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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弗伦奇在《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一书中，引用了一组中国服装业提供的数据：“1985年，中国城市男性平均腰围是63.5厘米，现在已接近76.2厘米。”也就是说，25年间，中国男性的腰围，膨胀了15%以上，同比涨幅最高的，是属于社会中坚力量的40岁至50岁的男性人群。
与腰围相比，看上去好接受一点的数据是中国女性的胸围变化。现在，中国城市女性的C、D、E罩杯的文胸销售量不断增加，客户群包括了20岁以下的女性。同时，北京服装学院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城市女性平均胸围已达到83.53厘米，比1992年增加了1厘米。这也表明中国女性正在变胖。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在拥有13.7亿人口的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的比例从2002年的25%上升到2010年的38.5%，其中城市居民占多数。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50%至57%的人口会超重。
按照中国成人超重与肥胖判定标准，2010年，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30.6%，肥胖率12.0%。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10年全国疾病监测地区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中得到的数据。
2010年全国疾病监测地区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得到的数据中，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差别均不大；城市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均高于农村；18～59岁劳动力人口超重率30.3%，肥胖率11.8%；6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重率32.3%，肥胖率12.5%。城市中年女性的肥胖率最高，为17.8%。
与2007年监测结果相比，2010年，18～69岁居民的超重率和肥胖率有所上升。
“在我们的数据里可以发现，北方肥胖率高于南方；在城区、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中，城乡结合部的人变胖的速度最快，肥胖率也最高；男性肥胖率比女性略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社区处处长施小明对记者说。
但是通过一把“尺子”看腰围的变化，并致力于中国市场和行业数据研究的通亚咨询公司的创办人保罗·弗伦奇和马修·格莱博却发现了一些有趣却不同的现象。
“肥胖是中产阶层的问题，中产阶层人群正在日益发胖，他们最先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其饮食习惯改变得也最为彻底，而这正是中国肥胖率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的著作《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中如此写道。
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还没有关于体重的统计数据。在1980年的中国街头，几乎看不到胖子，“将军肚”一度是称赞别人的褒义词。而比“将军肚”一词含义转变更快的，是中国肥胖问题的发展。
即便如此，中国还没有出现很多极端肥胖的案例。也就是说，看上去，眼下中国人的胖跟美国人的胖还无法较量。如果按照西方的肥胖标准，“那我们全国的肥胖率只有5.1%。”施小明说。“但是中国的超重和肥胖标准与国际标准并不一致，相同的BMI（体重指数，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水平时，黄种人体内的脂肪含量要比欧美人高，换句话说，即使看起来没那么胖，也很可能超标了。”
根据《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书中的数据，1982年中国的超重人口只占总人口的约7%，而当时美国的情况是成年肥胖人口百分比已经达到26%。
10年以后，1992年的一份调查说明，15%的中国人口体重超重，大约3000万人口属于临床意义上的肥胖。
4年以后，1996年调查时，中国的超重人口比重已经迅速增加到23%。
2010年，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人口总共已经达到40%了。
胖，只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管不住的嘴和迈不开的腿。
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刘斌（化名）自从参加工作后，午饭几乎都在食堂解决。“国企的食堂，价格实惠，可以选择的食物又多，味道也还不错。我的同事，有的不仅午饭在食堂吃，晚上也带些饭菜回家，图个方便。”
