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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处于现代化初期的中国大学教育是有魅力的，其成功之处值得借鉴。当时的中国大学具备了鲜明的特征；自由民主的大学理念、中西合璧的师资队伍、灵活多元的办学体制，这得益于它的教育独立、教授治校、自由流动的原则。
关键词：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化初期；特征；原则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5－0115－07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政府腐败，列强侵略，战祸连绵，民不聊生。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却诞生于此时。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洋务运动时期延续下来的教育救国论曾经风行一时，达到了鼎盛时期。蔡元培先生是教育救国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名言人们耳熟能详。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自不待言，陈独秀、张伯苓、鲁迅、徐特立等，甚至包括了青年毛泽东，也都曾经是教育救国论的信徒。
胡适也告诫青年：“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国运动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胡适的话，有一定的片面性，应该说救国事业也有应急之举和长远之举，完全否定应急之举，是错误的。但是，胡适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从当今之世综合国力竞争是人才竞争的角度看，培养人才是长远之举。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因为她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正路，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理念是很先进的，如果能不间断地走下去，会有一个远大的前途。可惜，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并不允许。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曾提到钱穆“承认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的惋惜。应当看到当时的教育救国论是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国家危亡所做出的一种救国探索，一方面在当时它是各种进步思潮中的一种，另一方面，历史证明它在当时的中国是远水不解近渴。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历史可以回顾和借鉴。真理是有条件的，也是需要时机的，“生不逢时”的真理往往被认为是谬误。今天我们回首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当时的教育家们、大学教授们、大学生们，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固然有点天真、有点幼稚，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历史状况，但却是预见性的，是“超前”的。其中有不少经验和做法可以为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现代大学的建设提供借鉴。
二、中国现代化大学教育初期的特征
(一)自由民主的大学理念
现代化初期的中国大学，不但校长、教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做法，不被非学术的、非教育的力量所左右，学生也可以就某一学术观点毫不留情地批评教授，甚至就在课堂之上当场把教授轰下讲台；教授常常加入学生的学术社团，和学生一起就某个问题吵得唾沫横飞，之后又主动帮助学生修改文章、出版著作，亦师亦友，相得益彰，其乐融融……这一切在我们当代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中国大学却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正是学术自由的理念，让这些校长、教授、学生们产生了丰富的创造力，竟能在那样一个山河破碎、战火纷飞的时代，奇迹般地开辟出了一片灿烂绚丽的教育天地。
当时的校园民主曾被认为是大学教育中的应有之义。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清华原来的校风，很重视民权，无论教授和学生，凡是开大一点的会，都要照议事规则进行。“我记得在一次教授会议中，有一位教授站起来对某一事作了滔滔不绝的长篇发言，发言以后，主持会场的人问：‘你这是个提案吗?’那位发言的教授，因为初到清华，还不熟悉会议规则，就谦虚地说，‘这不能算什么提案，我不过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主持会场的人说：‘既然不是提案，现在会场上没有提案，散会。’原来照议事规则，会场上必须有个提案，然后对这个提案进行表决。凡是参加会议的人，任何人都能提提案。他的提案，可以是他自己的意见，也可以是他集中别人的意见。在会议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言，任何人都可以集中别人的意见，但是任何人的集中，都必须作为提案向会议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表决，经过多数赞成以后，才能作为会议的议决案。这样的议决案才算是代表多数的意见，少数人自然就无计可施的了。”在当时的清华校园民主得到了真正实现，正是因为有了学生会、教授会、评议会等这些民主色彩很浓的机构以及相关的程序。
不仅在形式上，当时的大学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也是十分民主自由的，当时的大学从体制上说有一长处，就是它在课程的设计上留给了教授很大的自由。那时没有今日所谓统编教材，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学术专长选择教材。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由于没有统编教材，教授就必须学有专长。如果随便找一本别人的专著做自己的讲义，不但同行看不起，学生也不买账。没有统编教材，也就没有统一考试，所以当时大学里教授的权力是很大的，比如说，当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试题就是对对子，他出了上联“孙行者”，请考生对出下联，据说当年对出下联“胡适之”的只有一人，即后来成为古汉语专家的周祖谟先生。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规定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正因为具备了自由民主的大学理念，教授们往往能超越自身的利益，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了。在当时，这种豪放旷达之人的率性之 举，并不鲜见，例如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拂袖而去。西南联大时，国民党要求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由此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比较特立独行，也没有人把他们怎么样。
(二)中西合璧的师资队伍
处于现代化大学教育初期的中国，不仅“礼崩乐坏”，而且西学东渐，前者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相似，而后者则是当时所特有的。正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造就了一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身上不仅体现着传统意识，同时也具有世界眼光。东西文化的精萃在他们身上交相辉映。20世纪初，中国大学中的领导人和教授们，大都很开明，他们到国外出去一走，就能敏锐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
