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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徒制是一种以口传身授为主要形式的技能传授方式，从人类早期社会一直存在且发展至今。师徒关系作为中国特有的传统人际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涵也随之改变，存在与其相匹配的符号、价值观念，这种变化是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一种现实缩影。换言之，师徒关系的变迁过程本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本研究拟从社会学和中国研究的视角出发，从时空脉络来研究传统师徒关系，力图通过中国传统师徒关系变迁过程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关键词：师徒关系 变迁 社会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师傅的引导下习得知识和技能的师徒制，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师徒关系作为中国特有的传统人际模式，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本质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变迁。
从国内外研究相关领域现状来看，以往研究只注重师徒关系的表层特征，缺乏对其变迁特质、过程的系统研究。而对师徒关系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关系研究，更是对社会整体变迁的见证。师徒关系对于研究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的综述
国外师徒制研究涉及人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人类学家认为，师徒制以同台作业为前提，本质上是师傅从全面提供脚手架到逐渐撤离、徒弟合法边缘参与的过程。心理学家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指出，徒弟可通过师徒关系在职业生涯和社会心理上获得帮助。管理学家则关注师徒制对师徒双方的影响，强调双方在互动中能够达到双赢。徒弟能够在互动、交流中获取知识，增强自身技能，提高效率；师傅也能在其中获得新灵感，从而促进创新。
然而从国内理论界来看，对师徒关系的研究则比较薄弱。目前国内对师徒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学、教育学的研究。管理学家对国有企业、工厂师徒制技能传承的制度匹配问题、利益冲突结构进行探究，并且认为，师徒制是传播、共享企业隐性知识的重要途径。教育学家认为学校中的师徒制的存在“形式”大于“实质”；过于重视老教师的权威地位、忽视年轻教师的主观能动作用，应创新学习机制，综合发挥多方面力量等等。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得出以往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传统师徒关系作为一种中国特殊的组织模式，以往研究没有从中国研究的角度来研究传统师徒关系。其二，目前国内学界对师徒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学、管理学的研究，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较为稀缺。其三，以往研究只注重师徒关系的表层特征，缺乏对其变迁特质、过程，如何变迁的系统研究。其四，师徒关系变迁的实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必然与社会结构发生某种关系，因此通过中国传统师徒制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从结构视角对师徒关系展开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三、师徒关系的变迁过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师徒制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历史学界基本上认为师徒制是从近代开始在中国各行各业中兴起并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其一，传统中国时期，师徒关系的特质体现为多行业领域，重视知识、技能的养成，同时渗透着中国传统家族的伦理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徒关系呈现出亲密的、拟血缘化的色彩，传授内容也涉及生活技艺、学识、道德等多方面。
通常情況下，师徒关系以及其所建立起来的彼此间的权利与义务，即使在授业关系解除后，也常依然延续于乡里社会之间。这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延续，更是“师”之拟君父化之礼法地位的体现。“尊师重道”，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为师徒关系与义务的延续，提供了社会伦理与文化基础，这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维系“师体”尊严的重要层面之一。
