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八闽大地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形成了具有自身地域色彩的改革开放经验。福建文学如何理解、思考、叙述改革开放40年？不同的作品对此的理解和实践显然不同。考虑到文学与现实之间诸多复杂的关系可能，从宽泛的意义上考察福建文学书写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想象，可能是个较为稳妥和开放的方式。
　　一
　　沿着时间进程考察福建文学书写改革开放经验，首先撞上的一个鲜明的文学形象是海洋。在1949年至1978年这近30年的时间里，许多福建作家在纸上尽情流露了自己对蔚蓝疆土的热爱。仅以诗歌为例，蔡其矫就有《大海》《船队出发》《远望》《舟山早春》《船家女儿》《三都澳》《夜航》《风和水兵》《海鸥》《夜泊》《水兵的心》《海岛姑娘》《大风中的海》《雨晨》《崇武半岛》《灯塔》《看海》《颶风》《西沙群岛之歌》《夜光》《彩色的海螺》等诗作，舒婷也曾写下《致大海》《海滨晨曲》《珠贝——大海的眼泪》《船》《双桅船》等诗篇。如果把视线放宽到现代文学甚至是古典文学的范围，那么福建文学书写海洋主题的笔墨就更是浩瀚。
　　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不久后的1979年12月，舒婷写下了《小窗之歌》。和她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双桅船》等诗作相比，《小窗之歌》并没有吸引太多的关注，但它却借“海”和“山”的福建地形的典型组合，更精练地提取出了那个时代的气息。“海上的气息/被阻隔在群山那边/但山峰绝非有意/继续掠夺我们的青春/他们的拖延毕竟有限”。“海洋”在诗中直接作为自由、开放与未来的象征出现，召唤“青春”突破“群山”的阻隔，文学在此感受到了时代蓬勃的生机，并试图跟上时代潮流的步伐。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改革开放的进程进一步提速，福建文学再次借海洋意象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热情。蔡其矫在《醉海》中直抒胸臆：“我迷醉你的潮流/崇尚你的涌动/为世纪指出新路/渴念都趋向你/自由的蓝色象征啊！”读者很容易从“醉海”的诗句中感受到“东方风来满眼春”即将带来的时代的暖意。
　　福建诗人对大海的关注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蔡其矫陆续创作了《海神》《南海》《雨雾霞浦》《海啊》《阳光海滩》《西洋岛》《永兴岛》《二赴西沙》《遥望南沙》《帆》《长山列岛》《雾航》《灯塔旅馆》《醉海》《郑和航海》《海上丝路》《重返爪哇岛》《梭罗河》《峇厘》《金海岸》等一批以“海洋”为主题的诗作，舒婷的作品单上至少可以看到《双桅船》《礁石与灯标》《北戴河之滨》《海的歌者》等。此外，汤养宗的《水上“吉普赛”》、吕德安的《沃角的夜与女人》等“涉海”诗作，都反映出福建文学对改革开放后的生活和社会的某种理解。1993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水上“吉普赛”》的序言，老诗人蔡其矫所起的题目就叫“海洋诗人汤养宗”。汤养宗对海边渔民生活粗野、率性的原生态描述，恰似改革开放活力的某种注脚。吕德安发表在1984年的《新诗潮》上的《沃角的夜与女人》，则提供了另一种海洋所赋予的特殊生活场景：“沃角这个小小的夜已不再啼哭/一切都在幸福中做浪沫的微笑/这是最美梦的时刻，沃角/再也没有声音轻轻推动身旁的男人说/‘要出海了’”。“不再啼哭”“幸福”“微笑”“美梦”，相比于当代文学曾经历过的紧张的阶级斗争意识而言，已然标志出美学趣味的时代转变。福建文学通过书写“海洋”所表现出的对于改革开放的理解与感受，续接、激活、深化了福建海洋文学的传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美学特征。
　　通过海洋主题的文学书写表达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革的认知，是福建作家自觉的文学实践，也是福建文学界对未来写作的方向的一种共识。早在1991年3月，“红土地·蓝海洋”首届笔会就已经举办，迄今已先后举办了18届，是“全国同一命题、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笔会”，成为福建省重要文学品牌和风景线。近些年来，许多文学界人士更是关注海洋书写之于当代福建文学的特殊意义。2013年3月15日，“福建省文联文艺创作题材库座谈会”在福州召开，海洋文化和闽南文化、妈祖文化、红土地文化、闽都文化等一同受到广泛关注。2017年10月13日至14日，“全国名刊名编福建海洋题材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惠安举行，集中了《花城》《中国作家》《青年文学》等全国近十家名刊的名编和福建本土的小说作者。“海洋”已经成为福建文学连接历史与当下、沟通内陆与海外、描绘与反映改革开放的重要主题。