关于这一点，从教师队伍的构成可见一斑。比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再加上吴宓和李济，从教育背景上说，是完整的中西两面，全部出过国门，对中西学术都有深刻的了解。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成材和贡献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现在学术界公认，虽然中国的大学起步很晚，但起点并不低，它们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而且很快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1945年西南联大北上解体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里面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知名大学的校长，没有几个不曾有过留学经历的，而且他们的留学是在早年，在出名之前，都是“海归”。人们所熟知的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就直接源于德国的留学经历，其改革北京大学的思想就来源于当时最先进的德国教育理念，其具体举措就是以柏林大学为蓝本的，他的名言“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直接来源于德国教育理念；还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曾是清华前身“游美学务处”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留学经历为他后来成为一位有世界眼光的校长奠定了基础。他在办学上既强调儒家的“明明德”与“新民”，要求大学生做好新民工作之准备，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应有所建树；同时又汲取西方通识教育的理念，贯彻“知识博约”与“学术自由”。
结合各个大学的校训，可见当时几所著名大学校长的留学经历及其对学校的影响。曾先后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将“求是”作为浙大的校训并视为办学的核心价值观；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郭秉文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校长时提出训育、智育、体育的“三育并举”，及办学要做到“四平衡”：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执掌中央大学十年之久的罗家伦校长，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其回国后的就职演说《中央大学的使命》中将“诚朴雄伟”作为中央大学的校训和学风。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曾赴美国留学取经，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在回国担任校长期间，他提出办南开只有两个目的：“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为实现这一目标，他确定了南开办学的五项原则。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并将这五项原则归纳为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唐文治任交通大学校长之前曾两次出国，对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进行了广泛考察，回国任校长期间，着力推行其“崇德、尚实、重文、健身”的办学主张，制定了“勤、俭、敬、信”四字校训，强调尚实的中心就是“求实学、务实业”，以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人才。1929年出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曾长期留学欧洲，先后获得伦敦大学政治学硕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作为校长他提出要使武大“能履行新的使命、传播高深的知识、提高深邃的学术、担起中华文化中枢的责任”的办学理想。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他确定了“牺牲、服务、团结”为复旦精神，要求学生务必养成“至诚、纯洁、无私、博爱”的品德。任云南大学校长十二年之久的熊庆来曾留学法国，回国后亲自制定了“诚、正、敏、毅”的校训，鼓励师生“努力求新、努力求真”。
(三)灵活多元的办学体制
当时的大学布局，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就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的学校与学生数量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占据了不容忽视的比重。从学校数来看，192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主要分布情况是：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7所，私立大学13所，教会大学17所；1935年，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53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51所；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公立大学的数字为39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27所㈣。可见，近代中国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平分秋色，携手并进，构成一个“三足鼎立”的高等教育格局。这样一个局面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制度现代化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当时中国涌现出的大批名校中，不仅有公立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等，私立大学也毫不示弱，例如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陈嘉庚兴办的集美专科学校群和厦门大学，以及大同大学、复旦大学(原复旦公学)、河南福州矿务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广东国民大学、中法大学等，都是著名的学校。同时，也有一批著名的教会大学，如上海三所著名教会大学：中国资格最老的圣约翰大学、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沪江大学、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大学。
