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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6.02.023
胡学文（一九六七-）这位出生于河北张家口的作家从新世纪之初陆续发表代表性作品，如中篇小说《秋风绝唱》（二○○○）、《飞翔的女人》（二○○二）、《命案高悬》（二○○六）等，他擅长写小人物的故事，创作的质量和数量在同辈人当中都相当可观，中篇小说尤其突出，但他在读者圈的名气显然不能与他的创作成就成比例，二○一五年鲁迅文学奖终于落在他头上，算是对他的成就给予了迟来的肯定。台湾目前仅有一本胡学文的集子《飞翔的女人》（台北秀威，二○一○），收录了五个中篇，我手边还有另一本《我们为她做点儿什么吧》（二○一四）选录胡学文后续发表的中短篇。不少评论家都不约而同谈到胡学文在二○一○年前后创作有了明显转变，趋向探索人性的复杂性，敘述形式也更富于实验性，但很少评论家谈及胡学文思想转变的问题——我以为这是更为要紧的。
卢卡契曾谈及小说的“远景”问题，以此判断作家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看法，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末尾引出了十二月党人的事件，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对历史发展的进步观点。胡学文二○一○年前后的转变恰恰牵涉到这个“远景”问题。我想先借比较《飞翔的女人》中的《虬枝引》（二○○九）与《我们为她做点儿什么吧》中的《从正午开始的黄昏》（二○一一）两个中篇来说明远景之有无的问题。
《虬枝引》讲述乔风这位农民在进城打工多年后决心返回家乡定居的故事。在故事开头，乔风为了在城里同居的女人刘云，准备回家与妻子离婚，他回到家乡后却找不到村落民居的影子，连耸立村口的大树都不见，整个村子奇幻一般凭空消失，所有的村人不知去向。在这奇幻的情节之后，乔风个人的命运仍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来发展。乔风锲而不舍地四处打听寻找消失的村人，同时他在大城里打工谋生也日益艰难，后来刘云也怀了孕，于是他决定带刘云回家乡，两人同心创建一个家庭。在《虬枝引》末尾，胡学文写道：
……树苗细细瘦瘦，和村里的古树自是不能相比，但立在那儿，一个村子的轮廓就出来了。几十年，上百年，一样枝繁叶茂。乔风似乎望见了盘盘曲曲的枝条在空中伸展的樣子，它们越过村庄，越过湖水，越过田野，一直伸向远方。
当晚乔风遥想村庄未来的远景异常兴奋，喝了酒在帐篷里入睡，半夜起身小解后，却发觉帐篷不见了，自己刚栽下的柳树苗也凭空消失了。
这样的小说结尾透露出胡学文的挣扎，他和他的小说人物希望看见村庄的空地上重建一个新的村庄，像乔风这样的农民不必离乡背井、抛家弃子在大城里打工，而能在家乡安身立命、重建家庭。这样的努力竟然也在一瞬间化为乌有。《虬枝引》是作者自己特别钟爱的一篇，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全篇情感饱满而自然，将农民工的人物心理与社会问题两部分相当紧密交融起来，颇能传达当今时代社会变迁的矛盾感受。
《我们为她做点儿什么吧》这集子收录的中短篇几乎都在《虬枝引》之后发表，这些作品里不仅不再有未来远景、社会理想，甚至连幻灭都没有，因为所有小说人物在现实生活里无一不感到失落。小说人物的生命只剩不断回顾过去、缅怀往昔或是终日活在负疚追悔之中。如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从正午开始的黄昏》里男主人公乔丁怀着负疚感，不断回味自己与那位死去的女贼凤凰女的往日时光。小说结尾是没有未来的，每个人物都在自己的秘密中活得安然自在，何尝需要未来？
