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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造访两际遇
第一次访问哈佛大学是1986年5月8日。那天，我先后访问了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心理学系和教育学院的心理学系，结果是同天造访，两番际遇。
我先来到位于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心理学系，找到系秘书。当我说明来意后，那秘书直截了当地问我：“请问你在哪里读的大学?”
“在北京。”我回答。
“大学本科读的是什么专业?”她再问。
“英文。”我回答。
“那你最好不要申请我们系。”她冷冷地说。
“为什么?”我急切地问。
“因为我们系招收的研究生全都是大学本科读心理学的，像你这样半路出家的人根本没有希望被录取，也没有过先例。”
“申请到我们这里读博士的学生起码都修了20门以上的心理学课程。
“那我可以再补修心理学的课程嘛!”我继续争辩。
那秘书摇摇头说：“你补不过来的。”
“那我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我仍不甘心地问。
“真的，别再想了，除非你自己愿意白交申请费。”她此时已面露烦意。临出门时，我还不放心地问那秘书：“你有什么好建议给我吗?”
她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从詹姆士教学楼出来，我心里充满了惆怅。难道我人都到了哈佛仍感觉远在天边吗?!
我接着来到位于教育学院心理学系，上来就问系秘书：“请问，申请来这里读博，是不是一定要大学本科读心理学的?”
“不是。”那秘书摇摇头，并面露笑容。
“太好了!”我长舒了一口气，紧接着，我问了一大堆有关专业申请方面的问题，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兴奋。正待我要离去时，那秘书忽然叫住我说：“先生，你有没有决定师从哪位导师?”
“这个，我还没有完全想好。”我怔了一下回答说。
“那我劝你最好选择导师后再填写申请表，那样会大大增强你的录取机会?”秘书又说。
“我建议你最好在填写个人陈述之前，把你准备师从导师的著作好好看一看，再约见他本人谈一谈，那样会使你明确在自我陈述中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的。”秘书解释说。
“太感谢你的提醒啦!”我不住地点头，接着问：“那你还有什么可提醒我的吗?”
“有，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那秘书眨了眨左眼说。
回家后，我认真研究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介绍材料，从中选了雷万恩教授作为我的主要申请导师，并到学校图书馆借了他的一本专著仔细地阅读了一遍，还做了不少读书笔记。
两星期后，我给那个系秘书打电话，约见雷万恩教授本人。当她得知我完全按照她的建议行事时，十分高兴，给我安排了最早的时间会见雷万恩教授。
那天拜见雷万恩教授，我将自己打算师从他的愿望、对他著书的意见及我的学习计划与他做了深入的交流。听完我的话，雷万恩教授兴奋地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你这样准备充分的学生，你好像已经跟了我很久似的。”这一句话说得我心花怒放。
1987年4月5日，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正式录取信。欣喜之余，我想起那两个秘书对我态度上的天壤之别，心想这申请学校的学问可真是不小呵!
先进去再说
上哈佛大学是我的梦想，但入学哈佛却颇令我犹豫了一番。
1986年我在申请人哈佛大学的同时，还申请了另外六所美国大学，其中最早录取我的学校是克拉克大学。这所大学的心理系在美国相当出名，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在美国唯一到访过的学校。
克拉克大学于3月下旬久正式通知录取我，并给了我很好的待遇——不仅免除四年的学费，还提供四年的助学金（需要我为系里做一些事）。这样优厚条件的录取信让我兴奋了好几天。过了些日子，我盼望已久的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录取信也来了，但校方只给6500美元的学费奖学金，而且只是给当年的。这意味着我不仅没有得到丝毫助学金，还要补缴4000美元的学费（哈佛大学当年的学费是10500美元）。
到底是上哈佛大学，还是上克拉克大学？那几天，我陷入了抉择的苦恼。为此，我又找到Palubinsks教授，征求她的意见。
她首先问我：“这两所学校，你更喜欢哪一所?”
“当然是哈佛喽。”我不加思考地回答。
“那你就上哈佛好啦。”她笑着回答。
“可哈佛才给6500美元的奖学金，这实在是太少了。”我回答。
“是啊，6500美元的奖学金是少了点，但这可是哈佛呀!”她笑着说。
“但是，”我想了想说，“如果一年缴4000美元，我还承受得了；如果年年都缴4000美元的学费，我可不惨了去啦!”
