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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是鲁迅与胡风、聂绀弩、萧军等几个人自办的刊物。
胡风说：“一天，鲁迅告诉我，萧军和聂绀弩都写信给他，要出刊物，他觉得这样会分散力量，办不好；不如以我为中心合出一个，我告诉了萧和聂，他们也都同意了。拟刊名的时候，鲁迅提出了《闹钟》，我提出了《海燕》，他马上同意用《海燕》。下一次我去时，他把写好了的‘海燕’两个字交给了我。” （《胡风回忆录》）编辑工作是以胡风为主进行的。聂绀弩回忆：他在离开《中华日报》时，报馆欠他一笔稿费。后来给了一部分，其余部分答应承印他的书刊时不要钱，以作抵。他答应了。“那时候，在鲁迅先生的倡议和全力支持下，我们编辑了《海燕》。”“我们连一点经费都没有，正愁无力付印，这一下有了出版印刷的地方了。《海燕》的一应杂务：校对、排版等等都由我承担，对外算是我主编。”（季强：《聂绀弩谈〈动向〉和〈海燕〉》）萧军说：“印刷费用的来源，鲁迅先生可能是出十元，瞿秋白的稿费（他已去苏区了，无法邮寄）有十几元，其余大家三元、五元又凑了一些。”（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萧军谈〈译文〉〈作家〉〈海燕〉和〈鲁迅先生纪念集〉等》）
1936年1月，《海燕》在上海创刊。创刊号封面，鲁迅题写的刊名与巴比塞的半身侧像互为映衬，简洁大方。内文有鲁迅的小说《出关》、杂文《“题未定”草》（六至七）、《文人比较学》、《大小奇迹》以及奚如的《在塘沽》、田军（萧军）的《大连丸上》、萧红的《访问》、胡风的《文艺界的风习一景》等作品。另有陈节（瞿秋白）译高尔基的《论白党侨民的文学》。
《海燕》在形式上与当时别的刊物有两点不同：一是正文不采用通行的竖排，而改为横排。因为工人不习惯横排，费力费时，排字费得增加百分之二十。《海燕》还是决然采取了这项革新措施。一是全部采用小字号。这主要是想多给读者一点东西。因为同样的篇幅，用新五号和六号，可以多容纳三分之一的内容。
第一期问世的当天就在四马路卖光了。鲁迅很高兴。1935年1月19日鲁迅日记：“晚同广平携海婴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海燕》第一期出版，即日售尽两千部。”这是庆功的聚餐。接着，大家组织第二期稿件。
《海燕》当时是作为合法刊物出版的。聂绀弩说，照当局规定，“一定要有发行人和地址，要交给法院的。我们当时拿不出一个人来，第一期就写了一个假的发行人和地址，是我搞的。出版后，法院到卖书书店来说人和地址都是假的，下次出版要真的人和地址，否则不准出”。（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聂绀弩谈“大众语”和“旧形式的采用”的讨论和〈海燕〉停刊等》）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胡风回忆：第一期的版权页，编辑人“用了一个史青文的假名字，后者只印了一个空头的‘海燕文艺社’。总代售印了‘群众图书公司’，那是曹聚仁教授办的，当是聂绀弩事先和他讲好了的。出版后，国民党就向书店找编辑人和出版人了。聂找了曹聚仁，曹愿意当出版人负法律责任”。（《胡风回忆录》）
聂绀弩的说法有所不同，他在《论乌鸦》中记述：“一晚，我走到曹聚仁先生的住处附近，忽然想起他的住址本来是公开的；他自己就在办刊物，当一个文艺刊物的发行，在他理解刊物性质的人，该不会认为怎么危险，于是鬼使神差，立刻去拜访他。他答应了，并且谈得很相洽，我一面兴高采烈的通知鲁迅他们，一面就在刊物上印上‘发行人曹聚仁’字样。”写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46年，三十年后的回忆大同小异：两人入座之后，“我就问曹：‘你做发行人行吗？’谈了半天，最后曹聚仁没有直接说不行，也没有明确说可以，分手时我以为是答应了，于是第二期我就写上了曹聚仁的名字和他家的地址”。（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聂绀弩谈“大众语”和“旧形式的采用”的讨论和〈海燕〉停刊等》）