其二，晚清民国时期，师徒关系经历了现代化的改造过程，师徒关系的特质体现为手工业领域，师徒关系与劳资关系相结合，工厂制的师徒关系应运而生。同时，“师徒相承、口传心授”开始向新时期“学校教育”转型，开始重视理论和实践教育。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各行业的知识技能普及日益广泛。同时，行会制度的兴盛也为师徒制揭开了新的篇章。
在民国成立后，为使师徒制适应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工商业组织进行了法规建设，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学徒不必向师傅学习复杂工艺，取而代之的是简单工序；其二，业主兼师傅被经理和监督所取代，师徒间不再亲密指导、朝夕相伴；其三，师徒制不仅是职业技术传授制度，也是一种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使得学徒数量不再受到严格限制。
然而，在除了一些传统手工业外的其他领域，依然依靠师傅向徒弟传授技艺，学徒由学习者变成了重要的劳动力。在习业期间，学徒人生权利被剥夺，并需要向师傅单方面作出保证。师徒关系的背后实则是利益尖锐对立的劳资关系。学徒仍处于最低等的奴仆地位，封建宗法色彩依然存在，不平等契约化雇佣特点突出。另外，随着劳工制度的颁布，对学徒技艺的要求和劳动力价值的认可，为师徒关系由封建宗法性走向现代经济契约性奠定了基础。
其三，单位制时期，宗法伦理色彩逐渐淡化，师徒关系中学徒地位相对上升，对老师的依附性减弱，师徒间地位发生变化，但老师凭借其薪资、才能、资历等优势，仍在师徒关系中占上风。
新中国成立后，维护学徒权利及合法权益的新规定陆续出台，对学徒学习期限、生活补贴、工伤医疗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师徒关系体现平等性，以教学契约为纽带，师徒间的责权更加明确。但因当时经济条件的约束，师徒之间出现了利益相争的情况。
然而，在市场经济时期，徒弟的职业生涯已不再具有终身性，以往的代际关联基本消失。以派系结构为主的行动单元也受到了工厂管理体制的大力限制。
其四，改革开放后，师徒制被现代学校制度逐渐取代，工厂制的师徒制基本淡出市场。
80年代以后，中国工业开始了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国家在用工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即采取“先招生，后招工”“先培训，后就业”的方针，企业不再主要招收学徒工，而更多的面向各大中专及职业技工院校招收工人。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制几乎不复存在，经历了现代化的变革。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教育模式，注重培养面向实践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对企业中学徒制的实践进行规范，师徒关系一旦确立，权责明确。师徒间相互促进、启发，达到教学相长，师徒关系趋于平等、融洽。 四、师徒关系变迁背后的社会建构
传统师徒关系作为一种中国特殊人际关系模式，其背后承载着中国传统伦理关系、承载着社会的变迁。长期以来，我国民间师徒制就一直处于一种自发、渐进的调整与反馈的状态，以内在制度的运行方式对人们与社会产生影响。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崇奉“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流行。在五伦中，“君亲师”起关键作用，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生产秩序，稳定了人际关系。而师徒关系是非血缘关系中最具体而微的一种关系，在社会生产土壤中自然产生，并依赖长期发展中由全民参与的约定俗成的规则约束建立，没有来自明文法规的强制维系。尊师重道、口传身授被赋予道德意义，以不明言说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师徒关系之中，其内在的伦理关联，实质上是身份强制与不平等的体现。
古语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由此可见，师徒之间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相互影响、作用的共同体。师徒在相互选择的温情背后，存在师父期望“传道”和徒弟谨慎“投生”的隐形利益关系。师徒间的代际关联是永久性的，正式的科层制关系嵌入到师徒制所形成的普遍的社会连带关系之中。师徒之间遵循情与理的“特殊主义”的逻辑，而非正式组织的规范化逻辑。师徒之间长久、牢固的关系，是对科层制下具体职位的流动性的重要补充。
从外部条件看，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推动了师徒制中师徒关系的演变。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大都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子承父学。在财产私有化的影响下，统治阶级将师徒制作为其笼络人才及培养势力的重要手段。随着行会的发展，使得师徒制嵌入宗法家长制之中，这成为维持其有效运行的社会土壤。受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徒弟的劳动价值被师傅剥夺，师徒间呈现出不平等的雇佣色彩。
在计划经济调控下，师徒间虽权责明确，却也存在利益相争，通过传艺等方面的障碍便可见一斑。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政治承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去市场化的生产组织以及工人群体新关系等建构了师徒制的演变轨迹，不仅将师徒制这一工厂技能形成方式纳入国家计划体系中，实现了制度、传授内容及过程的控制，而且通过单位体制为师徒制技能形成稳定秩序奠定了基础。