明显不同的是，早年的短篇《一个人和一条路》（二○○六），讲述瘫痪多年的老人乔多多临终前想到镇上看看。许多年前某一天他与妻子到镇上领结婚证，他最近总是梦见当时的情景：
那天，乔多多和妻子还是等见了管结婚的。竟然是一位姑娘，岁数怕是没妻子大呢。可是姑娘却不像妻子那么害羞，声音脆脆地问乔多多和妻子是不是自由恋爱。甭说妻子了，乔多多听着都脸红。两个人扭捏着，不知如何开口。乔多多和妻子打小一块儿玩，但没有自由过，是媒人说合的。两个人的手今天在路上才拉在一起。乔多多理解的自由是两个人想怎样就怎样，是已经亲了搂了抱了。两个人闭口不答，姑娘不高兴了。乔多多不得已，小声说，没自由过，就拉过一次手。姑娘噗哧笑了……
他想再见见当年办理结婚登记的那位好心的姑娘。儿子于是借了驴车拉乔多多上路，老人在往镇上的途中含笑安息，他仿佛沉湎在美好的回忆中，不过死亡对老人并不可怕，反倒是对未来的期待，他希望能在死后见到与他感情融洽的亡妻。这篇以死亡收尾的故事，结局情调却是开朗的喜剧感。
胡学文从早期擅长的乡镇生活题材，近年转而拓展现代城市生活的题材，特别着重描写人我的疏离、亲友间彼此怀疑猜忌的病态。如短篇《我们的病》便以黑色喜剧风格的手法挖苦了这种现代城里人的病态精神。故事讲述一位出租车司机因猜疑待他不薄的大哥而搞得兄弟绝情、闹上官司，同时，他的车后座载着一对情侣，两人从上车后便为第三者的事而争吵不休。对于这种时代的病态，出租车司机最后心想：“我不认识他们，可他们和我一样，身体的某个地方出了问题。看起来，这不是什么事没什么可怕，可它的可怕也正在于它看起来不可怕。”胡学文在一系列写现代人婚恋题材的小说里无不紧盯这一看似没有问题的可怕问题，特别刻画夫妻情人间的怀疑猜忌心理，如中篇《背叛》，短篇《离婚》《审判张吾同》《关系》等。
与这些小说形成高度反差的是《冬日里的套子》（二○一一）这一短篇，胡学文讲了一则贫穷的农民夫妻鹣鲽情深的故事。主人公郝生把被医生宣告病重无望的妻子一步一步背回家，庞大的医疗费用早已让郝生家徒四壁，再也拿不出营养的肉品让仅剩一个月生命的妻子滋养身子。妻子说想吃兔肉，于是郝生在草滩里布下许多细铁丝拧成的套子。胡学文写道：“这是郝生为女人唯一能做的事了，他又那样的恐惧，觉得女人吃了兔子肉就会离他而去，女人离那个地方已经很近很近了。郝生无法挽留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远去。”无奈接连几日下来套子都是空空的，半只兔子也没逮着。郝生最后终于捡了一只与老鹰争抢而来的死兔子，他欢欣地为妻子烹煮兔肉，可惜妻子没尝上一口就过世了。小说末尾一段，胡学文极其凝重地写着： 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
第二年的冬日，我依然看见郝生在滩里布套子。郝生的套子出奇地大，野兔一钻就能钻过去。没有人理解郝生为什么要干这种没用的事，只有我知道。郝生一边布套子，一边回头。不远处，他的女人正默默地注视着他。黄昏，我还看见郝生穿着那双翻毛皮鞋，背着女人一步一步往村里走。
空的套子永远捉不住兔子，挽住即将消失的一刻，将妻子永远留住。这一篇是必得有“我”来见证郝生夫妻的故事，非常动人（不免有些温情）、悼亡情调浓厚的短篇，篇幅虽短，却凝聚了胡学文所向往的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契合，夫妻情人间不渝的至情。郝生在妻子逝去后，他活着的唯一动力便只是挽回那已经失去的妻子，即便这仅仅是幻影。
