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禁书犹如禁果，总是越禁越有魅力。古往今来，从东到西，曾有那么一批禁书，可望而不可及。而在它们堂而皇之，重见青日，或登堂入室，以光影的形式呈现时，你是否不得不唏嘘一下物事轮回？
影视制作：情有独钟是禁书
放眼世界银幕，从《洛丽塔》到《布拉格之恋》，从《汤姆叔叔的小屋》到《西线无战事》，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到《失乐园》，这些禁书的改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禁书，实质上是一种“禁止的愉悦”。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边试图禁止那些危险的愉悦，但禁止却又会唤起另一重愉悦。正如人类学家所说，禁忌是欲望的催化剂。越神秘，越能勾起你的欲望，恨不能一睹而后快。在这种催化剂下，书虽“禁”难“止”。只不过形式稍有变化，由公开转入半公开或者地下罢了。
当年冒天下之大不韪所读的文字和情节，现在居然做成巨幅广告在最繁华的街头招摇，在最高档 影院被光电声影放大无数倍，不遮，不掩，不躲，不藏。与之相伴随的是巨大的好奇心：看看荧屏或银幕究竟是如何演绎的？抽象的文字演变成了怎样的具象画面？平面的组织转化成立体的结构，线性的概念转化为交叉的时空，影视的观赏和文字的阅读是有着巨大差异的。为了感受这种差异，在亲切感的感召中，好奇心的驱使下，大批观众打开电视、走进影院，与自己心爱的禁书再来一次另样的阅读。
如果说禁书的观众基础决定了票房号召力的话，那么禁书的思想和内容则是影视创作难得的资源。
例如《失乐园》不仅仅是一本书而已，它是一个充满人类原欲的性爱乌托邦，传衍出一场心灵与肉体的挣扎。而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在今天读来，却依然和它首次出版时一样深入人心，因为它交织着政治与哲思、肉欲和灵性、趣味和深度。正如《华盛顿日报》点评：“当今写作，男女之间多重关系的作者中，没有人比得上昆德拉的智慧和洞察力。”说到描写男女关系，《查特来夫人的情人》看起来大肆宣扬的是性爱结合的美妙，和原始身体的碰撞情感，而其本质却是对当时冷冰冰的上流社会的唾弃，并用丧失了性功能来讽喻当时的上流阶层。《儿子与情人》之所以被禁，原因是“有悖伦理道德”。这是性爱小说之父劳伦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中人物的复杂心理状态刻划得相当细腻。1961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发起了禁书运动，在租用的一辆被称之为“淫秽书籍曝光车”所展示的不宜阅读的书籍中，《儿子与情人》首当其冲。
人物多而不乱，情节长而不散，思想深刻而不直白，名著的功力即在于此。所以说，曾被禁读的这些名著犹如宝库，不仅给影视剧创作提供用之不尽的资源，而且其成熟的小说技巧也给影视剧创作带来某些启发。例如《西线无战事》，雷马克曾说，这本书“以最简洁的方式描写了战壕里生活的人在人性方面的伟大和软弱”。小说没有主情节，结构看起来松散，但是它写得像剧本一样，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扣人心弦，非常富有镜头感。对以画面为第一要素的电影艺术来说，这些是最有价值的。有人称名著是“导演的卓越指南”，不无道理。
别样演绎：耳目一新在银幕
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总会存在着两个问题，不是电影一揽细节而忽略主题，就是突出主题而丧失细致的布局。
而《布拉格之恋》（改编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主题上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本片的导演菲利普·考夫曼历来擅长从小说中提炼主题。生命中的轻与重，在小说中表现得是如此深厚与凝重。但是，与作家的阐述方式有所不同，考夫曼的电影表现非常简单，只单纯地用托马斯与特蕾莎之间长久的爱情，来讲述这个哲学化问题。
《布拉格之恋》也许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里的一小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化成影像呈现在我们面前时，留给我们的思考就像电影中层出不穷的镜子一样触手可及，但又冰凉袭人。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成功影片对细节的关照。