在市场经济调节下，国家退场与市场力量的释放改变了师徒制相关行动者的行动方式。国家政策也在走向市场化，“先招生、后招工”“先培训、后就业”的方针取代了单位制时期的统包统配的用工方式。师徒制逐步向合理化推进。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制不复存在，经历了现代化的变革。
通过对师徒制变迁过程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行动者围绕师徒制技能形成展開的互动事实证明了理性的社会建构性。尽管师徒制是一种技能形成手段，但其变迁过程绝非只是单一的技术升级过程，它是在当时的社会情景下展开的，其中有各种各样具有不同利益和偏好的行动者，这些行动力量之间的互动形塑了师徒制变迁的发展方向。师徒制作为一种技能形成手段，其功能甚至命运被历史性地社会建构了。师徒关系的变迁过程本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五、结语
中国师徒制发展至今，经历了从传统中国时期、晚清民国时期、单位制时期，改革开放后这四个时期的演变，其组织制度由私人习惯发展到受相关职业领域约束的社会劳动和培训制度，再发展到由国家法律和专门机构管理，师徒制由私人领域逐步走向公共领域。
师徒关系也随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在不同形式的师徒制下演变至今，主要经历了“前师徒制”中家族父子之间、养父子之间的关系，在私人之外又具有了社会关系的性质，到行会制度下具有较强的宗法性的依附关系，到带有雇佣色彩的不平等契约化形式与近代劳工管理制度下的追求平等师徒关系的过渡，到责权更加明确的理性化、契约化师徒关系，师徒关系逐渐迈向平等化、理想化。
传统师徒制中，师徒之间关系的约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于师傅自身德行，缺乏法律法规和监管。直到行会及后来的师徒制阶段，师徒关系开始进入机构或国家的监督层面，公共性质逐渐凸显。而随着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介入，现代师徒制下的师徒关系逐步呈现出政府、企业、行业等“多方监督”的态势。并且，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其之间的互动形塑了师徒制变迁，师徒关系的变迁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本文以对时代变迁的整体视角去分析师徒关系的转变，并力图将中国传统师徒关系的转变作为一种现实缩影，来透视中国近几十年的体制乃至社会整体结构的变迁，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星.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朱立凡.时代变迁的缩影：国有工厂内的“师徒制”[J].中国校外教育，2015（12）.
[3]韩翼.师徒关系结构、作用机制及其效应[J].管理评论，2013（7）.
[4]陈俊兰.中国学徒制的现实与运行机制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1（33）.
[5]傅春晖，渠敬东.单位制与师徒制——总体体制下企业组织的微观治理机制[J].社会发展研究，2015（5）.
关键词：师徒关系 变迁 社会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师傅的引导下习得知识和技能的师徒制，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师徒关系作为中国特有的传统人际模式，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本质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变迁。
从国内外研究相关领域现状来看，以往研究只注重师徒关系的表层特征，缺乏对其变迁特质、过程的系统研究。而对师徒关系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关系研究，更是对社会整体变迁的见证。师徒关系对于研究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的综述
国外师徒制研究涉及人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人类学家认为，师徒制以同台作业为前提，本质上是师傅从全面提供脚手架到逐渐撤离、徒弟合法边缘参与的过程。心理学家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指出，徒弟可通过师徒关系在职业生涯和社会心理上获得帮助。管理学家则关注师徒制对师徒双方的影响，强调双方在互动中能够达到双赢。徒弟能够在互动、交流中获取知识，增强自身技能，提高效率；师傅也能在其中获得新灵感，从而促进创新。
