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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的时候，庞薰在北平艺专任教，后来随同学校南迁，到了沅陵。在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那本书中，讲到沅陵，写了这么几句话：
沅陵是很美的。美就美在这条江水，坐在船里，可以看到水中各种颜色的石子。太阳落山时，沅陵的晚雾也特别美。可惜我在沅陵时也没有画过风景画。
我对风景画没有太大兴趣……
我对“风景画”也没有太大兴趣，因之，庞薰这样勾勒沅陵山水的文字，已够使我餍足了。书中这一篇的标题是《民风淳朴》，比较详细地写他丢失一根装有银把手的手杖，丢失两只家里养的小鸭，又轻易地找回来了的经过。接下去他还用浓墨着力地补上这样一笔：“学校有位老师平时神气十足，他想单独雇船过江，所有船夫都不理他。湘西的老百性就是这样爽直。”
这使我心中一动，感到还没有看过沈从文《湘西》的遗憾。暗想，在沈从文的书里，一定会更多写下湘西老百姓的人情之美吧？架上有一本湖南版的《沈从文散文选》，选的是《从文自传》、《湘行散记》等五篇“用湘西家乡人事景物风俗习惯为题材写成的散文”。我于是便抓过来从头看起。
《从文自传》写了作者二十岁以前的经历，其中就有题作“辰州”——亦即沅陵的一章。沈从文把家乡的“人事景物风俗习惯”当做一本书来读，《自传》也就是他对时代风貌、社会色相的阅读札记。我从他的书中读他读过的“大书”，可是“不贤识小”，忽然注意到两个细节。
书中讲到他的祖父沈洪富：“二十二岁左右时，便曾作过一度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二十六岁又作过贵州总督”。讲到他的一个姨父“姓聂”，是“与熊希龄同科的进士”。我记得“镇守使”似是北洋时代设置的，在清季则没有。清代又只设“滇督”亦即“云贵总督”，而不闻有“贵州总督”。还很想知道这位聂姓姨父的大名。于是随手去翻查一些工具书。《皇朝舆地略·云南省》以下有：“昭通镇总兵，驻扎昭通府。管辖本标中、左、右、前四营，东川营，镇雄营。听云贵总督、云南提督节制。”《清代职官年表·提督年表》内有沈“宏”富，同治二年八月，由昭通“镇”调署贵州“提督”。《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查到熊希龄的名字，在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张謇榜内；但这一榜的进士，一甲三名，二甲一百三十二名，三甲一百七十九名，竟没有一个姓聂的！
《从文自传》有一点特别的地方：缺少明确记年。举一个例，作者出生的年份，它就未作交待。我于是插看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二十七页上有一条脚注，说明“贵州总督”应是“贵州提督”。姓聂的姨父在四十五页的正文中叙及：“此人与熊希龄是同科进士，学问渊博。”我的小小疙瘩暂时未能解开，好在无关大体。这章书毕竟有助于澄明《从文自传》中的某种朦胧感，尤其是五十五页上的一段引文，读来极饶兴味，，
那次讲演，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深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还拖了一条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剪下它可很不容易！
岳麓书社的《文坛怪杰辜鸿铭》，就是关于这位“辜先生”的专辑，书中第一篇选录的是胡适所作的“记”。周作人在一九五○年七月间，“偶然翻出一张十五年前《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来，那时大概还是沈从文主编，上边有胡适之的一篇《记辜鸿铭》，有两千多字”，所指便是此文。周作人接着评说道：“似乎写的颇卖气力，读了却觉得空洞洞的。这未必因为是胡博士的文章写得不好，实在还是老辜没有什么分量的缘故吧。”(见《周作人集外文·<亦报>随笔》)
我不由得沉吟起来。凌字书中引录沈从文的回忆，他叙述了辜鸿铭那次讲演开始前的一个插曲，说辜的“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印象”。还说，这句话让他“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
正是沈从文，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了被周作人认为“空洞洞的”胡适的文章，又正是被周作人认为“没有分量的”那个辜鸿铭，说出让沈从文听后“留下十分深刻印象”的警语。这是说，或则视若无物，或则别有会心，读书这件事，看来好像也得有一种机遇。