获奖的中篇《从正午开始的黄昏》应当说是脱胎自《冬日里的套子》这悼亡的短篇，故事基本架构是主人公乔丁不忍忘怀的深情，只是故事线索稍加复杂，胡学文将当代城里人的婚姻生活中的真情与虚情相互交错参杂而写就。若论悼亡情感深厚与表现自然，这中篇可能还稍逊短篇一筹。胡学文讲述男主人公乔丁的双重生活，他平日是经营小店卖酒的老板，和妻子吴欢、女儿果果过着平静的家庭生活，但每隔一阵子他便旅行到各城市潜入富人家中行窃，每次透过这种奇特的“仪式”，仿佛召唤凤凰女与他一起行动，重温他对死去的凤凰女无法忘怀的情感，享受这位野蛮女友的骄纵任性。
这篇故事由两条主线交错而成，一是乔丁和凤凰女两人在各城市联手行窃的往事，另一是乔丁和妻子吴欢、岳母间的日常生活，不过细究之下，故事重点仍是乔丁与凤凰女之间的旧情，以及他如何割断与凤凰女的情感纠缠，告别了凤凰女，决心结束双重生活。故事开始时，乔丁的野蛮女友凤凰女已经在一次行动中失手身亡，之后乔丁也与吳欢结婚生女，他自认可自由切换这双重生活，彼此互不干扰，他也无愧于妻子吴欢。在凤凰女意外死后，“负疚时时啃噬着他。遇见吴欢之后，他渐渐从阴影中走出，但并没有放弃他和他的仪式。他从未告诉过吴欢，那是他自己的秘密。”可是某一次行动时，乔丁即偶然与岳母在陌生男人家中撞见，两人看穿了彼此不堪的秘密，一个小偷，一个情妇。就情节来说，这实在出奇且富有想象力，故事后头还大有发挥空间，但实际上胡学文写乔丁与岳母之间的紧张角力不仅所用篇幅不多，而且施加的力度也不足，远不如写乔丁与凤凰女之间特殊的冒险患难的爱人同志情感来得生动深刻。胡学文写乔丁与凤凰女是用说故事叙述的笔法，写乔丁、与岳母、与妻子则多用分析说理的笔法，两条线索的风格差异很明显。在故事结尾，叙事者从俯瞰众生的角度说：
……茫茫尘世，黑夜白昼，每一颗跳动的心掩藏了多少秘密啊。他想起远去的她，想起岳母，李护工，杨护工，包括吴欢——也许他不知道罢了。秘密是生命的一部分。从早晨到正午，从正午到黄昏，秘密随生命生长，成为饱满结实的果子，散发着诱人的甜香。可总有一天，果实会干瘪坚硬，划伤碰触它的人。他一度认为岳母的秘密是肉体的纵欲，而他则关乎心灵。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傲慢——岳母内心藏着什么，外人如何知晓？岳母的秘密同样散发过香气——于她而言。
作者试图将乔丁个人所经历的背叛、秘密、忧伤视为人生的普遍现象，上升为人生的感悟，不过这段行文有些急躁，作者依照主观抒情的逻辑而非尊重故事现实发展的逻辑，急着将这么多人物的多条线索收拢起来，给故事下个定论。这样化约的人性论有时可见新意，但可能也有其偏颇，胡学文的小说由外向内转之后，抒情式的感悟常带有随意性。没有未来的社会发展远景，故事人物的命运走向不再明确，情节焦点也模糊起来。
大约在二○一○年以后胡学文的小说里不再有未来的远景，也淡化欢快开朗的情调。同时，如同不少评论家观察的，胡学文小说的写法有了明显转变，写作的重心由外在社会转向内在心理。我们稍稍比较《虬枝引》和《从正午开始的黄昏》两篇，便可看出《从正午开始的黄昏》里人物的内心戏比重大幅提高，且大幅增加了叙事者对人物心理的分析段落，如上面引用的这一段。
失去远景与趋向内心化这两者有何关联？失去了对未来的远景之后，胡学文的小说更趋于内心化，更着重探索人物内在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而非聚焦在人物与社会的冲突。胡学文是个具有高度现实感、充满社会矛盾意识的作家，可是在《我们为她做点儿什么吧》集子的小说里，几乎看不见故事人物为改善自身处境而与社会的不公不义进行抵抗（如早期的《飞翔的女人》里为找寻女儿的母亲荷子），社会场景被内心化处理，制度性、结构性的社会冲突矛盾也被转化为现代人彼此猜忌多疑的病态，顽固地抓住某个回忆、某种喜好不放，以此主宰个人的生活。
胡学文写出一个没有未来远景的惶惑时代，活着不为获得什么，而是不要失去什么。每个人所爱的原本就不多，却又害怕失去，每个人的世界只剩自己内心那么一丁点执著的东西，以致看来多么贫困。