食堂的特点之一，就是油、酱油、盐、糖都会严重过量。一方面是为了口感，荤腥的确可以给人们带来味蕾上的刺激。而另一方面，油、盐也可以延长食物的保鲜时间。
“我没觉得自己在食堂吃很多，但是却慢慢发福。确实感觉食堂的饭菜都太过油腻，口味也比较重。” 刘斌说。
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还在家里开火做饭。大型家居用品超市“宜家”发现，中国消费者对大量购买厨房用品并不感兴趣，在其委托一家调查公司2005年的一份调研发现，上海只有不到5%的白领女性下班后回家做饭。
另一方面，中国的饭局还有更多联络感情的因素。刘斌说：“到了年末，尤其是春节前夕，应酬铺天盖地。各个部门、各个机构、各个协会、各个公司都需要靠‘撮一顿’来建立关系，维系关系，发展关系。”
饕餮盛宴变成家常便饭的时候，中国人的脂肪摄入量已经超标了。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人的运动量不仅没能上升，却还在下降。“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静坐的时代。根据我们的统计，2007年中国人平均每天坐3.8个小时，而到了2010年就上升到4.8个小时了。这说明我们的休闲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电脑、手机上。”施小明说。
同样以刘斌为例，他早上8点半上班，一直到下午5点下班，几乎都是坐着，没有其他的运动。“我过去就很喜欢打篮球。高中、大学的时候天天打，但工作后只能周末和朋友相约去打球了。希望到了春天夏天，我经常出来打球，体重能慢慢恢复。”
一家减肥训练营的北京主管葛国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的客户每年都有40%到50%的上升，由于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减重百分比也在逐年上升。
中国迅速的城市化正在给肥胖提供最有支撑力的生活方式。
城市的生活方式是久坐的时间更长、更多依赖汽车交通，也能更方便地接触到更多的美食。
姚清（化名）在上海一家外企从事翻译工作，算是典型的白领。她面临的减肥困境是走几步就能在街上随意买到的甜食。“我从小就爱吃肯德基，尤其喜欢吃甜食。经济独立后，就会更加放纵一些。”姚清说。 随意走在上海的一条街道，就可以看到各类咖啡屋、蛋糕房、奶茶店。24小时便利店更是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只要人们想买甜食，几步路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北京也许是中国最胖的城市之一。北京市卫生局在2004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北京市约有60%的成年人体重超重。“现在北京的肥胖率大概有20%了。”施小明说。
这与饮食结构有关。北方城市居民的膳食中，大米的摄入量越来越少，而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越来越多，而且北方人更爱“喝一杯”。
根据网站调查显示，在“酒友”数量上，全国各省市间差距比较大。最喜欢喝酒的省市前10位分别是：北京、山东、河北、辽宁、江苏、河南、山西、安徽、上海与天津。
与大量饮酒相伴的就是大量的饮食。刘斌说，为了不喝醉，应酬时他会有意识地多吃饭吃菜。敬酒时间很长，吃东西的时间也自然会拉长，食量也在无形中增加了。
“中国城市人口的肥胖率水平可能已经达到了20%，尤其是沿海地区从香港及附近的东部沿海地区到上海，再经北方内陆地区和北京，一直到中国东北地区，这一线的城市是中国的肥胖中心。”《富态：腰围改变中国》的作者们认为。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人们变胖的速度最快。这和健康知识以及健康信息的多少是有关的。而这个地方的物质丰富的速度又是最快的。”施小明说。中国成年人口的超重率为30.6%，其中城市超重率是33.8%，农村是29.1%。“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
当很多中国人还把肥胖看成一个“富贵病”时，事实却是：在肥胖问题上，低收入人群和发展中国家要比高收入人群和发达国家受到更多的影响。“目前中国的慢性病发生，农村人口已经高于城市人口。”施小明说。
而肥胖则是引发慢性病的重要诱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的发生，各个年龄阶段的超重、肥胖者的比例都高于同年龄阶段的体重正常的人。
肥胖已经成为与艾滋病、毒药麻痹和饮酒成瘾并列为“世界4大医学社会问题”，成为全球引起死亡的第五大风险，全球每年至少有280万人死于超重或者是肥胖。
这些慢性病显然将成为未来消耗中国医疗卫生体系资源的主要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声称，到2020年，心血管疾病将成为中国人死亡的主要病因，中国每年高血压患者的人数将增加300万。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与肥胖相关的医疗费用占发达国家医疗费用总额的比例为2%到6%。
2012年6月，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曾表示，我国财政对慢性病防治的支持正在逐年加大，2012年拨付3.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防治慢性病。