不论是胡风说的“曹聚仁愿意”，还是聂绀弩说的他“以为曹聚仁答应了”，2月20日出版的第二期印上了“发行人曹聚仁”，这是今天存世的第二期《海燕》藏品中有案可查的事实。（不过，当年的第二期中也有版权页上为“发行人张仲名”的一种，很可能是《海燕》第二期3月1日再版时，将“曹聚仁”改为“张仲名”的。）第二期一出版就风波迅起。
曹聚仁对将他列为发行人、名字印在杂志上大为恼火。聂绀弩说：“我到书店一看，只见曹聚仁在书店里一本本的把自己的名字画去了，并质问我：‘你为什么不经我的同意，就把我的名字印上去’。”（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聂绀弩谈“大众语”和“旧形式的采用”的讨论和〈海燕〉停刊等》）
曹聚仁不仅要求把他的名字勾掉，还在2月19日、20日连续两天给鲁迅写信剖白。鲁迅日记1936年2月20日记：“得曹聚仁信，即复。”21日记：“得曹聚仁信，即复。”但现存的鲁迅书信中仅有21日对曹聚仁的回复，信中说：
奉惠函后，記得昨曾答复一信，顷又得十九日手书，蒙以详情见告。我看这不过是一点小事情，一过也就罢了。
我不会误会先生。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海燕》虽然是文艺刊物，但我看前途的荆棘是很多的，大原因并不在内容，而在作者。说内容没有什么，就可以平安，那是不能求之于现在的中国的事。其实，捕房的特别注意这刊物，是大有可笑的理由的。
鲁迅对曹聚仁的退缩态度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谅解的。没有想到的是，2月22日《申报》广告版（第五版）又登出了《曹聚仁否认海燕发行人启事》，曹公开申明《海燕》窃取了他的名字。全文如下：
旬日以前，聚仁以群众杂志公司代售各种刊物，须有切实负责人出面以明责任；因商请海燕社来店接洽人聂绀弩先生，推定负责人填写登记表向当局登记。忽一日，聂先生来舍，留条请聚仁为发行人，聚仁当即去函拒绝，乃第二期海燕底页仍刊有“发行人曹聚仁”字样，聚仁既非该社社员，不敢掠人之美，特此郑重否认。
聂绀弩说：“曹聚仁后来又去告到法院，他脱了身了。结果法院对我起诉，对书店说，要聂绀弩在几月几日到法院听候审判，我当然不去，当时我住在租界里，如果到法院那边即华界去，就可能回不来了。结果对我缺席审判，罚款五十元。我当然没有去交款。我估计如果真正找一个发行人，《海燕》还可以搞下去的。当时萧军特别表示不要弄了，后来就不弄了。”（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聂绀弩谈“大众语”和“旧形式的采用”的讨论和〈海燕〉停刊等》）
2月2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一、抨击本党外交政策；二、宣传普罗文化；三、鼓吹人民政府”等罪名，查禁《海燕》。
胡风说：他（指曹聚仁——引者）“见到国民党官就把他知道的《海燕》的情况全部说了，并声明悔过，决不做《海燕》的发行人。他安然无恙，照旧当教授，但《海燕》不得不停止了唱歌和呼吸了。”（《胡风回忆录》）
查禁当天，鲁迅致杨霁云信：《海燕》“现已以‘共’字罪被禁”。同日，另致曹靖华信：“《海燕》已以重罪被禁止，续出与否不一定。一到此境，假好人露真相，代售处赖钱，真是百感交集。”
这年十月出版的《作家》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有鲁迅的《半夏小集》，文中之五是一段对话：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胡风认为B的原型就是曹聚仁，说：鲁迅信中说“他了解曹的‘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这‘苦心孤诣’的意思并不简单。把它当作‘安抚’也可以，当作不得已的讽刺话看也可以”。（《胡风回忆录》）
