德、魏良弼、李遂、舒芬、裘衍等门人，日侍讲席。而时任江西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锐，守程朱旧学、质疑良知心学，唐龙还以撤讲择交相劝。阳明先生答曰：“吾真见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学者未得启悟，故甘随俗习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为一身疑谤，拒不与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为也。” 当唐龙、邵锐等学术诤友对“良知”之训大加质疑时，人多畏避，见阳明门人中有方巾中衣而来者，俱指为异物；唯独王臣、魏良政、魏良器、钟文奎、吴子金等挺然不变，极力维护师说。
通过以上辨证，足以说明，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是正德十五年秋，在赣州（通天岩）与陈九川、邹守益、夏良胜等门人讲学之时；而较为系统地宣讲、阐绎“致良知之教”，则是正德十五年冬在南昌，乃至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所说的正德“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岁，在江西。正月，居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云云 。
总之，王阳明正是经历了“宸濠之乱”“忠泰之变”的生死砥砺，益发相信：“良知”足以使人“明心见性”，忘却患难，超越生死。于是乎，他在正德十六年写给弟子杨鸾的书信（《与杨仕鸣书》）中提到：“区区所论‘致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于此见得真的，直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以“致良知”之“理”为宗旨，在王阳明这里，宋儒所谓的“格物穷理”（“即物穷理”）极其简易，皆因宋儒从“知解上”（“闻见之知”）求之，故而头绪纷繁，难以穷尽。一日，阳明先生独自喟然叹息，侍坐一旁的陈九川问其何故如此，阳明先生说：“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陈九川接着说：“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阳明先生总结道：“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骨血也。” 在阳明学中，以“致良知”为宗旨，就可以打通“心体”与“性体”的分疏，达致“万物一体之仁”的圆满境界。而“致良知”之教的揭橥，也标志着王阳明良知心学体系建构的基本完成。
一代哲人王阳明正是经历了諸如贬谪龙场、南赣征战、宁王之乱、忠泰之变等“百死千难”，才“体贴出来”“良知”本体，视之为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圣门正法眼藏”而信奉与践行。缘此之故，如果不了解王阳明这一独特的心路历程，而轻易随便地去口传“良知”、空谈本体、故弄玄虚，“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反倒会产生诸多弊端。比照一下阳明后学“良知现成派”，自然明了。为此，王阳明在生前便谆谆告诫门人：“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阳明先生在五百年前发出的告诫之语，在五百年后的今天，尤其对于当下这股方兴未艾但又喧嚣聒噪的“阳明热”而言，无疑是一剂清醒剂！
[ 注 释 ]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简体版，下引版本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0页。
《王阳明全集》，第1306页。
（明）黄绾著；张宏敏编校整理：《黄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61页。
《王阳明全集》，第1307页。
张可、申欣、路榕、黄震、赵越洋：《“知行之旅·发现阳明”走进南赣：穿越500年，寻根“致良知”》，《贵阳晚报》2016年10月24日。
束景南撰：《王阳明年谱长编·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8页。 《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在孟子这里，“良知”就是一种具有先验属性的道德判断力。
转引自余海：《论王阳明对“禅”的吸收与排斥》，载《新东方》2006年第2期。
（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9页。
《黄绾集》，第481页。
（明）王阳明撰；邓艾民注：《传习录注疏》（简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155页。
计文渊编著：《王阳明法书研究》，中国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120页。
（明）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1～146页。
《传习录注疏》（简体本），第151页。
《传习录注疏》（简体本），第151～152页。
罗钦顺、王阳明的学术观点之异同，读者朋友可以参阅：蔡家河著《罗整庵哲学思想研究》第四章《罗整庵与王阳明的论辩：心学与理学之比较》（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180页），赵忠祥著《归一与证实：罗钦顺哲学思想研究》第二章“与王阳明的争辩”（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7～97页）中的相关论述。
《困知记》，第125～126页。
束景南撰：《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增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5页。
《困知记》，第146～148页。
《王阳明全集》，第1044～1049页。
《王阳明全集》，第621页。
朱思维著：《王阳明巡抚南赣诗文墨迹题刻》，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王阳明全集》，第621～623页。
《传习录注疏》（简体本），第186～187页。
《传习录注疏》（简体本），第187页。
《传习录注疏》（简体本），第191页。
《传习录注疏》（简体本），第194页。
《王阳明全集》，第623页。
《王阳明全集》，第169页。
（明）陳九川撰：《明水陈先生文集》（江西省图书馆藏清抄本），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23页。
转引自朱思维著：《王阳明巡抚南赣诗文墨迹题刻》，第67页。
《王阳明全集》，第1049页。
《王阳明全集》，第1049页。
《王阳明全集》，第150～151、1050页。
《王阳明全集》，第1050页。
《王阳明全集》，第157页。
《王阳明全集》，第1050页。
《王阳明全集》，第10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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