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2日，90岁的黄有良去世了。
　　她曾经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还她们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两次赴日本出庭作证。
　　一生坎坷，老病相催，如今她们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2017年8月14日，黄有良葬礼这天，天气炙热。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志愿者、记者、官员等不同身份的人都来了。
　　中午时分，灵柩早已封死，上面铺了一层黑色的布，再铺一层蓝色的布。这是黎族的习俗。
　　一名女子走到灵柩前。在缭绕的烟雾里，她跪下来，哭着对棺材说话。
　　如果你看过电影《二十二》，你应该见过她流眼泪——她叫米田麻衣，来自日本。
　　2008年，24岁的她接触到对日诉讼的海南“慰安妇”，从此加入关爱“慰安妇”的组织。其间她做了很多事，包括到海南留学、在日本普及史实、推动官方道歉与赔偿……
　　这十年，她不成家，不工作，死心塌地地守着这桩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志业。
　　很多人只是把“慰安妇”当作是历史的一份证物，不去多想她们如今的感受。但是她们是否快乐，是否孤独，是否受到伤害，这个日本姑娘却在乎。

最难受的旅程

　　2017年8月17日晚，我們见了米田麻衣第一面。
　　和电影里比起来，她瘦了许多。短发，脸孔瘦白，戴圆眼镜，一笑有两颗虎牙。穿着布衫布裤，背着两个深色的布袋子。33岁了，还是一副大学生的样子。拿着一个已经停产的诺基亚手机，漆几乎全磕掉了，小小的屏幕上满是划痕。
　　我们尚未交谈，她先递过来一张宣传单。宣传单有中文和日文两个版本。上面有照片，照片上是海南的好山水和阿婆们的笑容。下附两个二维码，扫进去，是两个一直在更新的网站，主题都与海南的“慰安妇”相关。
　　从2008年接触“慰安妇”至今，她有三年多的时间待在中国。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回到日本，但仍把一半的精力花在与“慰安妇”相关的事情上。每年冬夏时节，她都要回海南看老人两次。
　　她在微信里说，这一趟，先后得知三位阿婆在一年内去世，是内心最难受的一趟旅程。她去参加葬礼，去新坟扫墓，从海口坐大巴，到各个镇上，再换三轮车，往昔记忆，历历在目，她大哭了几场。
　　这一次，她出发前，黄有良还没去世。她给黄有良的孙子发了短信，给老人带了东京药店的药膏。这些实用的小礼物，老年人都喜欢。
　　2017年8月13日，飞机刚落地，老人去世的消息就蹦了出来，她整个人都蒙了，给朋友们发了信息，才敢哭。
　　我们好奇她现在的生活，她的朋友说，在日本，她“打着零工，做着翻译，没几个钱”。她几乎不购物，衣服都是别人送的。有一点点收入，她就存起来。每年最重要的开支，就是飞到海南，来看老人们两次。

“人类为什么需要战争？”

　　我们观察一个人如何做选择，多半会去看她的童年。三四岁时，米田麻衣已经被妈妈带着在东京街头游行了。
　　她像野草一样，在自由的空气里长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不想读大学，准备高中毕业后就去工作。
　　高中时，有一次上历史课，她把课本立起来，躲在后面吃便当。老师开始放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场面残忍，她再没胃口吃了，只好扔下便当，开始听课。老师说，日本军人在中国杀了很多的平民，她心里疑惑：“咦？日本在战争的时候不是受害者吗？”在日本的历史教育中，讲的是广岛、长崎被投放原子弹，但关于日本在中国、朝鲜和其他国家做了什么，学生们不知道。初中的历史课本里，虽然有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两页纸，但老师讲课时直接跳过了。麻衣问老师，这个内容你不讲吗？老师说，这个内容在考试中没出现过，不用学。
　　正是因为未知，她开始对战争感兴趣了。她想搞清楚，人类为什么需要战争？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图书馆没有给她答案。老师告诉她，如果你有这些困惑，你应该上大学。她于是改变想法，考入大学，学习国际关系。那时正是20多岁，用她的话说，是一个“热情讨论社会问题又没有找到目标”的年纪。
　　2008年，朋友带她去旁听了一场审判。那是在东京审判庭，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陈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的二审开庭。81岁、又矮又瘦的黄有良，在上百名旁听者面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讲述了自己在战时成为“慰安妇”的经历，以及战后60多年里她的苦痛。她说，到日本打官司，是为了现在的女孩不再有同样的遭遇。
　　米田麻衣愣在当场，“打击很大，因为她的体验太残忍了”。
　　这场庭审，撒下了一颗死不掉的种子，让这个从小特立独行的女孩，决定做点什么。