当时的私立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确是应当浓墨重彩地大书几笔的。私立大学南开，从1898年南开中学前身严馆时期的六名学生，发展到1948年的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且在校生达四千余人的一代名校，南开的发展是“超常规”的。这里有校长张伯苓的苦心经营，包括他确定发展战略时的腾挪趋避。比如，张伯苓办南开大学，不设中文系，便是有意为之。他认为，学文学的，多空谈；而他更崇尚实业救国，所以要求笃实的学风。旧南开的化]二、经济、社会学等做得很好。很多人批评他，说他 固执、偏激，可你不能不承认，他办的大学是有个性的。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张伯苓的南开，发展出一种迥异于蔡元培的北大、梅贻琦的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张伯苓管得好南开，但管不好北大；反之，蔡元培也很可能对付不了南开。一个有名的案例，罗家伦在清华很受气，在中央大学则如鱼得水，做出了很大成绩。”这也正好说明了私立大学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与私立大学相比，教会大学则更显得“边缘”，然而在当时，它却占据着“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地位。迄至1949年为止，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0％～15％，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例如韦卓民的华中大学。韦先生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有过许多让后人钦佩的作为，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要他出任教育部长，被他拒绝。韦先生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但他看到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治腐败的现象严重，就愤然退出了参政会。国民党和三青团曾经想干预学校的正常活动，韦先生竭力反对，学生也强烈抗议，终于使这类活动未能在华中大学扎根。正是韦卓民这样的大学校长，捍卫了大学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使得学术自由得以传承下来。可以说，这是任何尊重大学历史的人都不应该忘却的。
三、中国现代化大学教育初期的原则
(一)教育独立
教育独立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保障。蔡元培先生为伸张大学的理想，任北大校长期间，先后两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辞职启事，这在教育史上已经成为经典，他的辞职，不是因为个人私利，而是因为教育独立的理念受到阻滞。蔡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教育独立议》，他在文章中呼吁：“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其实，坚持教育独立观念的何止蔡先生一人。1937年7月，胡适在庐山谈话中就多次说过，教育应该独立，总结其历来的主张，主要之点就是反对当时的官吏干扰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23年2月，黎元洪、冯国璋两家子弟以每年出资一千零五十四元的高额学费为条件，请求免试入读清华。然而在教授评议会讨论此事时，却受到极力反对，他们直言：“此例一开，我怕清华园一片净土，到处都是少爷公子们，那时清华真可成为贵族学校了。”教授们不与官僚势力苟且的勇气，使清华最终也没给这两位前“民国总统”一点面子。
不仅不给面子，还要抗命而行。1930年，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当时教育部要求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寿镛校长于1931年1月19日呈文国民政府，文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据理力争，维护了教育独立117J。当校长之前也要先讲好条件，约法三章，否则不干。1936年，蒋介石亲自召见竺可桢，请他出任浙大校长。竺先生当时没有表态同意，说要与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商量后再考虑。在征求蔡先生意见后，竺先生认为，若再不为浙大着想，而抱“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必陷于党部之手”，于是向当局提了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干涉；时间以半年为限。除第三条外，都得到官方允准，竺可桢才肯出任校长，在以后的十三年中大致也做到了。
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当时的云南省省长龙云曾给予联大很大的支持。一日，龙云来校拜见联大梅贻琦校长，说他儿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称不能破例，建议明年再考，他可以请老师为之晚上补习，但要收“家教费”。
当时中国的大学能办得有生气，有特色，并得到时人的认同和今人的怀念，这是与这些校长教授对教育独立性的捍卫分不开的。
(二)教授治校
有一件小事，反映出当时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生活都很拮据。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系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㈣。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方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院长和系主任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这充分体现了对教授的尊重。
当时中国的大学尽管在军阀政府的控制下，可是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超越功利计算之上的精神追求，教授们在社会上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更有自尊心。所以，教授治校也成为了大学的应有之义。正因为如此，尽管当局总是出台一些诸如“取消大学评议会、教授会、校务会”之类的与《大学组织法》相抵触的政策，但北大、清华及后来的西南联大等大学却始终坚持实行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背后蕴涵着深厚的学术理念，就是对教授的尊重和信任。有件个案可以窥见当时教授地位之崇高：1940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而李先生向来不屑于语言学之外的东西，“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做领导了。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劝，然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这是个别事例，人才划分未必得当，但可以从中看出教授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追求表达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比较直接。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份自信，教授们才能“扬眉吐气”，才敢“大言不惭”：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他就要说明：“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虽然是大师的风格，常人难以企及，但这也从另一面说明当时教授在大学里是受到尊敬的。
进入新时期后，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眭依凡教授曾就“大学是否应当成立教授会(具决策性质)， 以便形成和发挥学术权力在治校中的作用”调查过部分大学校长，结果是：63.92％的校长认为没必要成立或日不清楚是否应当成立，只有36.08％的校长认为应当成立。这说明相当数量的大学校长对教授治校的“民主治校”制度持怀疑态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专家、教授治校的传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中断。
事实上，目前世界上一流大学都赋予教授一定的权利，赋予大学绝对的学术自由。即使在麦卡锡主义昌行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警察也不能在校园中抓人。如今，在整个社会都认同了“人不应以思想而获罪”之后，校园学术之自由，更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科学文明的昌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的。
(三)自由流动
作为“大学的灵魂”(竺可桢语)，教授理应受到尊重，而且，还应自由流动，双向选择。
