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能授予的最高学术称号，意味着一个国家最高水平和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顶尖人物和最高学术权威。
　　2011年底，包括中国科学院许智宏，张启发院士、中国工程院范云六、郭予元，戴景瑞、夏咸柱、旭日干、陈焕春、刘旭、张改平院士在内的10名两院院士首批获聘大北农集团院士专家工作站。“国家智库”首次为民营科技企业科技创新出谋划策。
　　十院士“相中”大北农
　　在央企中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在民营企业中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大北农还是北京市的第‘家。代表国家最高智慧的院士们，能够集体“相中”这家民营企业必定有渊源。
　　“大北农在上世纪90年代就设立了研究院，10多年下来，与全国30多所农业大学、20多所省级科研院所中的很多院士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大北农生物技术植物基因工程专家委员会中就有8位院士，从1999年开始我们还设立了‘大北农科技奖’奖励在农业应用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评奖过程中也与行业院士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袁隆平、范云六、郭予元、戴景瑞等多位院士都是评审委员会委员”大北农副总裁宋维平说起了大北农与院士们十几年的“情缘”。
　　作为一家农业科技企业，大北农从创立开始就对中国的农业发展充满着感情和热情，“大北农科技奖”的设立完全是基于对行业发展的责任，这也让大北农在中国农业界赢得了地位和尊重。据悉，“大北农科技奖”自设立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共收到申报项目1578项，奖励经费1220万元}共有155名专家(含3名国外专家)获得奖励，其中有4位专家在获得“大北农科技奖”后被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7位专家获奖后又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1位专家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对最前沿科技的追求让企业走近了院士，并最终“牵手”。
　　“过去主要是从感情上与院士联系，相对比较松散。一次在参加科技部会议时听说科研院所正在动员专家与企业对接，并且科技部也出台政策支持企业设立院士专家工作站。我们本来就有院士专家资源，建站水到渠成，同时还把我们与院士们的“私下”情感交流，变为正式的、国家提倡的合作方式，宋维平说起了最初建站的原因。
　　“我们首先成立了大北农科协，以科协名义向北京市科协提出建站申请，再与长期保持联系的院士商谈建站的事情。三四十个院士我们一个一个谈，经过细致沟通，半年后有十位院士同意受聘大北农院士专家工作站，目前已经有9位院士进站工作”，宋维平介绍说。
　　科学巨匠谋定创新战略
　　“我们将充分发挥院士专家智慧，帮助企业培育科技创新团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为大北农集团的发展献计献策，共同推动产学研紧密合作，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从大北农集团董事长邵根伙手中接过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聘书后，范云六院士说出了未来在企业中的责任。
　　“需求为基础、项目为核心、企业为主体、实效为根本”是北京市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的20字方针，看似简单，其实是很多硬条件。
　　研发上需要院士做高参，企业就要有高端、可持续的项目为基础，但这样的项目，企业投入必然很大，因此企业希望院士合作能稳定持久可靠。但与此相对应的，院士方面的想法差异很大，一定要注意情感交流和工作站运行经费的保障”宋维平一语点破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运行的关键点。
　　2011年清明假期一过，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郭予元，又回到了他在大北农公司生物技术中心的实验室，开始共同研究和培育具有抗虫、抗病和抗除草剂功能的转基因农作物。
　　郭予元院士认为，“离生产更近一点，有些具体的想法通过实验研究和实践，最后在田间去种，资金投入等等都是有保证的。”
　　然而，在关键技术领域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只是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功能之一，其对企业的推动作用远不止这些。
　　“院士们到企业后，除指导大北农新产品研发，并在企业转化他们研发的成果外，还成为了大北农进站博士后的指导教师，同时还在大北农自己的培训体系中授课，为企业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院士能为企业发展战略提供咨询指导，这个看似很虚，其实很实。例如，大北农建立生物技术中心时，曾筹备了三年一直不敢投钱，在反复听取多方面院士建议后，2010年决定五年内投入5个亿到技术中心，这要7至8年以后才能看到效果，不能说没有风险，但院士们给出的建议让我们下定了决心”，宋维平说。
　　目前，在植物基因工程农作物营养与保护，动物疫病防治等领域都有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们为大北农解决难题。宋维平说，“我把它比喻为企业有机体上存在的一个非常高层的外部智库，因为它能够为我们企业的战略发展特别是研发发展把握方向，另一方面也能够把我们企业发展的规划代人到一些国家重大发展规划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