“她完全沉浸在一种温柔的喜悦中，像春天森林中的飒飒清风，迷蒙地、欢快地从含苞待放的花蕾中飘出……在她千丝万缕互相交汇的身体里，欲望的小鸟正做着美好的梦。”这是劳伦斯笔下的查特莱夫人——康妮。
园丁健壮的身体，出现在康妮眼前，她几乎是本能的往后退缩。两个人逐渐走近，走近……肆无忌惮的裸体在森林里奔跑、在草地上做爱，人的赤裸肉体和大自然融在一起……这是银幕上的康妮。肯·杜塞尔的电影版《查特莱夫人》，对当时社会阶层的状况和风景、服装、交际等描写颇为出神，又比较忠实于原著，美致情色，让人耳目一新，为众家影评人所称道。
不仅编导给予昔日的禁书新的生命，演员出色的表演也让禁书焕发新的色彩。
导演亚德里安·林恩1997年把《洛丽塔》搬上了银幕。多米尼克·斯万，电影中洛丽塔的扮演者，她一路过关斩将，从25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让人惊诧的是，之前她并无任何演员经验。但正是这个没有任何来头的斯万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精灵形象——既有少女的纯真，又有女人的性感。影片中，洛丽塔趴在草坪上沐浴着阳光，身上微溅水滴的出场可谓情色经典。有人戏称，这幅画面很好地解释了男人们的恋蔻情结。
成功秘诀：立足现实拍经典
禁书改编影视剧本之路，并非鲜花盛开，例如曾经对有些剧本的改编恶评如潮。的确，如果你亲眼看见将禁书变成了一个个通俗的爱情肥皂剧，政治和哲学意义都成为虚化的背景，定会失望至极。所以，有批评家对出现在小说里的叙述者的“缺失”感到遗憾，有的探讨小说具有“不可改编性”，有的探讨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是否有同一性，有的认为改编的影视没了小说里的深刻意韵，或难以传达出小说的精髓。
从小说到剧本，涉及到太多的改编技巧。对于这些技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改编对像的选择是成功的关键。
我们看看奥斯卡金奖巨片《西线无战事》。小说被视为德国青年一代的控诉书，一战时惨遭封禁，解禁后，被译成29种文字，销量高达800万册，受到青年的热烈欢迎。
雷马克在1963年接受弗里德里希·卢夫特采访时说：“十八岁的青年本来应该面对生活，却突然面对着死亡。他们的命运如何呢？出于这个原因，我与其把《西线无战事》视为描写战争的书，毋宁视为描写战后的书。我一再问自己：我们将会怎样？我们在不得不与死神搏斗之后，我们能怎样生活？”雷马克在这本《西线无战事》的前言里也说：“它只是试图叙述那样一代人，他们尽管躲过了炮弹，但还是被战争毁掉了”。
《西线无战事》这部建立在同名小说基础之上的影片，通过一群德国士兵的眼睛展示了战争的残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写照。今天看来，这部影片仍然非常尖锐。
除了战争之外，有些对人性给予终极关怀的禁书，也是改编剧本的至选。
霍桑的小说《红字》被禁，是由于政治和宗教原因。书中描述的是十七世纪美国的清教徒殖民社会，发生了一宗年轻少妇在丈夫失踪的情况下跟当地牧师产生奸情的事。女主人公海丝特因怀孕而暴露奸情，但她宁愿接受严酷的惩罚：终生穿着绣着红字A的衣服，也不肯说出情夫的名字。但海丝特的丈夫突然归来，并不择手段追查奸夫身份加以报复，最后挑起了印第安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
1995年，《红字》被搬上了银幕。电影没有完全照搬小说的原貌，而是使故事更完整，人物行为和性格更突出更具特点。片中导演借用电影语言将人物心理活动具象化，用阿瑟的自责行为，丈夫的复仇计划等等呈现给观众。全篇以小珠儿的口气画外音叙述，结尾也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最后阿瑟还是由于过度的自责和内疚英年早逝，海丝特也没有再和别人在一起——“或许这就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吧！”
成功的影片改编，不仅会撩开禁书神秘面纱，而且会蕴含编剧一番良苦用心：但依然会让人接受。并且在接受的同时，更主动地探讨禁书今天的时代意义。