　　二
　　福建文学对改革开放中的社会经济现象保持关注、追踪、描摹，也对由社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心灵世界抱有极大的兴趣。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特征之一，是文学通过感觉而非逻辑思辨与历史转型发生关联，部分文学游离历史语境中的宏大主题，某些美学感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产生了不和谐的声音，这是文学现代性之于宏大主题的疏远，马原、余华、格非、北村、孙甘露等作家的创作就是证据。文学的疏离姿态，当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学文化观念变更的表现，但以美学形式的雕琢来与宏大主题保持距离，仅是文学表达自己与现实的关系的一种态度。关注社会结构历史性转型中价值观的剧烈变动和心灵困境，构成了当代文学理解改革开放的另一重要维度，福建作家在这个层面上的表现已经引起了诸多关注。
　　杨少衡、林那北、须一瓜等人的小说创作，都聚焦了大变革时代的心灵境况。林那北的《锦衣玉食》《息肉》《龙舟》《唇红齿白》，须一瓜的《白口罩》《太阳黑子》《老闺蜜》《淡绿色的月亮》等小说，都以不同的方式和路径向心灵困境的深处不断掘进。这批小说关注的，是仓廪实之后的不知礼节，是衣食足之后的不知荣辱。众多的心灵危机潜伏在日常生活的呼吸之中，伺机从那些被熟视无睹的角落一跃而出，咬住主人公们灵魂的咽喉。
　　揭示心灵困境的深度，必然展示困境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通。林那北《燕式平衡》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从余致素的偶然性中展示出了具备普遍性的心理暗疾生产机制。年少时的离奇遭遇导致了余致素的心理暗疾，但具体的诱因却在她成长的过程中逐步淡化，转变为某种自我压抑、自我扭曲、自我封闭的心理机制，余致素在具体事件中的感受，不可避免地演化为对待自我与他人的认知方式和价值立场，并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进一步发酵、扩散、升级，经年累月之后已经完成了自我的合法化，逃离了主体的自省和反思，从而催生出更多的心灵困境和生活悲剧。这种心灵困境的生产逻辑，早已突破了余致素的个体意义的范畴，直接指向了每个生活在尘世中的人。就陷入心灵困境的方式而言，我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余致素。如果读者将目光从《燕式平衡》扩大到《锦衣玉食》，这部由包括《燕式平衡》在内的四部小说构建成的整体，汇集了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性隔膜、误解、沟通壁垒甚至是伤害。唐必仁、唐锦衣、陈格都有柳静不知道的秘密；李荔枝对贺俭光的行为和丈夫对自己的爱不了解；余致素不了解薛定兵与前妻周丹究竟是什么关系，而她以为自己和童世林间深藏的秘密早已被人知晓，然而所有看似熟稔的叙事主题却都指向了意料之外。 　　较之于《锦衣玉食》，须一瓜的《白口罩》将叙事面扩大到了社会性的思考。记者小麦、官员向京、民间救援队队长康朝、医生苗博，他们代表了重大公共性危机爆发时不同的介入群体。然而，每个人所知道的都仅仅是真相或幻象的一部分，每种叙述背后都存在特定的意图，每种意图背后都存在着对世道人心的理解判断。真相是什么、谁有权力∕能力知道真相、怎样说出真相、如何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这些都是萦绕心头难以驱散的问题。如同须一瓜其他的一些小说一样，《白口罩》中四处都是“陌生人”——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意义上的“陌生人”。文学艺术作品中，革命时代来自天南海北、素不相识的同志在共同理想的召唤下，能以生死相托，彼此之间的关系如同“陌生的亲人”。相比之下，现代化进程中的人际关系却更像“熟悉的陌生人”。
　　繁华滋润的物质生活反而络绎不绝地带出了令人手忙脚乱、欲哭无泪的痛苦不安，这正是革命时代不曾出现的、独属于这个被视为“现代性”“智能性”“发展性”的时代所特有的心灵危机。然而，在认识自我、理解他人、实践价值认同的意义层面上的心灵危机如此真实、如此深刻、如此与当代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认真的读者显然已经无法扭过脸去，将这些小说留下的问号等同于和时代社会结构脱钩的自娱自乐。实际上，这批小说还隐藏了与读者对话的空间和进一步的追问：如果读者在某一时刻遭遇到与主人公们相似的困境，是否有能力做得更好？放弃物质中心主义掩盖之下的精致的利己思想，努力理解彼此的困境和期盼，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起点。
　　三