自由流动是当时大学里教授们的“基本权利”。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当时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因为有自由流动的机制，也就给教授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的教授很少终身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是有促进作用的，也能保持教授学术上的活力。
1932年，杨树达在清华执教，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刘文典，因为有人说了杨树达的闲话，他就决定离开清华，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大学里是常见的，凡是学术水平高的教授就不愁没有去处。闻一多在1926年到1930年间曾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1931年在清华安定下来；朱自清在同一时间也流动于杭州一师、扬州第十一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最后固定在清华；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后来，因为傅斯年又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鲁迅和顾颉刚有积怨，不愿呆在一个学校，所以很快就离开了。由于有自由流动的机制，大学里教授之间的矛盾一般能够减至较低程度。有学者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在1949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动程度，他们当中平均自由流动三次，多的则达四五次。
值得一提的是，教授的这种自由流动是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密切联系的，教授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又可以从他们的工资状况得见一斑。当时大学里教授的地位高，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许多现实保障的。30年代梅贻琦做了清华校长以后，教授工资为300～400元，最高可达500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所以，他们自由流动，没有生计之忧。
从辛亥革命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这30多年，中国现代化的大学教育还处于初期，但这些大学充满魅力、个性十足，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仅以西南联大为例，这所与抗战相始终的大学，汇集了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陈寅恪、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晗、赵九章、李楷文、林徽因等著名学者专家，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联大师生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的，共有171人(学生9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2人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宋平、彭佩云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其中的经验，可以为时下的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启发，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也不无裨益。当然，其中的一些做法有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在当代能否直接借鉴过来值得慎重考虑。比如教育独立问题，我们现今的教育是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的教育，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教育，是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的。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
责任编辑：王之刚
关键词：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化初期；特征；原则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5－0115－07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政府腐败，列强侵略，战祸连绵，民不聊生。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却诞生于此时。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洋务运动时期延续下来的教育救国论曾经风行一时，达到了鼎盛时期。蔡元培先生是教育救国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名言人们耳熟能详。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自不待言，陈独秀、张伯苓、鲁迅、徐特立等，甚至包括了青年毛泽东，也都曾经是教育救国论的信徒。
胡适也告诫青年：“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国运动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胡适的话，有一定的片面性，应该说救国事业也有应急之举和长远之举，完全否定应急之举，是错误的。但是，胡适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从当今之世综合国力竞争是人才竞争的角度看，培养人才是长远之举。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因为她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正路，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理念是很先进的，如果能不间断地走下去，会有一个远大的前途。可惜，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并不允许。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曾提到钱穆“承认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的惋惜。应当看到当时的教育救国论是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国家危亡所做出的一种救国探索，一方面在当时它是各种进步思潮中的一种，另一方面，历史证明它在当时的中国是远水不解近渴。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历史可以回顾和借鉴。真理是有条件的，也是需要时机的，“生不逢时”的真理往往被认为是谬误。今天我们回首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当时的教育家们、大学教授们、大学生们，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固然有点天真、有点幼稚，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历史状况，但却是预见性的，是“超前”的。其中有不少经验和做法可以为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现代大学的建设提供借鉴。
二、中国现代化大学教育初期的特征
(一)自由民主的大学理念
现代化初期的中国大学，不但校长、教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做法，不被非学术的、非教育的力量所左右，学生也可以就某一学术观点毫不留情地批评教授，甚至就在课堂之上当场把教授轰下讲台；教授常常加入学生的学术社团，和学生一起就某个问题吵得唾沫横飞，之后又主动帮助学生修改文章、出版著作，亦师亦友，相得益彰，其乐融融……这一切在我们当代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中国大学却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正是学术自由的理念，让这些校长、教授、学生们产生了丰富的创造力，竟能在那样一个山河破碎、战火纷飞的时代，奇迹般地开辟出了一片灿烂绚丽的教育天地。