“你有没有找哈佛教育学院学生资助办公室的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呢?”她再问。
我摇摇头。
“那你就去了解情况吧”，她语气坚定地说，“我敢打赌，你一定会得到进一步资助的。”
“你为什么这样说?”我兴奋地问。
“因为你不对学校表现出充分的诚意，它怎么会愿意进一步资助你呢?”她两手一摊地说。
“对呀!”我感到茅塞顿开，深深地点头说：“我明天就去了解进一步的情况。”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学生资助办公室，向其主任了解情况，并进一步陈述自己的经济困难。他耐心地听我讲完后问：“你到底有没有决定上哈佛?”
我迟疑了一下说：“是的，我已经决定上哈佛。”
“那就好”，那主任说，“待我收到你的回信后，会进一步替你想办法的。”
回到家中，我立刻给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正式回信，表示我欲秋季入学。
我的信是4月8日发出的。五天后，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学生资助办公室主任的回函，通知我学院决定补加2500美元的奖学金。这令我喜出望外，马上去Palubinskas教授那儿，与她分享我的快乐。
“你从这次经验中学到了什么?”她忽然问我。
我想了想说：“凡事要多想可能性，多做调查。”
Palubinskas教授点点头说：“先进去，再想办法(Get in first，and then work your ways out)。顿了一下，她又一脸认真地说：“我敢打赌，你将来缴的学费一定比你现在想象的少得多。”
Palubinskas教授的话没有错。入哈佛大学之后，我又通过不同途径找到了各种经济资助。到头来，在我6年的哈佛读书期间，非但一分学费未缴，还挣到40000多美元的奖学金!
先进去再说，这成为我日后的一项重要处事原则。
申请奖学金靠什么
我第一年入学哈佛大学时，只拿到9000美元的奖学金资助，自己还要补交1500美元。我当时本着“先进去再说”的决策原则，开始了在哈佛教育学院的学业。但怎样确保进一步的奖学金，一直是我的焦虑所在。
第一个学年过去了，我申请第二年度的奖学金资助，结果令我大失所望。学校奖学金办公室只给了我5700美元的奖学金，而年度学费却涨到11500美元。这意味着如果不能进一步获得资助，我将要支付5800美元的学费!我找到学校奖学金办公室的主管，询问有无补加的可能。那主管坚定告诉我绝无可能。
带着极度焦虑，我找到了导师雷万恩教授，请他帮我出谋划策。他听我讲完问：“你上学年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1个A，6个A-，一个B+。”我回答。
导师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面色慈祥地说：“很好，让我想想办法。”
过了两个星期，我收到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一封信，信上说教育学院提名我接受一项名为John Thayer的奖学金，这项奖学金只授予那些学习出色且经济困难的学生。我兴冲冲地拿着这封信去见导师。导师告诉我，他将我的情况与院长格兰姆教授谈了，院长说哈佛大学每年有各种名义的奖学金可供申请，她想想办法。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收到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第二封信，信上说将授予我1676美元的奖学金。这使我颇感沮丧，因为我原来的期望数至少是它的两三倍。根据导师的建议，我找到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秘书赛克斯女士，她听完了我的陈述后问：“你有没有在你们教育学院进一步想办法?”
“有，但绝无可能了。”我回答。
“但我们这里的经费只资助文理研究生院的学生。”赛克斯女士说。
我想了一下说：“这个我很清楚，今天来找您，是向您了解大学有没有什么奖学金可供所有学生申请的，就像John Thayer奖学金一样。”
“这个——”赛克斯女士沉吟了一下说，“我可以替你查询一下，但需要有你导师的推荐信，哈佛的许多奖学金不是个人可以随便申请的。”
“谢谢您的费心!”我心中掠过一份兴奋，转身就去找我的导师。
再过了三个星期，我收到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第三封来函，通知授予我Currie奖学金，其数额为12000美元。我接到信后，又兴冲冲地去见导师，让他分享我的激动。
“太棒了!”导师接连说，“我也没有想到结果会这么圆满。”
“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才好!”我连连说着。
导师笑了笑说：“没什么，其实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要知道，如果没有你上学年的出色成绩，什么都免谈!”