　　当心灵困境不断催生出强烈的矛盾感、偏执感、痛苦感，而又似乎没有能力从中挣脱之时，某种先验力量的降临似乎就成为可能的期待。关注福建小说的读者会自然地想起北村。1992年12月，北村在福州写出了《施洗的河》，离他皈依基督不过9个月时间。这部小说通常被视为北村从叙事革命转向信仰阐释的标志。从《施洗的河》到2016年10月出版的《安慰书》，北村的小说基本上都围绕着基督信仰的核心观念，《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水土不服》《最后的艺术家》《伤逝》《望着你》《鸟》《玻璃》《愤怒》《发烧》《我和上帝有个约》等一长串名单可为佐证。
　　20余年坚持同一主题的写作，北村小说主人公们的个体成长、情感、婚恋、事业等等都被信仰的光芒覆盖，人心人性将被上帝的目光重新打量。北村强调，这个过程是对人性的探索和拷问，是对灵魂战争之秘密的关心，唯此方能令人肝胆俱摧、神魂震撼，从而感受到神圣的召唤。北村同时强调，他关注灵魂的信仰之书同时也是对所在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描绘：“我不写历史，只写历史对人类人性和精神的影响”，“我们要探讨的不是好，也不是坏，而是好和坏的变化，以及其中非常复杂的精神图景”，“我用愿望和祈祷来观照我笔下的人物，我同情他们等于同情自己，因为这三十年我也是局中人。这样我们就将现实和历史都置于了精神的维度了”。问题随之而来：这种灵魂注释、精神拷问本身的逻辑是否存在某种不可撼动的隐形前提？《玻璃》包含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两位主人公李和达特对信仰发生前提的认知完全相反，李的逻辑是先“信”才能得到意义，而达特的逻辑是只有神迹展示彻底征服的能量后才能“信”，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冲突使达特杀死了李。《安慰书》展示了新的可能，即恶的相互撞击也可能迸发出善。在本质上，北村种种设置情节、打磨叙事的努力，还是为了将读者引到尘世意义的崩溃、灵魂经由信仰而得到救赎的层面上。吴俊在《先锋文学续航的可能性》中指出，“小说在这类故事以外还有思辨言说或审美表现的足够可能性吗？现实经验已经超越了文学言说的可能性，文学的广度和深度都已经不能抵达现实经验的边界，小说的现实已经不足以让我们震撼。再直接点说，现实挑战了小说的写法；在现实面前，小说早已经败退了。北村在《安慰书》的故事讲述中仍坚持了一个思辨者的动机，可《安慰书》显然也不会是获胜者。”也就是说，北村的信仰叙事的说服力可能在逐步减弱。世俗欲望的力量如此强大，它完全可能掏空了信仰行为的内里，或者说完全改造了信仰行为的逻辑。
　　另一批福建小说试图在信仰之外的路径上提供慰安，发掘人心人性中善的强大力量，抚慰处于焦灼之中的时代灵魂。林那北在《黑皮黑肉》中说，“爱是需要能力的”，北村《玛卓的爱情》也表达过这个观点。弗洛姆曾说：“爱是人的一种主动的能力，是一种突破使人与人分离的那些屏障的能力，一种把他和他人联合起来的能力。”林那北的《息肉》和《龙舟》，须一瓜的《老闺蜜》和《白口罩》，实际上都在解析人心之时呼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宽容、理解、爱是走出心灵困境的重要资源。经过漫长的斗智斗勇、反复拉锯，《息肉》的结尾处，拆迁钉子户朱成民终于被真情感动，对社区干部何光辉缓缓地打开了紧闭已久的大门。须一瓜《白口罩》中的康朝也说：“总有那么一种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可能正派、公平、体面地行事。我们也不期望来世得到什么奖赏和惩罚。”杨少衡的官场小说同样包含着对人性的某种信任，尽管小说中的人物时常身处波诡云谲之中，可仍有某些信念不可动摇。《把硫酸倒进去》里，迟可东在官场上东山再起的心理支点，就是他当初秉公提拔的基层干部李金明在迟可东受到牵连罢官免职之时当着省委书记的面为迟仗义执言。福建小说在安慰心灵、重构价值认同之时，还借重了革命历史的力量。鸿琳的《慈恩塔》里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我父亲当时已到了弥留之际，也许是回光返照，我记得他最后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干革命，目的就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如果不考虑人民的利益，那么牺牲了再多的人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提醒读者，朝向未来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仍然可以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的文化力量。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沒有完成时。福建文学对改革开放的理解、想象与书写，也终将融入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成为改革开放经验的一部分。未来的福建文学，还将打开更加生动绚丽的画卷。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