然而从国内理论界来看，对师徒关系的研究则比较薄弱。目前国内对师徒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学、教育学的研究。管理学家对国有企业、工厂师徒制技能传承的制度匹配问题、利益冲突结构进行探究，并且认为，师徒制是传播、共享企业隐性知识的重要途径。教育学家认为学校中的师徒制的存在“形式”大于“实质”；过于重视老教师的权威地位、忽视年轻教师的主观能动作用，应创新学习机制，综合发挥多方面力量等等。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得出以往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传统师徒关系作为一种中国特殊的组织模式，以往研究没有从中国研究的角度来研究传统师徒关系。其二，目前国内学界对师徒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学、管理学的研究，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较为稀缺。其三，以往研究只注重师徒关系的表层特征，缺乏对其变迁特质、过程，如何变迁的系统研究。其四，师徒关系变迁的实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必然与社会结构发生某种关系，因此通过中国传统师徒制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从结构视角对师徒关系展开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三、师徒关系的变迁过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师徒制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历史学界基本上认为师徒制是从近代开始在中国各行各业中兴起并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其一，传统中国时期，师徒关系的特质体现为多行业领域，重视知识、技能的养成，同时渗透着中国传统家族的伦理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徒关系呈现出亲密的、拟血缘化的色彩，传授内容也涉及生活技艺、学识、道德等多方面。
通常情況下，师徒关系以及其所建立起来的彼此间的权利与义务，即使在授业关系解除后，也常依然延续于乡里社会之间。这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延续，更是“师”之拟君父化之礼法地位的体现。“尊师重道”，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为师徒关系与义务的延续，提供了社会伦理与文化基础，这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维系“师体”尊严的重要层面之一。
其二，晚清民国时期，师徒关系经历了现代化的改造过程，师徒关系的特质体现为手工业领域，师徒关系与劳资关系相结合，工厂制的师徒关系应运而生。同时，“师徒相承、口传心授”开始向新时期“学校教育”转型，开始重视理论和实践教育。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各行业的知识技能普及日益广泛。同时，行会制度的兴盛也为师徒制揭开了新的篇章。
在民国成立后，为使师徒制适应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工商业组织进行了法规建设，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学徒不必向师傅学习复杂工艺，取而代之的是简单工序；其二，业主兼师傅被经理和监督所取代，师徒间不再亲密指导、朝夕相伴；其三，师徒制不仅是职业技术传授制度，也是一种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使得学徒数量不再受到严格限制。
然而，在除了一些传统手工业外的其他领域，依然依靠师傅向徒弟传授技艺，学徒由学习者变成了重要的劳动力。在习业期间，学徒人生权利被剥夺，并需要向师傅单方面作出保证。师徒关系的背后实则是利益尖锐对立的劳资关系。学徒仍处于最低等的奴仆地位，封建宗法色彩依然存在，不平等契约化雇佣特点突出。另外，随着劳工制度的颁布，对学徒技艺的要求和劳动力价值的认可，为师徒关系由封建宗法性走向现代经济契约性奠定了基础。
其三，单位制时期，宗法伦理色彩逐渐淡化，师徒关系中学徒地位相对上升，对老师的依附性减弱，师徒间地位发生变化，但老师凭借其薪资、才能、资历等优势，仍在师徒关系中占上风。
新中国成立后，维护学徒权利及合法权益的新规定陆续出台，对学徒学习期限、生活补贴、工伤医疗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师徒关系体现平等性，以教学契约为纽带，师徒间的责权更加明确。但因当时经济条件的约束，师徒之间出现了利益相争的情况。
然而，在市场经济时期，徒弟的职业生涯已不再具有终身性，以往的代际关联基本消失。以派系结构为主的行动单元也受到了工厂管理体制的大力限制。
其四，改革开放后，师徒制被现代学校制度逐渐取代，工厂制的师徒制基本淡出市场。
80年代以后，中国工业开始了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国家在用工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即采取“先招生，后招工”“先培训，后就业”的方针，企业不再主要招收学徒工，而更多的面向各大中专及职业技工院校招收工人。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制几乎不复存在，经历了现代化的变革。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教育模式，注重培养面向实践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对企业中学徒制的实践进行规范，师徒关系一旦确立，权责明确。师徒间相互促进、启发，达到教学相长，师徒关系趋于平等、融洽。 四、师徒关系变迁背后的社会建构