【作者简介】彭明伟，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李桂玲）
胡学文（一九六七-）这位出生于河北张家口的作家从新世纪之初陆续发表代表性作品，如中篇小说《秋风绝唱》（二○○○）、《飞翔的女人》（二○○二）、《命案高悬》（二○○六）等，他擅长写小人物的故事，创作的质量和数量在同辈人当中都相当可观，中篇小说尤其突出，但他在读者圈的名气显然不能与他的创作成就成比例，二○一五年鲁迅文学奖终于落在他头上，算是对他的成就给予了迟来的肯定。台湾目前仅有一本胡学文的集子《飞翔的女人》（台北秀威，二○一○），收录了五个中篇，我手边还有另一本《我们为她做点儿什么吧》（二○一四）选录胡学文后续发表的中短篇。不少评论家都不约而同谈到胡学文在二○一○年前后创作有了明显转变，趋向探索人性的复杂性，敘述形式也更富于实验性，但很少评论家谈及胡学文思想转变的问题——我以为这是更为要紧的。
卢卡契曾谈及小说的“远景”问题，以此判断作家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看法，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末尾引出了十二月党人的事件，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对历史发展的进步观点。胡学文二○一○年前后的转变恰恰牵涉到这个“远景”问题。我想先借比较《飞翔的女人》中的《虬枝引》（二○○九）与《我们为她做点儿什么吧》中的《从正午开始的黄昏》（二○一一）两个中篇来说明远景之有无的问题。
《虬枝引》讲述乔风这位农民在进城打工多年后决心返回家乡定居的故事。在故事开头，乔风为了在城里同居的女人刘云，准备回家与妻子离婚，他回到家乡后却找不到村落民居的影子，连耸立村口的大树都不见，整个村子奇幻一般凭空消失，所有的村人不知去向。在这奇幻的情节之后，乔风个人的命运仍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来发展。乔风锲而不舍地四处打听寻找消失的村人，同时他在大城里打工谋生也日益艰难，后来刘云也怀了孕，于是他决定带刘云回家乡，两人同心创建一个家庭。在《虬枝引》末尾，胡学文写道：
……树苗细细瘦瘦，和村里的古树自是不能相比，但立在那儿，一个村子的轮廓就出来了。几十年，上百年，一样枝繁叶茂。乔风似乎望见了盘盘曲曲的枝条在空中伸展的樣子，它们越过村庄，越过湖水，越过田野，一直伸向远方。
当晚乔风遥想村庄未来的远景异常兴奋，喝了酒在帐篷里入睡，半夜起身小解后，却发觉帐篷不见了，自己刚栽下的柳树苗也凭空消失了。
这样的小说结尾透露出胡学文的挣扎，他和他的小说人物希望看见村庄的空地上重建一个新的村庄，像乔风这样的农民不必离乡背井、抛家弃子在大城里打工，而能在家乡安身立命、重建家庭。这样的努力竟然也在一瞬间化为乌有。《虬枝引》是作者自己特别钟爱的一篇，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全篇情感饱满而自然，将农民工的人物心理与社会问题两部分相当紧密交融起来，颇能传达当今时代社会变迁的矛盾感受。
《我们为她做点儿什么吧》这集子收录的中短篇几乎都在《虬枝引》之后发表，这些作品里不仅不再有未来远景、社会理想，甚至连幻灭都没有，因为所有小说人物在现实生活里无一不感到失落。小说人物的生命只剩不断回顾过去、缅怀往昔或是终日活在负疚追悔之中。如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从正午开始的黄昏》里男主人公乔丁怀着负疚感，不断回味自己与那位死去的女贼凤凰女的往日时光。小说结尾是没有未来的，每个人物都在自己的秘密中活得安然自在，何尝需要未来？
