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这似乎是不刊之论。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中不周延之处——真能从历史中获得智慧吗？怎能保证这些智慧不是一种虚构呢？为何同样读史，有些人会变得更睿智、更达观，有的人却会变得更呆板、更封闭？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是否存有偏差？在“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之外，我们还能从历史中发现什么？除了几条干巴巴的“历史规律”，我们能否看到历史更丰富的侧面？
今年，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先生先后推出《海昏侯刘贺》《中国印刷史研究》《祭獭食蹠》《那些书和那些人》等著作，展示出丰富而灵活的看历史的视角。
误打误撞闯进了历史圈
检察风云：作为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学者，您当初为何选择这么难的一个专业？
辛德勇：没觉得有多难，初期也许要多看一点基础材料，但到研究层面，各专业的难度其实差不太多。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今天大家强调得比较多，觉得院校太强调专业壁垒，不利于人才培养。我倒不这么看，人是有求知欲的，谁会只看专业书呢？恐怕都会有所扩展吧？
我原本学地理，当时刚恢复高考不久，有十个省不知道地理属理科，也包括我所在的黑龙江省，所以我这样高中没学过地理的文科生也考进地理系。真学起来，觉得与自己兴趣相差太远，所以整个大学一年级，都是自己在看古典文学。
那时学校要求坚定专业思想，反对跨系听课，认为那是“干扰正常教学秩序”，我去听别的系的课，得央求熟人带进教室去，跟做贼一样，生怕被人家认出来。
我1978年2月入学，上大二时，亲戚给我搞了一套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生考卷，当时这都算机密，没关系还搞不到，我一看，觉得这符合我兴趣，从此敲定了一生的专业方向。
检察风云：您是怎么结识老先生们的？
辛德勇：刚开始也不认识，我就给他们写信。
检察风云：您当时还是个学生，老先生们会回信吗？
辛德勇：绝大多数都会回，忙不过来就让研究生帮着回，史念海先生每次都是亲笔回信，大學期间他给我回了10多封信，后来我就上了他的研究生。谭其骧先生忙，便让葛剑雄代劳。侯仁之先生也很忙，后来我到北京，侯先生说太遗憾了，他错过了一个人才，老先生的话让我很感动。
读历史不是为了找共性
检察风云：常说以史为鉴，读历史是为了探索历史的规律，可您写的书更专注于细节，这是为什么？
辛德勇：探索历史规律是对的，可以深化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而非停留在表面。比如唯物史学，力图透过表面斗争去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再比如心理分析史学，关注历史现象背后的心理原因。这些分析的优点很明显，拓展了我们看历史的视野，但也会产生问题，即忽略了什么是历史。如果历史仅仅是几条规律就决定了，那历史还是历史吗？抽象原则是很枯燥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条。那么，除了这几条外，我们还能从历史中看出什么来呢？
检察风云：可怎么保证所还原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呢？
辛德勇：确实，很多真相是隐而不显的，但可以采撷不同侧面的信息，通过交叉对比，探寻历史真相。这就像法庭，当事人会说谎，但将所有人的证词对比分析，往往能揭出真相。
当然，历史越久远，材料就越少，越难做比对工作。不过研究汉代史，也可以从清代史中找灵感，毕竟权力斗争有其共性，可以用“往近看”来补充史料中的缺环。
不过，这要特别慎重，因为这很可能将我们带到错误的地方，将后人的认识强加给古人。比如现代社会有路线斗争，可看唐史，多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不分士族、庶族，大家意见相近，但就是要搞掉你，我上台后再按你说的办。所以在分析唐代政治时，我们就绝不能套用路线斗争的分析框架。
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要忽视历史规律。懂得历史规律，对深入理解具体事实有帮助，但越完美的解释体系，就越难与具体事实相契合。