岁月如水，洗去无痕。当禁书已成往事，或许你内心深处还是留着某些影像的片段，让你咀嚼，让你回味。禁书与影视，的确是难了之缘。
影视制作：情有独钟是禁书
放眼世界银幕，从《洛丽塔》到《布拉格之恋》，从《汤姆叔叔的小屋》到《西线无战事》，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到《失乐园》，这些禁书的改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禁书，实质上是一种“禁止的愉悦”。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边试图禁止那些危险的愉悦，但禁止却又会唤起另一重愉悦。正如人类学家所说，禁忌是欲望的催化剂。越神秘，越能勾起你的欲望，恨不能一睹而后快。在这种催化剂下，书虽“禁”难“止”。只不过形式稍有变化，由公开转入半公开或者地下罢了。
当年冒天下之大不韪所读的文字和情节，现在居然做成巨幅广告在最繁华的街头招摇，在最高档 影院被光电声影放大无数倍，不遮，不掩，不躲，不藏。与之相伴随的是巨大的好奇心：看看荧屏或银幕究竟是如何演绎的？抽象的文字演变成了怎样的具象画面？平面的组织转化成立体的结构，线性的概念转化为交叉的时空，影视的观赏和文字的阅读是有着巨大差异的。为了感受这种差异，在亲切感的感召中，好奇心的驱使下，大批观众打开电视、走进影院，与自己心爱的禁书再来一次另样的阅读。
如果说禁书的观众基础决定了票房号召力的话，那么禁书的思想和内容则是影视创作难得的资源。
例如《失乐园》不仅仅是一本书而已，它是一个充满人类原欲的性爱乌托邦，传衍出一场心灵与肉体的挣扎。而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在今天读来，却依然和它首次出版时一样深入人心，因为它交织着政治与哲思、肉欲和灵性、趣味和深度。正如《华盛顿日报》点评：“当今写作，男女之间多重关系的作者中，没有人比得上昆德拉的智慧和洞察力。”说到描写男女关系，《查特来夫人的情人》看起来大肆宣扬的是性爱结合的美妙，和原始身体的碰撞情感，而其本质却是对当时冷冰冰的上流社会的唾弃，并用丧失了性功能来讽喻当时的上流阶层。《儿子与情人》之所以被禁，原因是“有悖伦理道德”。这是性爱小说之父劳伦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中人物的复杂心理状态刻划得相当细腻。1961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发起了禁书运动，在租用的一辆被称之为“淫秽书籍曝光车”所展示的不宜阅读的书籍中，《儿子与情人》首当其冲。
人物多而不乱，情节长而不散，思想深刻而不直白，名著的功力即在于此。所以说，曾被禁读的这些名著犹如宝库，不仅给影视剧创作提供用之不尽的资源，而且其成熟的小说技巧也给影视剧创作带来某些启发。例如《西线无战事》，雷马克曾说，这本书“以最简洁的方式描写了战壕里生活的人在人性方面的伟大和软弱”。小说没有主情节，结构看起来松散，但是它写得像剧本一样，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扣人心弦，非常富有镜头感。对以画面为第一要素的电影艺术来说，这些是最有价值的。有人称名著是“导演的卓越指南”，不无道理。
别样演绎：耳目一新在银幕
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总会存在着两个问题，不是电影一揽细节而忽略主题，就是突出主题而丧失细致的布局。
而《布拉格之恋》（改编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主题上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本片的导演菲利普·考夫曼历来擅长从小说中提炼主题。生命中的轻与重，在小说中表现得是如此深厚与凝重。但是，与作家的阐述方式有所不同，考夫曼的电影表现非常简单，只单纯地用托马斯与特蕾莎之间长久的爱情，来讲述这个哲学化问题。
《布拉格之恋》也许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里的一小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化成影像呈现在我们面前时，留给我们的思考就像电影中层出不穷的镜子一样触手可及，但又冰凉袭人。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成功影片对细节的关照。