当时的校园民主曾被认为是大学教育中的应有之义。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清华原来的校风，很重视民权，无论教授和学生，凡是开大一点的会，都要照议事规则进行。“我记得在一次教授会议中，有一位教授站起来对某一事作了滔滔不绝的长篇发言，发言以后，主持会场的人问：‘你这是个提案吗?’那位发言的教授，因为初到清华，还不熟悉会议规则，就谦虚地说，‘这不能算什么提案，我不过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主持会场的人说：‘既然不是提案，现在会场上没有提案，散会。’原来照议事规则，会场上必须有个提案，然后对这个提案进行表决。凡是参加会议的人，任何人都能提提案。他的提案，可以是他自己的意见，也可以是他集中别人的意见。在会议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言，任何人都可以集中别人的意见，但是任何人的集中，都必须作为提案向会议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表决，经过多数赞成以后，才能作为会议的议决案。这样的议决案才算是代表多数的意见，少数人自然就无计可施的了。”在当时的清华校园民主得到了真正实现，正是因为有了学生会、教授会、评议会等这些民主色彩很浓的机构以及相关的程序。
不仅在形式上，当时的大学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也是十分民主自由的，当时的大学从体制上说有一长处，就是它在课程的设计上留给了教授很大的自由。那时没有今日所谓统编教材，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学术专长选择教材。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由于没有统编教材，教授就必须学有专长。如果随便找一本别人的专著做自己的讲义，不但同行看不起，学生也不买账。没有统编教材，也就没有统一考试，所以当时大学里教授的权力是很大的，比如说，当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试题就是对对子，他出了上联“孙行者”，请考生对出下联，据说当年对出下联“胡适之”的只有一人，即后来成为古汉语专家的周祖谟先生。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规定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正因为具备了自由民主的大学理念，教授们往往能超越自身的利益，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了。在当时，这种豪放旷达之人的率性之 举，并不鲜见，例如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拂袖而去。西南联大时，国民党要求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由此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比较特立独行，也没有人把他们怎么样。
(二)中西合璧的师资队伍
处于现代化大学教育初期的中国，不仅“礼崩乐坏”，而且西学东渐，前者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相似，而后者则是当时所特有的。正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造就了一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身上不仅体现着传统意识，同时也具有世界眼光。东西文化的精萃在他们身上交相辉映。20世纪初，中国大学中的领导人和教授们，大都很开明，他们到国外出去一走，就能敏锐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
关于这一点，从教师队伍的构成可见一斑。比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再加上吴宓和李济，从教育背景上说，是完整的中西两面，全部出过国门，对中西学术都有深刻的了解。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成材和贡献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现在学术界公认，虽然中国的大学起步很晚，但起点并不低，它们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而且很快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1945年西南联大北上解体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里面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知名大学的校长，没有几个不曾有过留学经历的，而且他们的留学是在早年，在出名之前，都是“海归”。人们所熟知的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就直接源于德国的留学经历，其改革北京大学的思想就来源于当时最先进的德国教育理念，其具体举措就是以柏林大学为蓝本的，他的名言“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直接来源于德国教育理念；还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曾是清华前身“游美学务处”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留学经历为他后来成为一位有世界眼光的校长奠定了基础。他在办学上既强调儒家的“明明德”与“新民”，要求大学生做好新民工作之准备，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应有所建树；同时又汲取西方通识教育的理念，贯彻“知识博约”与“学术自由”。
结合各个大学的校训，可见当时几所著名大学校长的留学经历及其对学校的影响。曾先后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将“求是”作为浙大的校训并视为办学的核心价值观；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郭秉文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校长时提出训育、智育、体育的“三育并举”，及办学要做到“四平衡”：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执掌中央大学十年之久的罗家伦校长，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其回国后的就职演说《中央大学的使命》中将“诚朴雄伟”作为中央大学的校训和学风。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曾赴美国留学取经，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在回国担任校长期间，他提出办南开只有两个目的：“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为实现这一目标，他确定了南开办学的五项原则。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并将这五项原则归纳为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唐文治任交通大学校长之前曾两次出国，对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进行了广泛考察，回国任校长期间，着力推行其“崇德、尚实、重文、健身”的办学主张，制定了“勤、俭、敬、信”四字校训，强调尚实的中心就是“求实学、务实业”，以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人才。1929年出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曾长期留学欧洲，先后获得伦敦大学政治学硕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作为校长他提出要使武大“能履行新的使命、传播高深的知识、提高深邃的学术、担起中华文化中枢的责任”的办学理想。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他确定了“牺牲、服务、团结”为复旦精神，要求学生务必养成“至诚、纯洁、无私、博爱”的品德。任云南大学校长十二年之久的熊庆来曾留学法国，回国后亲自制定了“诚、正、敏、毅”的校训，鼓励师生“努力求新、努力求真”。