读历史不是为了找共性，不是为了发现规律，而是更好地去认识具体的历史问题。我们读史时，对规律性的东西往往兴趣不大，而牵涉因素越多，面相越丰富，读起来就越觉得有意思。
不应夸大“二重证据法”
检察风云：一般认为，所谓大师就是善于总结规律的人。比如一提王国维先生，大家就会想到“二重证据法”，而不是他的具体研究。您怎么看？
辛德勇：在学问上，我很崇敬王国维先生，但我崇敬他是因为他做了非常扎实的、富有意义的工作，而非“二重证据法”。
所谓“二重证据法”，即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印证，这或者对重视出土材料、推进历史研究有意义，但过分夸大“二重证据法”的创新意义，我不太同意，因为用地下材料与文献记载相印证是普遍采用的方法，并非王国维先生首创。
自西晋开始，学者便已使用新出土的《汲冢书》来进行历史研究了，到北宋时，学者们已普遍、自觉地在使用“二重证据法”。清代顾炎武写过《金石文字记》，是一篇高水平利用古代金石文献进行研究的论文。顾炎武曾说出土文物有“增高五岳，助广百川”的作用，这和“二重证据法”不是一个意思吗？
我从来没觉得“二重证据法”有任何意义，一些人将其上升为玄妙的方法论，我觉得是很可笑的事情。
后人并未继承王国维的方法
检察风云：既然如此，为何大家还要这么强调“二重证据法”呢？
辛德勇：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引起重视，有客观的历史因素，当时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大量出现，刷新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如果宋代学者看到这些出土文献，他们能不用吗？顾炎武如果看到了，他能不用吗？
时代给了王国维先生更大的发挥余地，这并不是“二重证据法”的功劳。有人说，同时代的顾颉刚先生很少用出土材料，所以王国维先生与众不同。我认为不能这么看问题。毕竟学者的侧重点不一样，一些顾先生侧重的地方，王国维先生也没涉猎，学者不能都做一个方面，不能因此判断孰优孰劣。
陈寅恪先生称赞王国维先生，尤重其“二重证据法”，可罗振玉也很赞赏王国维，却没提到这一点。可惜后人只关注名人讲过什么，不愿动脑筋深入分析。
吊诡的是，今天大家在口头上都很赞赏王国维先生，可实际操作中却相反。
检察风云：哪些地方相反？
辛德勇：只说一点吧。王国维是先熟读经史，然后再去结合文献，现在正好倒过来了，先看文献，然后再去读经史，所以对出土文献理解往往不够深入。
检察风云：在当下的历史写作中，偏重戏说的东西比较多，作为学者，您会怎么看？
辛德勇：世界各国都存在这一现象。历史写作分三个层面：首先是专业写作，就是纯学术；其次是普及性写作，给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看，基本史实要经得起推敲；第三是戏说，国外这类作品也很多。
我觉得这三者可以并行不悖，你觉得某部历史剧拍得不好，你可以去拍好的，你觉得“百家讲坛”不严谨，那你去讲严谨的，这不就行了吗？自己做不好，只会批评别人，这有什么意思呢？我就很喜欢易中天、于丹，因为我偏学术，不擅长这一块。
检察风云：如今国内很多学者不太愿写普及性作品，这是为什么？
辛德勇：这恐怕与市场尚未将读者和作者沟通起来有关。当年陈梦家先生一本书的稿费能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今天可能吗？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来鼓励学者去写普及读物，如果写一本书连三五千元都拿不到，自然没人愿做。
检察风云：在当下，历史阅读的影响力仍很巨大，不过由此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出现了宋粉、清粉等，彼此攻讦不休。为何越读历史，人反而会变得越狭隘？
辛德勇：历史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事实认定，这个容易达成共识，就算没共识，出现纠纷也容易解决；另一个是价值判断，这个很难协调，社会越发展，价值判断的分歧就越大，这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毕竟谁也不能要求大家判断都一致。价值判断不同怎么办？现在解决起来比较难，这需要大环境有所变化。