到海南去

　　米田麻衣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入了一个叫做“海南net”的组织。在日本民间，有个律师团一直在帮助海南的“慰安妇”打官司。这群年轻人后来组建了“海南net”，运转至今。
　　2009年3月，日本法院的终审宣判下来了——黄有良等人败诉。和前面几次一样，结局毫无悬念。
　　之后，米田麻衣跟着日本律师团的三位律师到了海南。他们要找到每一个“慰安妇”，为她们宣读审判的结果。
　　他们从海口出发，到那些偏僻的村庄，在光线昏暗的屋子里，念长长的判决书。判决的核心结论是：东京高等法院认定了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海南岛绑架、监禁和强暴妇女的事实，但还是以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以及超过诉讼时效等理由，裁定“慰安妇”败诉。 　　杨小群（化名）是当时海南省政府为律师团指派的翻译，她因此和米田麻衣相识。她记得，宣读判决结果时，屋子里的氛围，十分沉重，老人们落了泪，随行的人也跟着哭。黄有良是最执着的一个，她当时说，即使日本政府不道歉，她还是希望那些对黄有良等人犯下罪行的日本军人能道歉。但直到去世，她们也没有等到一句道歉。
　　2011年，米田麻衣大学毕业。朋友们或读研，或工作，只有她一根筋，想着要为“慰安妇”多做点什么，于是干脆跑到海南师大去念中文。那时，整个海南师大只有三个日本留学生。
　　在海南师大读大二的张莹莹（化名），当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麻衣。因为是海南本地人，懂方言，她开始陪麻衣一起去乡下见老人。张莹莹说，麻衣当时总拿着一张海南岛的地图，上面有老人们的家庭住址。地图很快被翻烂，折页处起了白线。让张莹莹惊讶的是，从海口到乡下，曲曲折折的路，换大巴、坐三轮，日本姑娘比她这个当地人还熟。
　　这一年，海南岛上活着的“慰安妇”还有很多。米田麻衣每个月都会去看她们，进屋就拿扫帚扫地，然后扇着扇子和她们聊天。每到寒暑假，她就住在山里。比起村里人，她和这些老人更亲近，更了解她们的善良、孤独和敏感。在电影《二十二》里，她说，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米田麻衣说，当时健在的7个阿婆，和她关系最好的叫王玉开。大年三十，麻衣陪老人一起过年，一起做祭祀的仪式。夜里，在昏暗的灯下，麻衣枕着手臂躺着与老人聊天。
　　有时候麻衣住了几天，准备走，老人就难过得要哭。她俩的合照，麻衣洗出来给老人，老人放进相册，后来相册坏了，她怕丢，于是一针一线把照片紧紧缝在了相册内页。

一点点地争取着年轻人

　　这几年，在海口定居的张莹莹，总是收到麻衣发自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地的消息：她又在哪里展映了《阿婆的四季》、办了影展，或是又在哪个大学做了讲座。一年年的，她还是精力充沛地张罗着这些事儿。
　　在大学课堂上，她讲关于“慰安妇”的一切事情，包括“慰安妇”们十多年的诉讼。有的女孩子听得哭了，觉得日本政府应该道歉。也有人站起来反对——“不能只怪日本政府，其他国家也这么做过”。
　　在日本的社交网络上，麻衣看过不少这样的言论，比如说“慰安妇”是妓女，她们打官司就是为了要钱，还有的甚至不承认“慰安妇”的存在。
　　一次在东京的酒吧里，米田麻衣和朋友聊起海南“慰安妇”的事情，旁边一个陌生男子喝多了，插了一句：“那是战争年代啊，没办法。”听到这话，她气坏了，转脸就反问：“那时候美军在冲绳强奸了好多本地人，也有很多人被杀，你接受吗？也是战争没办法？”那人哑口无言。
　　2017年8月，她還在东京的咖啡馆里做电影放映。这次她在海南买了大包小包的特产，发给去看电影的人，一点点地争取着年轻人。
　　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跟历史有关联的，如果不去学习、不去反省，那人类还会重复同样的错误”。
　　当年组成“海南net”的日本学生，最多时有300多人，这些年大家渐渐分道扬镳。如今团队的核心成员，已经不超过10人。
　　她在中国的朋友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触，说米田麻衣带给人的，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而是会让人呆坐着想：“我是不是做得太少了？”
　　在东京和中国香港、台湾举办活动时，都有人问她，这件事你是非做不可的吗？
　　她努力地组织语言：“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阿婆们，阿婆们还在，所以我们就想为阿婆们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因为阿婆们还活着，这个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还存在的问题。”
　　“那什么时候算是结束呢？”我们问。
　　“如果日本政府道歉赔偿，这个事就结束了。”她回答。
　　“如果日本政府永远都不赔礼道歉呢？”我们又问。这是很有可能的结局。
　　“那我就继续去海南，给她们一点陪伴。至少要告诉她们，我们不会忘记她们的存在。”
　　〔本刊责任编辑 姚 梅〕
　　〔原载《新京报》2017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