明显不同的是，早年的短篇《一个人和一条路》（二○○六），讲述瘫痪多年的老人乔多多临终前想到镇上看看。许多年前某一天他与妻子到镇上领结婚证，他最近总是梦见当时的情景：
那天，乔多多和妻子还是等见了管结婚的。竟然是一位姑娘，岁数怕是没妻子大呢。可是姑娘却不像妻子那么害羞，声音脆脆地问乔多多和妻子是不是自由恋爱。甭说妻子了，乔多多听着都脸红。两个人扭捏着，不知如何开口。乔多多和妻子打小一块儿玩，但没有自由过，是媒人说合的。两个人的手今天在路上才拉在一起。乔多多理解的自由是两个人想怎样就怎样，是已经亲了搂了抱了。两个人闭口不答，姑娘不高兴了。乔多多不得已，小声说，没自由过，就拉过一次手。姑娘噗哧笑了……
他想再见见当年办理结婚登记的那位好心的姑娘。儿子于是借了驴车拉乔多多上路，老人在往镇上的途中含笑安息，他仿佛沉湎在美好的回忆中，不过死亡对老人并不可怕，反倒是对未来的期待，他希望能在死后见到与他感情融洽的亡妻。这篇以死亡收尾的故事，结局情调却是开朗的喜剧感。
胡学文从早期擅长的乡镇生活题材，近年转而拓展现代城市生活的题材，特别着重描写人我的疏离、亲友间彼此怀疑猜忌的病态。如短篇《我们的病》便以黑色喜剧风格的手法挖苦了这种现代城里人的病态精神。故事讲述一位出租车司机因猜疑待他不薄的大哥而搞得兄弟绝情、闹上官司，同时，他的车后座载着一对情侣，两人从上车后便为第三者的事而争吵不休。对于这种时代的病态，出租车司机最后心想：“我不认识他们，可他们和我一样，身体的某个地方出了问题。看起来，这不是什么事没什么可怕，可它的可怕也正在于它看起来不可怕。”胡学文在一系列写现代人婚恋题材的小说里无不紧盯这一看似没有问题的可怕问题，特别刻画夫妻情人间的怀疑猜忌心理，如中篇《背叛》，短篇《离婚》《审判张吾同》《关系》等。
与这些小说形成高度反差的是《冬日里的套子》（二○一一）这一短篇，胡学文讲了一则贫穷的农民夫妻鹣鲽情深的故事。主人公郝生把被医生宣告病重无望的妻子一步一步背回家，庞大的医疗费用早已让郝生家徒四壁，再也拿不出营养的肉品让仅剩一个月生命的妻子滋养身子。妻子说想吃兔肉，于是郝生在草滩里布下许多细铁丝拧成的套子。胡学文写道：“这是郝生为女人唯一能做的事了，他又那样的恐惧，觉得女人吃了兔子肉就会离他而去，女人离那个地方已经很近很近了。郝生无法挽留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远去。”无奈接连几日下来套子都是空空的，半只兔子也没逮着。郝生最后终于捡了一只与老鹰争抢而来的死兔子，他欢欣地为妻子烹煮兔肉，可惜妻子没尝上一口就过世了。小说末尾一段，胡学文极其凝重地写着： 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
第二年的冬日，我依然看见郝生在滩里布套子。郝生的套子出奇地大，野兔一钻就能钻过去。没有人理解郝生为什么要干这种没用的事，只有我知道。郝生一边布套子，一边回头。不远处，他的女人正默默地注视着他。黄昏，我还看见郝生穿着那双翻毛皮鞋，背着女人一步一步往村里走。
空的套子永远捉不住兔子，挽住即将消失的一刻，将妻子永远留住。这一篇是必得有“我”来见证郝生夫妻的故事，非常动人（不免有些温情）、悼亡情调浓厚的短篇，篇幅虽短，却凝聚了胡学文所向往的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契合，夫妻情人间不渝的至情。郝生在妻子逝去后，他活着的唯一动力便只是挽回那已经失去的妻子，即便这仅仅是幻影。
获奖的中篇《从正午开始的黄昏》应当说是脱胎自《冬日里的套子》这悼亡的短篇，故事基本架构是主人公乔丁不忍忘怀的深情，只是故事线索稍加复杂，胡学文将当代城里人的婚姻生活中的真情与虚情相互交错参杂而写就。若论悼亡情感深厚与表现自然，这中篇可能还稍逊短篇一筹。胡学文讲述男主人公乔丁的双重生活，他平日是经营小店卖酒的老板，和妻子吴欢、女儿果果过着平静的家庭生活，但每隔一阵子他便旅行到各城市潜入富人家中行窃，每次透过这种奇特的“仪式”，仿佛召唤凤凰女与他一起行动，重温他对死去的凤凰女无法忘怀的情感，享受这位野蛮女友的骄纵任性。