当中国有接近一半的成年人体重超重时，可以想象中国医保将背上沉重的包袱。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吕爽 等）
与腰围相比，看上去好接受一点的数据是中国女性的胸围变化。现在，中国城市女性的C、D、E罩杯的文胸销售量不断增加，客户群包括了20岁以下的女性。同时，北京服装学院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城市女性平均胸围已达到83.53厘米，比1992年增加了1厘米。这也表明中国女性正在变胖。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在拥有13.7亿人口的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的比例从2002年的25%上升到2010年的38.5%，其中城市居民占多数。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50%至57%的人口会超重。
按照中国成人超重与肥胖判定标准，2010年，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30.6%，肥胖率12.0%。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10年全国疾病监测地区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中得到的数据。
2010年全国疾病监测地区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得到的数据中，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差别均不大；城市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均高于农村；18～59岁劳动力人口超重率30.3%，肥胖率11.8%；6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重率32.3%，肥胖率12.5%。城市中年女性的肥胖率最高，为17.8%。
与2007年监测结果相比，2010年，18～69岁居民的超重率和肥胖率有所上升。
“在我们的数据里可以发现，北方肥胖率高于南方；在城区、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中，城乡结合部的人变胖的速度最快，肥胖率也最高；男性肥胖率比女性略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社区处处长施小明对记者说。
但是通过一把“尺子”看腰围的变化，并致力于中国市场和行业数据研究的通亚咨询公司的创办人保罗·弗伦奇和马修·格莱博却发现了一些有趣却不同的现象。
“肥胖是中产阶层的问题，中产阶层人群正在日益发胖，他们最先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其饮食习惯改变得也最为彻底，而这正是中国肥胖率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的著作《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中如此写道。
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还没有关于体重的统计数据。在1980年的中国街头，几乎看不到胖子，“将军肚”一度是称赞别人的褒义词。而比“将军肚”一词含义转变更快的，是中国肥胖问题的发展。
即便如此，中国还没有出现很多极端肥胖的案例。也就是说，看上去，眼下中国人的胖跟美国人的胖还无法较量。如果按照西方的肥胖标准，“那我们全国的肥胖率只有5.1%。”施小明说。“但是中国的超重和肥胖标准与国际标准并不一致，相同的BMI（体重指数，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水平时，黄种人体内的脂肪含量要比欧美人高，换句话说，即使看起来没那么胖，也很可能超标了。”
根据《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书中的数据，1982年中国的超重人口只占总人口的约7%，而当时美国的情况是成年肥胖人口百分比已经达到26%。
10年以后，1992年的一份调查说明，15%的中国人口体重超重，大约3000万人口属于临床意义上的肥胖。
4年以后，1996年调查时，中国的超重人口比重已经迅速增加到23%。
2010年，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人口总共已经达到40%了。
胖，只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管不住的嘴和迈不开的腿。
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刘斌（化名）自从参加工作后，午饭几乎都在食堂解决。“国企的食堂，价格实惠，可以选择的食物又多，味道也还不错。我的同事，有的不仅午饭在食堂吃，晚上也带些饭菜回家，图个方便。”
食堂的特点之一，就是油、酱油、盐、糖都会严重过量。一方面是为了口感，荤腥的确可以给人们带来味蕾上的刺激。而另一方面，油、盐也可以延长食物的保鲜时间。
“我没觉得自己在食堂吃很多，但是却慢慢发福。确实感觉食堂的饭菜都太过油腻，口味也比较重。” 刘斌说。