传统师徒关系作为一种中国特殊人际关系模式，其背后承载着中国传统伦理关系、承载着社会的变迁。长期以来，我国民间师徒制就一直处于一种自发、渐进的调整与反馈的状态，以内在制度的运行方式对人们与社会产生影响。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崇奉“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流行。在五伦中，“君亲师”起关键作用，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生产秩序，稳定了人际关系。而师徒关系是非血缘关系中最具体而微的一种关系，在社会生产土壤中自然产生，并依赖长期发展中由全民参与的约定俗成的规则约束建立，没有来自明文法规的强制维系。尊师重道、口传身授被赋予道德意义，以不明言说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师徒关系之中，其内在的伦理关联，实质上是身份强制与不平等的体现。
古语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由此可见，师徒之间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相互影响、作用的共同体。师徒在相互选择的温情背后，存在师父期望“传道”和徒弟谨慎“投生”的隐形利益关系。师徒间的代际关联是永久性的，正式的科层制关系嵌入到师徒制所形成的普遍的社会连带关系之中。师徒之间遵循情与理的“特殊主义”的逻辑，而非正式组织的规范化逻辑。师徒之间长久、牢固的关系，是对科层制下具体职位的流动性的重要补充。
从外部条件看，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推动了师徒制中师徒关系的演变。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大都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子承父学。在财产私有化的影响下，统治阶级将师徒制作为其笼络人才及培养势力的重要手段。随着行会的发展，使得师徒制嵌入宗法家长制之中，这成为维持其有效运行的社会土壤。受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徒弟的劳动价值被师傅剥夺，师徒间呈现出不平等的雇佣色彩。
在计划经济调控下，师徒间虽权责明确，却也存在利益相争，通过传艺等方面的障碍便可见一斑。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政治承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去市场化的生产组织以及工人群体新关系等建构了师徒制的演变轨迹，不仅将师徒制这一工厂技能形成方式纳入国家计划体系中，实现了制度、传授内容及过程的控制，而且通过单位体制为师徒制技能形成稳定秩序奠定了基础。
在市场经济调节下，国家退场与市场力量的释放改变了师徒制相关行动者的行动方式。国家政策也在走向市场化，“先招生、后招工”“先培训、后就业”的方针取代了单位制时期的统包统配的用工方式。师徒制逐步向合理化推进。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制不复存在，经历了现代化的变革。
通过对师徒制变迁过程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行动者围绕师徒制技能形成展開的互动事实证明了理性的社会建构性。尽管师徒制是一种技能形成手段，但其变迁过程绝非只是单一的技术升级过程，它是在当时的社会情景下展开的，其中有各种各样具有不同利益和偏好的行动者，这些行动力量之间的互动形塑了师徒制变迁的发展方向。师徒制作为一种技能形成手段，其功能甚至命运被历史性地社会建构了。师徒关系的变迁过程本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五、结语
中国师徒制发展至今，经历了从传统中国时期、晚清民国时期、单位制时期，改革开放后这四个时期的演变，其组织制度由私人习惯发展到受相关职业领域约束的社会劳动和培训制度，再发展到由国家法律和专门机构管理，师徒制由私人领域逐步走向公共领域。
师徒关系也随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在不同形式的师徒制下演变至今，主要经历了“前师徒制”中家族父子之间、养父子之间的关系，在私人之外又具有了社会关系的性质，到行会制度下具有较强的宗法性的依附关系，到带有雇佣色彩的不平等契约化形式与近代劳工管理制度下的追求平等师徒关系的过渡，到责权更加明确的理性化、契约化师徒关系，师徒关系逐渐迈向平等化、理想化。
传统师徒制中，师徒之间关系的约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于师傅自身德行，缺乏法律法规和监管。直到行会及后来的师徒制阶段，师徒关系开始进入机构或国家的监督层面，公共性质逐渐凸显。而随着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介入，现代师徒制下的师徒关系逐步呈现出政府、企业、行业等“多方监督”的态势。并且，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其之间的互动形塑了师徒制变迁，师徒关系的变迁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本文以对时代变迁的整体视角去分析师徒关系的转变，并力图将中国传统师徒关系的转变作为一种现实缩影，来透视中国近几十年的体制乃至社会整体结构的变迁，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星.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朱立凡.时代变迁的缩影：国有工厂内的“师徒制”[J].中国校外教育，2015（12）.
[3]韩翼.师徒关系结构、作用机制及其效应[J].管理评论，2013（7）.
[4]陈俊兰.中国学徒制的现实与运行机制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1（33）.
[5]傅春晖，渠敬东.单位制与师徒制——总体体制下企业组织的微观治理机制[J].社会发展研究，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