胡风说：“一天，鲁迅告诉我，萧军和聂绀弩都写信给他，要出刊物，他觉得这样会分散力量，办不好；不如以我为中心合出一个，我告诉了萧和聂，他们也都同意了。拟刊名的时候，鲁迅提出了《闹钟》，我提出了《海燕》，他马上同意用《海燕》。下一次我去时，他把写好了的‘海燕’两个字交给了我。” （《胡风回忆录》）编辑工作是以胡风为主进行的。聂绀弩回忆：他在离开《中华日报》时，报馆欠他一笔稿费。后来给了一部分，其余部分答应承印他的书刊时不要钱，以作抵。他答应了。“那时候，在鲁迅先生的倡议和全力支持下，我们编辑了《海燕》。”“我们连一点经费都没有，正愁无力付印，这一下有了出版印刷的地方了。《海燕》的一应杂务：校对、排版等等都由我承担，对外算是我主编。”（季强：《聂绀弩谈〈动向〉和〈海燕〉》）萧军说：“印刷费用的来源，鲁迅先生可能是出十元，瞿秋白的稿费（他已去苏区了，无法邮寄）有十几元，其余大家三元、五元又凑了一些。”（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萧军谈〈译文〉〈作家〉〈海燕〉和〈鲁迅先生纪念集〉等》）
1936年1月，《海燕》在上海创刊。创刊号封面，鲁迅题写的刊名与巴比塞的半身侧像互为映衬，简洁大方。内文有鲁迅的小说《出关》、杂文《“题未定”草》（六至七）、《文人比较学》、《大小奇迹》以及奚如的《在塘沽》、田军（萧军）的《大连丸上》、萧红的《访问》、胡风的《文艺界的风习一景》等作品。另有陈节（瞿秋白）译高尔基的《论白党侨民的文学》。
《海燕》在形式上与当时别的刊物有两点不同：一是正文不采用通行的竖排，而改为横排。因为工人不习惯横排，费力费时，排字费得增加百分之二十。《海燕》还是决然采取了这项革新措施。一是全部采用小字号。这主要是想多给读者一点东西。因为同样的篇幅，用新五号和六号，可以多容纳三分之一的内容。
第一期问世的当天就在四马路卖光了。鲁迅很高兴。1935年1月19日鲁迅日记：“晚同广平携海婴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海燕》第一期出版，即日售尽两千部。”这是庆功的聚餐。接着，大家组织第二期稿件。
《海燕》当时是作为合法刊物出版的。聂绀弩说，照当局规定，“一定要有发行人和地址，要交给法院的。我们当时拿不出一个人来，第一期就写了一个假的发行人和地址，是我搞的。出版后，法院到卖书书店来说人和地址都是假的，下次出版要真的人和地址，否则不准出”。（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聂绀弩谈“大众语”和“旧形式的采用”的讨论和〈海燕〉停刊等》）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胡风回忆：第一期的版权页，编辑人“用了一个史青文的假名字，后者只印了一个空头的‘海燕文艺社’。总代售印了‘群众图书公司’，那是曹聚仁教授办的，当是聂绀弩事先和他讲好了的。出版后，国民党就向书店找编辑人和出版人了。聂找了曹聚仁，曹愿意当出版人负法律责任”。（《胡风回忆录》）
聂绀弩的说法有所不同，他在《论乌鸦》中记述：“一晚，我走到曹聚仁先生的住处附近，忽然想起他的住址本来是公开的；他自己就在办刊物，当一个文艺刊物的发行，在他理解刊物性质的人，该不会认为怎么危险，于是鬼使神差，立刻去拜访他。他答应了，并且谈得很相洽，我一面兴高采烈的通知鲁迅他们，一面就在刊物上印上‘发行人曹聚仁’字样。”写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46年，三十年后的回忆大同小异：两人入座之后，“我就问曹：‘你做发行人行吗？’谈了半天，最后曹聚仁没有直接说不行，也没有明确说可以，分手时我以为是答应了，于是第二期我就写上了曹聚仁的名字和他家的地址”。（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聂绀弩谈“大众语”和“旧形式的采用”的讨论和〈海燕〉停刊等》）