这篇故事由两条主线交错而成，一是乔丁和凤凰女两人在各城市联手行窃的往事，另一是乔丁和妻子吴欢、岳母间的日常生活，不过细究之下，故事重点仍是乔丁与凤凰女之间的旧情，以及他如何割断与凤凰女的情感纠缠，告别了凤凰女，决心结束双重生活。故事开始时，乔丁的野蛮女友凤凰女已经在一次行动中失手身亡，之后乔丁也与吳欢结婚生女，他自认可自由切换这双重生活，彼此互不干扰，他也无愧于妻子吴欢。在凤凰女意外死后，“负疚时时啃噬着他。遇见吴欢之后，他渐渐从阴影中走出，但并没有放弃他和他的仪式。他从未告诉过吴欢，那是他自己的秘密。”可是某一次行动时，乔丁即偶然与岳母在陌生男人家中撞见，两人看穿了彼此不堪的秘密，一个小偷，一个情妇。就情节来说，这实在出奇且富有想象力，故事后头还大有发挥空间，但实际上胡学文写乔丁与岳母之间的紧张角力不仅所用篇幅不多，而且施加的力度也不足，远不如写乔丁与凤凰女之间特殊的冒险患难的爱人同志情感来得生动深刻。胡学文写乔丁与凤凰女是用说故事叙述的笔法，写乔丁、与岳母、与妻子则多用分析说理的笔法，两条线索的风格差异很明显。在故事结尾，叙事者从俯瞰众生的角度说：
……茫茫尘世，黑夜白昼，每一颗跳动的心掩藏了多少秘密啊。他想起远去的她，想起岳母，李护工，杨护工，包括吴欢——也许他不知道罢了。秘密是生命的一部分。从早晨到正午，从正午到黄昏，秘密随生命生长，成为饱满结实的果子，散发着诱人的甜香。可总有一天，果实会干瘪坚硬，划伤碰触它的人。他一度认为岳母的秘密是肉体的纵欲，而他则关乎心灵。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傲慢——岳母内心藏着什么，外人如何知晓？岳母的秘密同样散发过香气——于她而言。
作者试图将乔丁个人所经历的背叛、秘密、忧伤视为人生的普遍现象，上升为人生的感悟，不过这段行文有些急躁，作者依照主观抒情的逻辑而非尊重故事现实发展的逻辑，急着将这么多人物的多条线索收拢起来，给故事下个定论。这样化约的人性论有时可见新意，但可能也有其偏颇，胡学文的小说由外向内转之后，抒情式的感悟常带有随意性。没有未来的社会发展远景，故事人物的命运走向不再明确，情节焦点也模糊起来。
大约在二○一○年以后胡学文的小说里不再有未来的远景，也淡化欢快开朗的情调。同时，如同不少评论家观察的，胡学文小说的写法有了明显转变，写作的重心由外在社会转向内在心理。我们稍稍比较《虬枝引》和《从正午开始的黄昏》两篇，便可看出《从正午开始的黄昏》里人物的内心戏比重大幅提高，且大幅增加了叙事者对人物心理的分析段落，如上面引用的这一段。
失去远景与趋向内心化这两者有何关联？失去了对未来的远景之后，胡学文的小说更趋于内心化，更着重探索人物内在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而非聚焦在人物与社会的冲突。胡学文是个具有高度现实感、充满社会矛盾意识的作家，可是在《我们为她做点儿什么吧》集子的小说里，几乎看不见故事人物为改善自身处境而与社会的不公不义进行抵抗（如早期的《飞翔的女人》里为找寻女儿的母亲荷子），社会场景被内心化处理，制度性、结构性的社会冲突矛盾也被转化为现代人彼此猜忌多疑的病态，顽固地抓住某个回忆、某种喜好不放，以此主宰个人的生活。
胡学文写出一个没有未来远景的惶惑时代，活着不为获得什么，而是不要失去什么。每个人所爱的原本就不多，却又害怕失去，每个人的世界只剩自己内心那么一丁点执著的东西，以致看来多么贫困。
【作者简介】彭明伟，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