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还在家里开火做饭。大型家居用品超市“宜家”发现，中国消费者对大量购买厨房用品并不感兴趣，在其委托一家调查公司2005年的一份调研发现，上海只有不到5%的白领女性下班后回家做饭。
另一方面，中国的饭局还有更多联络感情的因素。刘斌说：“到了年末，尤其是春节前夕，应酬铺天盖地。各个部门、各个机构、各个协会、各个公司都需要靠‘撮一顿’来建立关系，维系关系，发展关系。”
饕餮盛宴变成家常便饭的时候，中国人的脂肪摄入量已经超标了。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人的运动量不仅没能上升，却还在下降。“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静坐的时代。根据我们的统计，2007年中国人平均每天坐3.8个小时，而到了2010年就上升到4.8个小时了。这说明我们的休闲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电脑、手机上。”施小明说。
同样以刘斌为例，他早上8点半上班，一直到下午5点下班，几乎都是坐着，没有其他的运动。“我过去就很喜欢打篮球。高中、大学的时候天天打，但工作后只能周末和朋友相约去打球了。希望到了春天夏天，我经常出来打球，体重能慢慢恢复。”
一家减肥训练营的北京主管葛国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的客户每年都有40%到50%的上升，由于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减重百分比也在逐年上升。
中国迅速的城市化正在给肥胖提供最有支撑力的生活方式。
城市的生活方式是久坐的时间更长、更多依赖汽车交通，也能更方便地接触到更多的美食。
姚清（化名）在上海一家外企从事翻译工作，算是典型的白领。她面临的减肥困境是走几步就能在街上随意买到的甜食。“我从小就爱吃肯德基，尤其喜欢吃甜食。经济独立后，就会更加放纵一些。”姚清说。 随意走在上海的一条街道，就可以看到各类咖啡屋、蛋糕房、奶茶店。24小时便利店更是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只要人们想买甜食，几步路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北京也许是中国最胖的城市之一。北京市卫生局在2004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北京市约有60%的成年人体重超重。“现在北京的肥胖率大概有20%了。”施小明说。
这与饮食结构有关。北方城市居民的膳食中，大米的摄入量越来越少，而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越来越多，而且北方人更爱“喝一杯”。
根据网站调查显示，在“酒友”数量上，全国各省市间差距比较大。最喜欢喝酒的省市前10位分别是：北京、山东、河北、辽宁、江苏、河南、山西、安徽、上海与天津。
与大量饮酒相伴的就是大量的饮食。刘斌说，为了不喝醉，应酬时他会有意识地多吃饭吃菜。敬酒时间很长，吃东西的时间也自然会拉长，食量也在无形中增加了。
“中国城市人口的肥胖率水平可能已经达到了20%，尤其是沿海地区从香港及附近的东部沿海地区到上海，再经北方内陆地区和北京，一直到中国东北地区，这一线的城市是中国的肥胖中心。”《富态：腰围改变中国》的作者们认为。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人们变胖的速度最快。这和健康知识以及健康信息的多少是有关的。而这个地方的物质丰富的速度又是最快的。”施小明说。中国成年人口的超重率为30.6%，其中城市超重率是33.8%，农村是29.1%。“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
当很多中国人还把肥胖看成一个“富贵病”时，事实却是：在肥胖问题上，低收入人群和发展中国家要比高收入人群和发达国家受到更多的影响。“目前中国的慢性病发生，农村人口已经高于城市人口。”施小明说。
而肥胖则是引发慢性病的重要诱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的发生，各个年龄阶段的超重、肥胖者的比例都高于同年龄阶段的体重正常的人。
肥胖已经成为与艾滋病、毒药麻痹和饮酒成瘾并列为“世界4大医学社会问题”，成为全球引起死亡的第五大风险，全球每年至少有280万人死于超重或者是肥胖。
这些慢性病显然将成为未来消耗中国医疗卫生体系资源的主要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声称，到2020年，心血管疾病将成为中国人死亡的主要病因，中国每年高血压患者的人数将增加300万。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与肥胖相关的医疗费用占发达国家医疗费用总额的比例为2%到6%。
2012年6月，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曾表示，我国财政对慢性病防治的支持正在逐年加大，2012年拨付3.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防治慢性病。
当中国有接近一半的成年人体重超重时，可以想象中国医保将背上沉重的包袱。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吕爽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