我决意读一读这本《辜鸿铭》，以验证沈从文和周作人的各自去取。
…………
以上记下我的一段漫游，而且效法武陵渔父之所为：“便扶向路，处处志之。”新近曾请人刻过一枚闲章：“从吾所好”，真像是“怡然有馀乐”，迷途而不知返了。尽管约翰生确实说过：“一个人看书应该以自己的兴致为主。如果他把看书当成一种作业，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但还是以不硬拉强拽来为自己护短张目为愈。猴子拔苞谷，毕竟当不得收割，我的漫游，只如圣人所言：“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有一位长者知道我的习气，见到我直摇头，长叹息。他没有以杖叩胫，恐怕是注意到了我的鬓角，感到无能为力了。《甫田集》中有诗云：“老眼视茫然，时时乎一编。未能忘习气，聊复遣馀年。”果真，我也鼓不起勇气来向见爱的长者问字请业了。但是我多么希望年青的朋友们都能听到那一声深情的叹息，你倘使规往我的汗漫游，那么必然的结果，便是“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沅陵是很美的。美就美在这条江水，坐在船里，可以看到水中各种颜色的石子。太阳落山时，沅陵的晚雾也特别美。可惜我在沅陵时也没有画过风景画。
我对风景画没有太大兴趣……
我对“风景画”也没有太大兴趣，因之，庞薰
这使我心中一动，感到还没有看过沈从文《湘西》的遗憾。暗想，在沈从文的书里，一定会更多写下湘西老百姓的人情之美吧？架上有一本湖南版的《沈从文散文选》，选的是《从文自传》、《湘行散记》等五篇“用湘西家乡人事景物风俗习惯为题材写成的散文”。我于是便抓过来从头看起。
《从文自传》写了作者二十岁以前的经历，其中就有题作“辰州”——亦即沅陵的一章。沈从文把家乡的“人事景物风俗习惯”当做一本书来读，《自传》也就是他对时代风貌、社会色相的阅读札记。我从他的书中读他读过的“大书”，可是“不贤识小”，忽然注意到两个细节。
书中讲到他的祖父沈洪富：“二十二岁左右时，便曾作过一度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二十六岁
《从文自传》有一点特别的地方：缺少明确记年。举一个例，作者出生的年份，它就未作交待。我于是插看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二十七页上有一条脚注，说明“贵州总督”应是“贵州提督”。姓聂的姨父在四十五页的正文中叙及：“此人与熊希龄是同科进士，学问渊博。”我的小小疙瘩暂时未能解开，好在无关大体。这章书毕竟有助于澄明《从文自传》中的某种朦胧感，尤其是五十五页上的一段引文，读来极饶兴味，，
那次讲演，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深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还拖了一条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剪下它可很不容易！
岳麓书社的《文坛怪杰辜鸿铭》，就是关于这位“辜先生”的专辑，书中第一篇选录的是胡适所作的“记”。周作人在一九五○年七月间，“偶然翻出一张十五年前《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来，那时大概还是沈从文主编，上边有胡适之的一篇《记辜鸿铭》，有两千多字”，所指便是此文。周作人接着评说道：“似乎写的颇卖气力，读了却觉得空洞洞的。这未必因为是胡博士的文章写得不好，实在还是老辜没有什么分量的缘故吧。”(见《周作人集外文·<亦报>随笔》)
我不由得沉吟起来。凌字书中引录沈从文的回忆，他叙述了辜鸿铭那次讲演开始前的一个插曲，说辜的“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印象”。还说，这句话让他“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
正是沈从文，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了被周作人认为“空洞洞的”胡适的文章，又正是被周作人认为“没有分量的”那个辜鸿铭，说出让沈从文听后“留下十分深刻印象”的警语。这是说，或则视若无物，或则别有会心，读书这件事，看来好像也得有一种机遇。
我决意读一读这本《辜鸿铭》，以验证沈从文和周作人的各自去取。
…………
以上记下我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