“她完全沉浸在一种温柔的喜悦中，像春天森林中的飒飒清风，迷蒙地、欢快地从含苞待放的花蕾中飘出……在她千丝万缕互相交汇的身体里，欲望的小鸟正做着美好的梦。”这是劳伦斯笔下的查特莱夫人——康妮。
园丁健壮的身体，出现在康妮眼前，她几乎是本能的往后退缩。两个人逐渐走近，走近……肆无忌惮的裸体在森林里奔跑、在草地上做爱，人的赤裸肉体和大自然融在一起……这是银幕上的康妮。肯·杜塞尔的电影版《查特莱夫人》，对当时社会阶层的状况和风景、服装、交际等描写颇为出神，又比较忠实于原著，美致情色，让人耳目一新，为众家影评人所称道。
不仅编导给予昔日的禁书新的生命，演员出色的表演也让禁书焕发新的色彩。
导演亚德里安·林恩1997年把《洛丽塔》搬上了银幕。多米尼克·斯万，电影中洛丽塔的扮演者，她一路过关斩将，从25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让人惊诧的是，之前她并无任何演员经验。但正是这个没有任何来头的斯万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精灵形象——既有少女的纯真，又有女人的性感。影片中，洛丽塔趴在草坪上沐浴着阳光，身上微溅水滴的出场可谓情色经典。有人戏称，这幅画面很好地解释了男人们的恋蔻情结。
成功秘诀：立足现实拍经典
禁书改编影视剧本之路，并非鲜花盛开，例如曾经对有些剧本的改编恶评如潮。的确，如果你亲眼看见将禁书变成了一个个通俗的爱情肥皂剧，政治和哲学意义都成为虚化的背景，定会失望至极。所以，有批评家对出现在小说里的叙述者的“缺失”感到遗憾，有的探讨小说具有“不可改编性”，有的探讨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是否有同一性，有的认为改编的影视没了小说里的深刻意韵，或难以传达出小说的精髓。
从小说到剧本，涉及到太多的改编技巧。对于这些技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改编对像的选择是成功的关键。
我们看看奥斯卡金奖巨片《西线无战事》。小说被视为德国青年一代的控诉书，一战时惨遭封禁，解禁后，被译成29种文字，销量高达800万册，受到青年的热烈欢迎。
雷马克在1963年接受弗里德里希·卢夫特采访时说：“十八岁的青年本来应该面对生活，却突然面对着死亡。他们的命运如何呢？出于这个原因，我与其把《西线无战事》视为描写战争的书，毋宁视为描写战后的书。我一再问自己：我们将会怎样？我们在不得不与死神搏斗之后，我们能怎样生活？”雷马克在这本《西线无战事》的前言里也说：“它只是试图叙述那样一代人，他们尽管躲过了炮弹，但还是被战争毁掉了”。
《西线无战事》这部建立在同名小说基础之上的影片，通过一群德国士兵的眼睛展示了战争的残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写照。今天看来，这部影片仍然非常尖锐。
除了战争之外，有些对人性给予终极关怀的禁书，也是改编剧本的至选。
霍桑的小说《红字》被禁，是由于政治和宗教原因。书中描述的是十七世纪美国的清教徒殖民社会，发生了一宗年轻少妇在丈夫失踪的情况下跟当地牧师产生奸情的事。女主人公海丝特因怀孕而暴露奸情，但她宁愿接受严酷的惩罚：终生穿着绣着红字A的衣服，也不肯说出情夫的名字。但海丝特的丈夫突然归来，并不择手段追查奸夫身份加以报复，最后挑起了印第安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
1995年，《红字》被搬上了银幕。电影没有完全照搬小说的原貌，而是使故事更完整，人物行为和性格更突出更具特点。片中导演借用电影语言将人物心理活动具象化，用阿瑟的自责行为，丈夫的复仇计划等等呈现给观众。全篇以小珠儿的口气画外音叙述，结尾也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最后阿瑟还是由于过度的自责和内疚英年早逝，海丝特也没有再和别人在一起——“或许这就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吧！”
成功的影片改编，不仅会撩开禁书神秘面纱，而且会蕴含编剧一番良苦用心：但依然会让人接受。并且在接受的同时，更主动地探讨禁书今天的时代意义。
岁月如水，洗去无痕。当禁书已成往事，或许你内心深处还是留着某些影像的片段，让你咀嚼，让你回味。禁书与影视，的确是难了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