(三)灵活多元的办学体制
当时的大学布局，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就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的学校与学生数量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占据了不容忽视的比重。从学校数来看，192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主要分布情况是：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7所，私立大学13所，教会大学17所；1935年，公立(含国立、省立)大学53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51所；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公立大学的数字为39所，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27所㈣。可见，近代中国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平分秋色，携手并进，构成一个“三足鼎立”的高等教育格局。这样一个局面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制度现代化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当时中国涌现出的大批名校中，不仅有公立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等，私立大学也毫不示弱，例如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陈嘉庚兴办的集美专科学校群和厦门大学，以及大同大学、复旦大学(原复旦公学)、河南福州矿务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广东国民大学、中法大学等，都是著名的学校。同时，也有一批著名的教会大学，如上海三所著名教会大学：中国资格最老的圣约翰大学、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沪江大学、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大学。
当时的私立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确是应当浓墨重彩地大书几笔的。私立大学南开，从1898年南开中学前身严馆时期的六名学生，发展到1948年的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且在校生达四千余人的一代名校，南开的发展是“超常规”的。这里有校长张伯苓的苦心经营，包括他确定发展战略时的腾挪趋避。比如，张伯苓办南开大学，不设中文系，便是有意为之。他认为，学文学的，多空谈；而他更崇尚实业救国，所以要求笃实的学风。旧南开的化]二、经济、社会学等做得很好。很多人批评他，说他 固执、偏激，可你不能不承认，他办的大学是有个性的。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张伯苓的南开，发展出一种迥异于蔡元培的北大、梅贻琦的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张伯苓管得好南开，但管不好北大；反之，蔡元培也很可能对付不了南开。一个有名的案例，罗家伦在清华很受气，在中央大学则如鱼得水，做出了很大成绩。”这也正好说明了私立大学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与私立大学相比，教会大学则更显得“边缘”，然而在当时，它却占据着“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地位。迄至1949年为止，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0％～15％，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例如韦卓民的华中大学。韦先生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有过许多让后人钦佩的作为，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要他出任教育部长，被他拒绝。韦先生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但他看到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治腐败的现象严重，就愤然退出了参政会。国民党和三青团曾经想干预学校的正常活动，韦先生竭力反对，学生也强烈抗议，终于使这类活动未能在华中大学扎根。正是韦卓民这样的大学校长，捍卫了大学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使得学术自由得以传承下来。可以说，这是任何尊重大学历史的人都不应该忘却的。
三、中国现代化大学教育初期的原则
(一)教育独立
教育独立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保障。蔡元培先生为伸张大学的理想，任北大校长期间，先后两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辞职启事，这在教育史上已经成为经典，他的辞职，不是因为个人私利，而是因为教育独立的理念受到阻滞。蔡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教育独立议》，他在文章中呼吁：“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其实，坚持教育独立观念的何止蔡先生一人。1937年7月，胡适在庐山谈话中就多次说过，教育应该独立，总结其历来的主张，主要之点就是反对当时的官吏干扰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23年2月，黎元洪、冯国璋两家子弟以每年出资一千零五十四元的高额学费为条件，请求免试入读清华。然而在教授评议会讨论此事时，却受到极力反对，他们直言：“此例一开，我怕清华园一片净土，到处都是少爷公子们，那时清华真可成为贵族学校了。”教授们不与官僚势力苟且的勇气，使清华最终也没给这两位前“民国总统”一点面子。
不仅不给面子，还要抗命而行。1930年，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当时教育部要求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寿镛校长于1931年1月19日呈文国民政府，文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据理力争，维护了教育独立117J。当校长之前也要先讲好条件，约法三章，否则不干。1936年，蒋介石亲自召见竺可桢，请他出任浙大校长。竺先生当时没有表态同意，说要与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商量后再考虑。在征求蔡先生意见后，竺先生认为，若再不为浙大着想，而抱“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必陷于党部之手”，于是向当局提了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干涉；时间以半年为限。除第三条外，都得到官方允准，竺可桢才肯出任校长，在以后的十三年中大致也做到了。
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当时的云南省省长龙云曾给予联大很大的支持。一日，龙云来校拜见联大梅贻琦校长，说他儿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称不能破例，建议明年再考，他可以请老师为之晚上补习，但要收“家教费”。
当时中国的大学能办得有生气，有特色，并得到时人的认同和今人的怀念，这是与这些校长教授对教育独立性的捍卫分不开的。
(二)教授治校