不论是胡风说的“曹聚仁愿意”，还是聂绀弩说的他“以为曹聚仁答应了”，2月20日出版的第二期印上了“发行人曹聚仁”，这是今天存世的第二期《海燕》藏品中有案可查的事实。（不过，当年的第二期中也有版权页上为“发行人张仲名”的一种，很可能是《海燕》第二期3月1日再版时，将“曹聚仁”改为“张仲名”的。）第二期一出版就风波迅起。
曹聚仁对将他列为发行人、名字印在杂志上大为恼火。聂绀弩说：“我到书店一看，只见曹聚仁在书店里一本本的把自己的名字画去了，并质问我：‘你为什么不经我的同意，就把我的名字印上去’。”（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聂绀弩谈“大众语”和“旧形式的采用”的讨论和〈海燕〉停刊等》）
曹聚仁不仅要求把他的名字勾掉，还在2月19日、20日连续两天给鲁迅写信剖白。鲁迅日记1936年2月20日记：“得曹聚仁信，即复。”21日记：“得曹聚仁信，即复。”但现存的鲁迅书信中仅有21日对曹聚仁的回复，信中说：
奉惠函后，記得昨曾答复一信，顷又得十九日手书，蒙以详情见告。我看这不过是一点小事情，一过也就罢了。
我不会误会先生。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海燕》虽然是文艺刊物，但我看前途的荆棘是很多的，大原因并不在内容，而在作者。说内容没有什么，就可以平安，那是不能求之于现在的中国的事。其实，捕房的特别注意这刊物，是大有可笑的理由的。
鲁迅对曹聚仁的退缩态度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谅解的。没有想到的是，2月22日《申报》广告版（第五版）又登出了《曹聚仁否认海燕发行人启事》，曹公开申明《海燕》窃取了他的名字。全文如下：
旬日以前，聚仁以群众杂志公司代售各种刊物，须有切实负责人出面以明责任；因商请海燕社来店接洽人聂绀弩先生，推定负责人填写登记表向当局登记。忽一日，聂先生来舍，留条请聚仁为发行人，聚仁当即去函拒绝，乃第二期海燕底页仍刊有“发行人曹聚仁”字样，聚仁既非该社社员，不敢掠人之美，特此郑重否认。
聂绀弩说：“曹聚仁后来又去告到法院，他脱了身了。结果法院对我起诉，对书店说，要聂绀弩在几月几日到法院听候审判，我当然不去，当时我住在租界里，如果到法院那边即华界去，就可能回不来了。结果对我缺席审判，罚款五十元。我当然没有去交款。我估计如果真正找一个发行人，《海燕》还可以搞下去的。当时萧军特别表示不要弄了，后来就不弄了。”（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聂绀弩谈“大众语”和“旧形式的采用”的讨论和〈海燕〉停刊等》）
2月2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一、抨击本党外交政策；二、宣传普罗文化；三、鼓吹人民政府”等罪名，查禁《海燕》。
胡风说：他（指曹聚仁——引者）“见到国民党官就把他知道的《海燕》的情况全部说了，并声明悔过，决不做《海燕》的发行人。他安然无恙，照旧当教授，但《海燕》不得不停止了唱歌和呼吸了。”（《胡风回忆录》）
查禁当天，鲁迅致杨霁云信：《海燕》“现已以‘共’字罪被禁”。同日，另致曹靖华信：“《海燕》已以重罪被禁止，续出与否不一定。一到此境，假好人露真相，代售处赖钱，真是百感交集。”
这年十月出版的《作家》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有鲁迅的《半夏小集》，文中之五是一段对话：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胡风认为B的原型就是曹聚仁，说：鲁迅信中说“他了解曹的‘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这‘苦心孤诣’的意思并不简单。把它当作‘安抚’也可以，当作不得已的讽刺话看也可以”。（《胡风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