（文/唐山）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这似乎是不刊之论。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中不周延之处——真能从历史中获得智慧吗？怎能保证这些智慧不是一种虚构呢？为何同样读史，有些人会变得更睿智、更达观，有的人却会变得更呆板、更封闭？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是否存有偏差？在“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之外，我们还能从历史中发现什么？除了几条干巴巴的“历史规律”，我们能否看到历史更丰富的侧面？
今年，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先生先后推出《海昏侯刘贺》《中国印刷史研究》《祭獭食蹠》《那些书和那些人》等著作，展示出丰富而灵活的看历史的视角。
误打误撞闯进了历史圈
检察风云：作为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学者，您当初为何选择这么难的一个专业？
辛德勇：没觉得有多难，初期也许要多看一点基础材料，但到研究层面，各专业的难度其实差不太多。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今天大家强调得比较多，觉得院校太强调专业壁垒，不利于人才培养。我倒不这么看，人是有求知欲的，谁会只看专业书呢？恐怕都会有所扩展吧？
我原本学地理，当时刚恢复高考不久，有十个省不知道地理属理科，也包括我所在的黑龙江省，所以我这样高中没学过地理的文科生也考进地理系。真学起来，觉得与自己兴趣相差太远，所以整个大学一年级，都是自己在看古典文学。
那时学校要求坚定专业思想，反对跨系听课，认为那是“干扰正常教学秩序”，我去听别的系的课，得央求熟人带进教室去，跟做贼一样，生怕被人家认出来。
我1978年2月入学，上大二时，亲戚给我搞了一套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生考卷，当时这都算机密，没关系还搞不到，我一看，觉得这符合我兴趣，从此敲定了一生的专业方向。
检察风云：您是怎么结识老先生们的？
辛德勇：刚开始也不认识，我就给他们写信。
检察风云：您当时还是个学生，老先生们会回信吗？
辛德勇：绝大多数都会回，忙不过来就让研究生帮着回，史念海先生每次都是亲笔回信，大學期间他给我回了10多封信，后来我就上了他的研究生。谭其骧先生忙，便让葛剑雄代劳。侯仁之先生也很忙，后来我到北京，侯先生说太遗憾了，他错过了一个人才，老先生的话让我很感动。
读历史不是为了找共性
检察风云：常说以史为鉴，读历史是为了探索历史的规律，可您写的书更专注于细节，这是为什么？
辛德勇：探索历史规律是对的，可以深化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而非停留在表面。比如唯物史学，力图透过表面斗争去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再比如心理分析史学，关注历史现象背后的心理原因。这些分析的优点很明显，拓展了我们看历史的视野，但也会产生问题，即忽略了什么是历史。如果历史仅仅是几条规律就决定了，那历史还是历史吗？抽象原则是很枯燥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条。那么，除了这几条外，我们还能从历史中看出什么来呢？
检察风云：可怎么保证所还原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呢？
辛德勇：确实，很多真相是隐而不显的，但可以采撷不同侧面的信息，通过交叉对比，探寻历史真相。这就像法庭，当事人会说谎，但将所有人的证词对比分析，往往能揭出真相。
当然，历史越久远，材料就越少，越难做比对工作。不过研究汉代史，也可以从清代史中找灵感，毕竟权力斗争有其共性，可以用“往近看”来补充史料中的缺环。
不过，这要特别慎重，因为这很可能将我们带到错误的地方，将后人的认识强加给古人。比如现代社会有路线斗争，可看唐史，多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不分士族、庶族，大家意见相近，但就是要搞掉你，我上台后再按你说的办。所以在分析唐代政治时，我们就绝不能套用路线斗争的分析框架。
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要忽视历史规律。懂得历史规律，对深入理解具体事实有帮助，但越完美的解释体系，就越难与具体事实相契合。