第一次访问哈佛大学是1986年5月8日。那天，我先后访问了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心理学系和教育学院的心理学系，结果是同天造访，两番际遇。
我先来到位于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心理学系，找到系秘书。当我说明来意后，那秘书直截了当地问我：“请问你在哪里读的大学?”
“在北京。”我回答。
“大学本科读的是什么专业?”她再问。
“英文。”我回答。
“那你最好不要申请我们系。”她冷冷地说。
“为什么?”我急切地问。
“因为我们系招收的研究生全都是大学本科读心理学的，像你这样半路出家的人根本没有希望被录取，也没有过先例。”
“申请到我们这里读博士的学生起码都修了20门以上的心理学课程。
“那我可以再补修心理学的课程嘛!”我继续争辩。
那秘书摇摇头说：“你补不过来的。”
“那我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我仍不甘心地问。
“真的，别再想了，除非你自己愿意白交申请费。”她此时已面露烦意。临出门时，我还不放心地问那秘书：“你有什么好建议给我吗?”
她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从詹姆士教学楼出来，我心里充满了惆怅。难道我人都到了哈佛仍感觉远在天边吗?!
我接着来到位于教育学院心理学系，上来就问系秘书：“请问，申请来这里读博，是不是一定要大学本科读心理学的?”
“不是。”那秘书摇摇头，并面露笑容。
“太好了!”我长舒了一口气，紧接着，我问了一大堆有关专业申请方面的问题，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兴奋。正待我要离去时，那秘书忽然叫住我说：“先生，你有没有决定师从哪位导师?”
“这个，我还没有完全想好。”我怔了一下回答说。
“那我劝你最好选择导师后再填写申请表，那样会大大增强你的录取机会?”秘书又说。
“我建议你最好在填写个人陈述之前，把你准备师从导师的著作好好看一看，再约见他本人谈一谈，那样会使你明确在自我陈述中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的。”秘书解释说。
“太感谢你的提醒啦!”我不住地点头，接着问：“那你还有什么可提醒我的吗?”
“有，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那秘书眨了眨左眼说。
回家后，我认真研究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介绍材料，从中选了雷万恩教授作为我的主要申请导师，并到学校图书馆借了他的一本专著仔细地阅读了一遍，还做了不少读书笔记。
两星期后，我给那个系秘书打电话，约见雷万恩教授本人。当她得知我完全按照她的建议行事时，十分高兴，给我安排了最早的时间会见雷万恩教授。
那天拜见雷万恩教授，我将自己打算师从他的愿望、对他著书的意见及我的学习计划与他做了深入的交流。听完我的话，雷万恩教授兴奋地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你这样准备充分的学生，你好像已经跟了我很久似的。”这一句话说得我心花怒放。
1987年4月5日，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正式录取信。欣喜之余，我想起那两个秘书对我态度上的天壤之别，心想这申请学校的学问可真是不小呵!
先进去再说
上哈佛大学是我的梦想，但入学哈佛却颇令我犹豫了一番。
1986年我在申请人哈佛大学的同时，还申请了另外六所美国大学，其中最早录取我的学校是克拉克大学。这所大学的心理系在美国相当出名，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在美国唯一到访过的学校。
克拉克大学于3月下旬久正式通知录取我，并给了我很好的待遇——不仅免除四年的学费，还提供四年的助学金（需要我为系里做一些事）。这样优厚条件的录取信让我兴奋了好几天。过了些日子，我盼望已久的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录取信也来了，但校方只给6500美元的学费奖学金，而且只是给当年的。这意味着我不仅没有得到丝毫助学金，还要补缴4000美元的学费（哈佛大学当年的学费是10500美元）。
到底是上哈佛大学，还是上克拉克大学？那几天，我陷入了抉择的苦恼。为此，我又找到Palubinsks教授，征求她的意见。
她首先问我：“这两所学校，你更喜欢哪一所?”
“当然是哈佛喽。”我不加思考地回答。
“那你就上哈佛好啦。”她笑着回答。
“可哈佛才给6500美元的奖学金，这实在是太少了。”我回答。
“是啊，6500美元的奖学金是少了点，但这可是哈佛呀!”她笑着说。
“但是，”我想了想说，“如果一年缴4000美元，我还承受得了；如果年年都缴4000美元的学费，我可不惨了去啦!”