有一件小事，反映出当时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生活都很拮据。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系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㈣。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方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院长和系主任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这充分体现了对教授的尊重。
当时中国的大学尽管在军阀政府的控制下，可是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超越功利计算之上的精神追求，教授们在社会上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更有自尊心。所以，教授治校也成为了大学的应有之义。正因为如此，尽管当局总是出台一些诸如“取消大学评议会、教授会、校务会”之类的与《大学组织法》相抵触的政策，但北大、清华及后来的西南联大等大学却始终坚持实行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背后蕴涵着深厚的学术理念，就是对教授的尊重和信任。有件个案可以窥见当时教授地位之崇高：1940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而李先生向来不屑于语言学之外的东西，“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做领导了。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劝，然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这是个别事例，人才划分未必得当，但可以从中看出教授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追求表达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比较直接。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份自信，教授们才能“扬眉吐气”，才敢“大言不惭”：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他就要说明：“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虽然是大师的风格，常人难以企及，但这也从另一面说明当时教授在大学里是受到尊敬的。
进入新时期后，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眭依凡教授曾就“大学是否应当成立教授会(具决策性质)， 以便形成和发挥学术权力在治校中的作用”调查过部分大学校长，结果是：63.92％的校长认为没必要成立或日不清楚是否应当成立，只有36.08％的校长认为应当成立。这说明相当数量的大学校长对教授治校的“民主治校”制度持怀疑态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专家、教授治校的传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中断。
事实上，目前世界上一流大学都赋予教授一定的权利，赋予大学绝对的学术自由。即使在麦卡锡主义昌行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警察也不能在校园中抓人。如今，在整个社会都认同了“人不应以思想而获罪”之后，校园学术之自由，更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科学文明的昌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的。
(三)自由流动
作为“大学的灵魂”(竺可桢语)，教授理应受到尊重，而且，还应自由流动，双向选择。
自由流动是当时大学里教授们的“基本权利”。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当时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因为有自由流动的机制，也就给教授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的教授很少终身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是有促进作用的，也能保持教授学术上的活力。
1932年，杨树达在清华执教，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刘文典，因为有人说了杨树达的闲话，他就决定离开清华，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大学里是常见的，凡是学术水平高的教授就不愁没有去处。闻一多在1926年到1930年间曾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1931年在清华安定下来；朱自清在同一时间也流动于杭州一师、扬州第十一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最后固定在清华；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后来，因为傅斯年又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鲁迅和顾颉刚有积怨，不愿呆在一个学校，所以很快就离开了。由于有自由流动的机制，大学里教授之间的矛盾一般能够减至较低程度。有学者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在1949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动程度，他们当中平均自由流动三次，多的则达四五次。
值得一提的是，教授的这种自由流动是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密切联系的，教授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又可以从他们的工资状况得见一斑。当时大学里教授的地位高，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许多现实保障的。30年代梅贻琦做了清华校长以后，教授工资为300～400元，最高可达500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所以，他们自由流动，没有生计之忧。
从辛亥革命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这30多年，中国现代化的大学教育还处于初期，但这些大学充满魅力、个性十足，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仅以西南联大为例，这所与抗战相始终的大学，汇集了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陈寅恪、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吴晗、赵九章、李楷文、林徽因等著名学者专家，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联大师生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的，共有171人(学生9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2人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宋平、彭佩云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其中的经验，可以为时下的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启发，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也不无裨益。当然，其中的一些做法有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在当代能否直接借鉴过来值得慎重考虑。比如教育独立问题，我们现今的教育是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的教育，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教育，是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的。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
责任编辑：王之刚