读历史不是为了找共性，不是为了发现规律，而是更好地去认识具体的历史问题。我们读史时，对规律性的东西往往兴趣不大，而牵涉因素越多，面相越丰富，读起来就越觉得有意思。
不应夸大“二重证据法”
检察风云：一般认为，所谓大师就是善于总结规律的人。比如一提王国维先生，大家就会想到“二重证据法”，而不是他的具体研究。您怎么看？
辛德勇：在学问上，我很崇敬王国维先生，但我崇敬他是因为他做了非常扎实的、富有意义的工作，而非“二重证据法”。
所谓“二重证据法”，即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印证，这或者对重视出土材料、推进历史研究有意义，但过分夸大“二重证据法”的创新意义，我不太同意，因为用地下材料与文献记载相印证是普遍采用的方法，并非王国维先生首创。
自西晋开始，学者便已使用新出土的《汲冢书》来进行历史研究了，到北宋时，学者们已普遍、自觉地在使用“二重证据法”。清代顾炎武写过《金石文字记》，是一篇高水平利用古代金石文献进行研究的论文。顾炎武曾说出土文物有“增高五岳，助广百川”的作用，这和“二重证据法”不是一个意思吗？
我从来没觉得“二重证据法”有任何意义，一些人将其上升为玄妙的方法论，我觉得是很可笑的事情。
后人并未继承王国维的方法
检察风云：既然如此，为何大家还要这么强调“二重证据法”呢？
辛德勇：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引起重视，有客观的历史因素，当时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大量出现，刷新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如果宋代学者看到这些出土文献，他们能不用吗？顾炎武如果看到了，他能不用吗？
时代给了王国维先生更大的发挥余地，这并不是“二重证据法”的功劳。有人说，同时代的顾颉刚先生很少用出土材料，所以王国维先生与众不同。我认为不能这么看问题。毕竟学者的侧重点不一样，一些顾先生侧重的地方，王国维先生也没涉猎，学者不能都做一个方面，不能因此判断孰优孰劣。
陈寅恪先生称赞王国维先生，尤重其“二重证据法”，可罗振玉也很赞赏王国维，却没提到这一点。可惜后人只关注名人讲过什么，不愿动脑筋深入分析。
吊诡的是，今天大家在口头上都很赞赏王国维先生，可实际操作中却相反。
检察风云：哪些地方相反？
辛德勇：只说一点吧。王国维是先熟读经史，然后再去结合文献，现在正好倒过来了，先看文献，然后再去读经史，所以对出土文献理解往往不够深入。
检察风云：在当下的历史写作中，偏重戏说的东西比较多，作为学者，您会怎么看？
辛德勇：世界各国都存在这一现象。历史写作分三个层面：首先是专业写作，就是纯学术；其次是普及性写作，给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看，基本史实要经得起推敲；第三是戏说，国外这类作品也很多。
我觉得这三者可以并行不悖，你觉得某部历史剧拍得不好，你可以去拍好的，你觉得“百家讲坛”不严谨，那你去讲严谨的，这不就行了吗？自己做不好，只会批评别人，这有什么意思呢？我就很喜欢易中天、于丹，因为我偏学术，不擅长这一块。
检察风云：如今国内很多学者不太愿写普及性作品，这是为什么？
辛德勇：这恐怕与市场尚未将读者和作者沟通起来有关。当年陈梦家先生一本书的稿费能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今天可能吗？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来鼓励学者去写普及读物，如果写一本书连三五千元都拿不到，自然没人愿做。
检察风云：在当下，历史阅读的影响力仍很巨大，不过由此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出现了宋粉、清粉等，彼此攻讦不休。为何越读历史，人反而会变得越狭隘？
辛德勇：历史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事实认定，这个容易达成共识，就算没共识，出现纠纷也容易解决；另一个是价值判断，这个很难协调，社会越发展，价值判断的分歧就越大，这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毕竟谁也不能要求大家判断都一致。价值判断不同怎么办？现在解决起来比较难，这需要大环境有所变化。
（文/唐山）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