“你有没有找哈佛教育学院学生资助办公室的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呢?”她再问。
我摇摇头。
“那你就去了解情况吧”，她语气坚定地说，“我敢打赌，你一定会得到进一步资助的。”
“你为什么这样说?”我兴奋地问。
“因为你不对学校表现出充分的诚意，它怎么会愿意进一步资助你呢?”她两手一摊地说。
“对呀!”我感到茅塞顿开，深深地点头说：“我明天就去了解进一步的情况。”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学生资助办公室，向其主任了解情况，并进一步陈述自己的经济困难。他耐心地听我讲完后问：“你到底有没有决定上哈佛?”
我迟疑了一下说：“是的，我已经决定上哈佛。”
“那就好”，那主任说，“待我收到你的回信后，会进一步替你想办法的。”
回到家中，我立刻给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正式回信，表示我欲秋季入学。
我的信是4月8日发出的。五天后，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学生资助办公室主任的回函，通知我学院决定补加2500美元的奖学金。这令我喜出望外，马上去Palubinskas教授那儿，与她分享我的快乐。
“你从这次经验中学到了什么?”她忽然问我。
我想了想说：“凡事要多想可能性，多做调查。”
Palubinskas教授点点头说：“先进去，再想办法(Get in first，and then work your ways out)。顿了一下，她又一脸认真地说：“我敢打赌，你将来缴的学费一定比你现在想象的少得多。”
Palubinskas教授的话没有错。入哈佛大学之后，我又通过不同途径找到了各种经济资助。到头来，在我6年的哈佛读书期间，非但一分学费未缴，还挣到40000多美元的奖学金!
先进去再说，这成为我日后的一项重要处事原则。
申请奖学金靠什么
我第一年入学哈佛大学时，只拿到9000美元的奖学金资助，自己还要补交1500美元。我当时本着“先进去再说”的决策原则，开始了在哈佛教育学院的学业。但怎样确保进一步的奖学金，一直是我的焦虑所在。
第一个学年过去了，我申请第二年度的奖学金资助，结果令我大失所望。学校奖学金办公室只给了我5700美元的奖学金，而年度学费却涨到11500美元。这意味着如果不能进一步获得资助，我将要支付5800美元的学费!我找到学校奖学金办公室的主管，询问有无补加的可能。那主管坚定告诉我绝无可能。
带着极度焦虑，我找到了导师雷万恩教授，请他帮我出谋划策。他听我讲完问：“你上学年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1个A，6个A-，一个B+。”我回答。
导师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面色慈祥地说：“很好，让我想想办法。”
过了两个星期，我收到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一封信，信上说教育学院提名我接受一项名为John Thayer的奖学金，这项奖学金只授予那些学习出色且经济困难的学生。我兴冲冲地拿着这封信去见导师。导师告诉我，他将我的情况与院长格兰姆教授谈了，院长说哈佛大学每年有各种名义的奖学金可供申请，她想想办法。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收到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第二封信，信上说将授予我1676美元的奖学金。这使我颇感沮丧，因为我原来的期望数至少是它的两三倍。根据导师的建议，我找到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秘书赛克斯女士，她听完了我的陈述后问：“你有没有在你们教育学院进一步想办法?”
“有，但绝无可能了。”我回答。
“但我们这里的经费只资助文理研究生院的学生。”赛克斯女士说。
我想了一下说：“这个我很清楚，今天来找您，是向您了解大学有没有什么奖学金可供所有学生申请的，就像John Thayer奖学金一样。”
“这个——”赛克斯女士沉吟了一下说，“我可以替你查询一下，但需要有你导师的推荐信，哈佛的许多奖学金不是个人可以随便申请的。”
“谢谢您的费心!”我心中掠过一份兴奋，转身就去找我的导师。
再过了三个星期，我收到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第三封来函，通知授予我Currie奖学金，其数额为12000美元。我接到信后，又兴冲冲地去见导师，让他分享我的激动。
“太棒了!”导师接连说，“我也没有想到结果会这么圆满。”
“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才好!”我连连说着。
导师笑了笑说：“没什么，其实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要知道，如果没有你上学年的出色成绩，什么都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