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因病逝世，享年86岁。他生前有诸多头衔——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社会活动家……但都比不过“老舍的儿子”，这个最特殊的身份。
　　这一度是最独特的光环，也是最沉重的枷锁。舒乙年近半百弃理从文，凭借研究、整理老舍的生平事迹和作品，奠定了文学上的成就。在不同的质疑声中，他用整个后半生丰富“老舍之子”的内涵，写下“舒乙”的人生。

心眼好得甚至有些软弱

　　被誉为现代语言艺术大师的老舍，在给孩子取名上却显得很“佛系”。
　　据说，舒乙的姐姐名字叫舒济，原因是出生在济南，但“济”字的繁体字特别难写，老舍夫妇特别后悔，发誓第二个孩子的名字一定要起得简单，后来就成了一笔下来的“乙”，他们希望儿子将来的人生也能简简单单。
　　可是，舒乙这一生却并不简单。他在动荡中度过童年，在上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专攻林业化学专业，后作为北京市光华木材厂高级工程师，负责领导科研室及中心实验室。事实上，舒乙兄妹四人全部选择了理工科，无一人继承父亲的衣钵。老舍对孩子的“放养”理念，曾让舒乙感慨“生活在他身旁是轻松的”。
　　戏剧性的是，舒乙不搞文学是因为父亲，年近半百时又拐向文学，恰恰也是为了父亲。
　　1978年，老舍离世12年后被正名，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点研究对象。在他67年的生命中，有30多年的“空白”不为外界所知，因此不少人请舒乙协助研究老舍。
　　虽然前半生没有从事文学写作，但舒乙基本上是在文学窝里长大的。借此契机，舒乙弃理从文，走上了文学之路，首部连载作品《老舍的童年》就花了10年时间，采访了一百多人。
　　毋庸讳言，在舒乙身上始终存在某些争论，首先就是老舍之死。有人认为，老舍先生之所以因为绝望而跳水自杀，除了遭受精神和身体折磨之外，与他缺乏家庭温暖有很大关系。可是，在当时“亲不亲，阶级分”的情况下，并非只有舒乙如此。但此事让他背上了沉重的枷锁。
　　舒乙曾坦言，这件事对他当时和后来的生活影响非常大，并且经历了这场变故之后，自己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让单位的同志觉得他心眼好得甚至有些软弱。
　　后来，有人质疑他在老舍平反昭雪后趁机“接班”，有吃父辈的老本之嫌。舒乙多年沒有作出回应或解释，而是不断用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他从不讳言老舍之死，不仅以儿子的角度写了《父亲的最后两天》抒情散文，还作出了更多具有学术眼光的理性分析。晚年的舒乙还写下了《父子情》一文，怀念自己年少时期与父亲相处时的情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和解，并以此传递“父子亲情无需外人揣度”的态度。

夹起尾巴做人

　　谈起老舍对自己人生的影响，舒乙曾说，很难一下子简炼地说出来，可是在慢慢的解剖和发掘中，“越是细致贴己的观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觉出老舍的可贵。”
　　自从研究老舍，舒乙就很少再称其为“父亲”，而是像众多研究者一样，以“老舍先生”相称。“我是研究老舍的学者，所以我要尽量摆脱亲属关系，保证客观的立场。”
　　1984年，舒乙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与由巴金发起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建，开馆后历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馆长。2000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舒乙担任馆长。
　　当时有媒体追问他：“如果你不是老舍的儿子，如此神圣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会选择一个半路出家的工程师来做馆长吗？”舒乙回答道：“作为谁的儿子并不重要，一个人靠吃父辈的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住脚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任职期间，舒乙出版了第一本散文专集，先后出版《我的风筝》《老舍》《现代文坛瑰宝》等专著，还有多部文学作品获奖。
　　有一次，舒乙忍不住对某媒体说：“我觉得我的散文还是很不错的，有些大家也这样议论说，舒乙的散文写得真不错，我是无意中在一边偷听到的……”说完很得意地笑。但后来就没再听舒乙这样说过，他觉得，自己是老舍的儿子，就必须像父亲一样谦虚，“做老舍的儿子就必须夹起尾巴来做人。”
　　夹起尾巴做人，不等于不做事，反而让舒乙对老舍文学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第一篇论文《老舍著作和北京城》梳理了老舍作品中提到的240多个地名，由此开辟了老舍著作的“文学地理学”之路。
　　舒乙另一个对老舍研究领域的拓展，则表现在对“满族文学”研究上。1949年之前，老舍极少提到自己是满族人，创作中也从未标注哪个人物是满人。而舒乙通过细致的阅读，品出了老舍作品里浓浓的满族气质，并著文《隐式满族文学》，就这样展开了老舍文学的另一个侧面。
　　《中国民族》杂志曾这样评价：舒乙先生不为研究而研究，不为写作而写作，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2007年，舒乙从文20多年后才公开回应“吃父辈老本”的质疑：“我也追求的是独立创造成绩，但我是研究老舍的学者，所以我不可能避开老舍。”人们逐渐看到，舒乙的名字越来越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座中国文学的圣殿连在一起。

心里有个杠杠 

　　巴金曾说：“老舍是一个永远和别人分享的人。”在2015年老舍诞辰116年周年之际，舒乙代表家中姊妹，把父母旧藏的多幅书画无偿捐赠中国美术馆。此前还将父母收藏的20幅字画精品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包括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傅抱石的《桐荫图》、林风眠的《川江图》等珍贵名画。舒乙表示：“捐出来，展出来，这是老舍、胡絜青的家教。”
　　在不少人眼中，舒乙是儒雅平和的，但面对原则性的问题，他依然会反应激烈、敏锐，这一点和老舍说过的一句话很像，“在做人方面，我很随和，但我心里有个杠杠。”
　　晚年的舒乙心里也有一道杠杠。2000年，面对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他与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弥松颐、李燕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十条紧急建议”。由于舒乙总是因为北京文物保护的事给市领导“找麻烦”，情绪“爆炸”即在眼前，有人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爱国者捣蛋（导弹）”。
　　2004年，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大会上，舒乙作了题为《保护文化名人故居是当前先进文化持续发展中的一个急迫任务》的发言，批评某些城市发展的决策人是“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认认真真破坏文物！”在舒乙等人不懈的呼吁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当年通过了《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此外，舒乙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时还参与过保护大运河的行动，写下了《京杭大运河，残缺的辉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三篇考察实录。
　　在此期间，对于老舍的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话剧等艺术形态，舒乙把“是否忠于原著”作为心里的那道坎。
　　2006年，改编自老舍名著的同名电视剧《我这一辈子》热播，但舒乙却对该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电视剧增加了许多不存在的情节，演员张国立对主角福海的形象塑造并不准确。对此，张国立回应道，“我想我通过福海这个人物演出了老舍自己的悲剧人生，我比他（舒乙）更懂得他的父亲”，以此表明亲情和艺术是两码事。
　　后来，这部小说改编成话剧，则得到了舒乙的认可，“导演用现代的手法改编了很多，我个人对这种新的探索十分肯定。”
　　在舒乙看来，没有任何作品可以超越原著本身，但可以创造出新的灵感。正如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超越父亲，但不会被父亲的光芒所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