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我们住在宫维尔和济慈学院，这个学院有近七百年的历史。它的小教堂是剑桥最老的学院教堂。这学院里有两个人物，在中国还很有人缘。一个是已故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一个是霍金（《时间简史》的作者）。他们的油画肖像挂在学生餐厅里，霍金还是一副挣扎的样子；而李约瑟却穿着件青色长衫，像是中国古人的形影。我的早餐是在学生餐厅吃的，这个可以供两三百人用餐的餐厅，常常只有两三个人在那里用餐，位置随便选，我就往往坐在李约瑟和霍金的对面，他们两人的肖像靠得很近。不是说我喜欢他们，因为其他肖像中的英国人，都戴着羊毛做的假发，搭足架子，使劲地一本正经，就像欧洲电影里的法官。我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受罪的，看着羊毛假发，我实在吃不下饭，再说英国的饭又实在难吃。虽然英国的早餐有“国王式的早餐”的美誉，煎猪排，煎蘑菇，烤香肠，烤面包，煮西红柿，煮豆子，糖水水果，我吃了三天，胃口就倒了，之后只能靠吃些酸奶和面包混一个上午。
　　这学院里有一座三层的石头房子，铜牌上刻着“13××”年的字样。我住顶层，有时候就乘电梯上上下下。尽管电梯的式样很古典——看得出设计者是用力把它往古典里伪装，除了镶嵌镜子的地方，里里外外都用本色樱桃木包裹了起来。但我还是认为这电梯破坏了古建筑的深奥，如果走过道、楼梯，大有曲径通幽之妙。后来才知道，这电梯是专为霍金建的。不是为了霍金的教学用，只是为了方便霍金参加学院的聚餐。学院偶尔会搞一些聚餐。我去看了那个聚餐室，厚厚的丝绒窗帘，白餐具，长颈玻璃瓶，有一只瓶里还剩小半瓶红葡萄酒。
　　有一次，蒲龄恩、朱丽阿带我与我妻子去剑桥郊外吃法国菜，回到宫维尔和济慈学院门口时已经晚上九点钟，彼此正要告别，我看到了霍金正从宫维尔和济慈学院出来，他颤抖地坐在轮椅上，后面跟着个黑人妇女，四十岁上下，可以说她胖，也可以说她壮，因为看上去很能干。是霍金的保姆，还是霍金的保镖？她穿着件深色衬衫，在衬衫上套了件背心——我们在夜晚的北京街头常常会看见的那种套在交通警身上的背心，款式和颜色都一模一样，因为剑桥的车辆很少，所以直到他们消失，我都没机会瞅上它发光，否则我就能确定是不是我们中国制造。
　　剑桥的路一会儿是沥青的，一会儿是石块的，不规则，不平整，霍金的轮椅走上石块路的时候，黑人妇女就伸出手去按住他的脑袋。她微笑着，十分温柔。我看到霍金在轮椅里颤抖得厉害，脑袋像要往太空里飞。
　　蒲龄恩说：“你们看到霍金会有福气的。”
　　我问为什么，蒲龄恩说霍金难得出门。
　　蒲龄恩和霍金是同事，看来他们也难得一见。
　　朱丽阿说她在做学生的时候，骑自行车特别快，有次猛觉得前面有东西，一刹车，她吓得摔倒在地，她说她差点撞死霍金。朱丽阿说：“我把这个大天才撞死了，怎么办？我也是个小天才。”
　　我问霍金的反应，朱丽阿说霍金很愤怒。我问霍金到底是愤怒还是恐惧，朱丽阿想了想，她说：“我以为到底是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